风俗之败坏——兼论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旧道德之争

作者：曾亦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

         　 选自作者所著《共和与君主——康有为晚期政治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闰六月廿四日甲戌

    　　  耶稣2017年8月1５日

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倡导之种族革命，已足以使中国分裂，至于民初政府诸多施设，直是“革命中国数千年文明之命，而一切取法欧美，甘为异族之奴”[1]，则又等而下之矣。其后民国乱象频仍，祸端四伏，而孙文犹自诩其功，以“在南京三月为民国所经营之诸制度”乃挽救民国之坦途。[2]

古人论政治，尤重风俗。顾亭林区别亡国与亡天下之不同，谓“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又谓“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3]其后，南海论古之君师，乃以开塞阖辟之术奖诱人心而已：

圣人妙于开塞之术，塞淫邪之径，杜枉奸之门，而为礼以束之，为乐以乐之，开人于为善之余，使天下之民，鼓舞轩鼚而不自知，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4]

盖开塞阖辟者，乃导民以善道，而杜奸邪淫慝之门，此厚风俗之法也。是以满洲覆亡，实亡国也，孙、黄辈盖有力焉，匹夫实不容置喙其间；若民国初建，当国事蜩螗之际，乃硁硁然以倾覆中华五千年之礼乐典章为急务，此亡天下也，“中国数千年之文明，至民国而扫地尽矣”[5]，则凡有血气者，不得不指彼等为民族之罪人也。

盖自古革命功成，皆有一番新气象，然民国则反是。陈焕章论之曰：

自古鼎革之后，其开国之人，虽极不肖，亦未有不除前朝之乱，而布新朝之治者，乃今民国肇兴，于前朝之乱象，毫不能改，又益甚焉。自古以来，未有以乱济乱，日益加甚，大败天下之民，如今日者也。[6]

民国风俗之坏，考诸中华五千年，实未曾有也，其流弊所及，历历见于今日。考其缘由，实因民国非止于政治之革命，乃进而为文化之革命耳，遂至于亡天下，“革一朝之命可也，奈何举中国数千年之命，而亦革之乎？”[7]惜乎五十年后又再有革文化命者，盖承辛亥诸公之绪余也。

据康氏言之，民国风俗之坏，大致有如下数端。

一、崇洋媚外

明季以降，西学东渐，吾国朝野上下，莫不歆羡西人之科技，以为吾人之不若也。此种认识尚属客观，殆吾人诚不善于此道焉。然自甲午之后，吾国承新败之余，百计莫施，乃狂躁言变，自谓一切皆不若人，遂有变法之议，至于尽革数千年中国之命而后已。

近世学者以为中国之落后，初则归于不如西人之船坚炮利，似犹可说，其后，乃渐将之归于政治、道德，乃至文化、人种，则甚矣。究其实，不过推卸己之责任，诿过于祖宗而已，亦可羞也哉！

国人习于此种心态影响久矣，至于蔑弃五千年文明，而甘于童稚之身，虽有学步效颦之丑，然犹髡彼两髦，得膝下之乐焉。南海乃历数其中种种可笑情状，以见吾人崇洋媚外之柔姿焉。

饮食。

吾国饮食之美，中外共知，此实乃人类数千年文明进化之结果，洋人亦颇歆享之，此实难以否认者。然容有少数国人，以啖食洋物为雅事，“今民国乃反盛行西食，凡大典礼必设西馔，大富贵家必设中西两厨，甚至铁路车中只供西食，尽舍数千年之美馔，而退化从人，岂不异哉！”[8]

此种心理至今犹然，可见国人之自卑，非独不能辨五味而已，至于心智亦退化矣。

服饰。

吾国素号衣冠礼义之邦，其服饰尤非西人所及。盖西人习于毛绒，常紧身著之，且短小，身体备受拘束，“于观不美，于体不宜”[9]。身体且不能自由，心智焉得自由哉！观乎西人服饰之谨饬，可见其法网之严密，令人极不自由也。

若中国服饰则不然，素尚宽衣褒带，则行止自然舒缓，疾速有度，无奔走之劳，得恬然自适之乐。古人自得自在如此，良非西人所能梦见也，究其实，当与服饰有莫大关系。

语言。

中国“以一字为音，故有律有节”，语言之美，他国不能比。其后弃文言文，用白话文，泯雅俗之界，寖演至今，文字极是丑陋，常有不忍卒读之叹。[10]而且，“各国公牍，无不从主人，今各使署行文吾国者，皆以其国文与我，而吾反须养译人以译之，则视同征服国矣，而吾国安之不耻也”，[11]此亦媚外所致，且糜耗国财也。

吾国数千年文明典雅之国，经此革命之变，乃成一粗鄙固陋之局，诚可叹也。此后，劳工渐成革命之主导，且日益神圣之，《春秋》变文从质，不料今日竟成这般局面。

宗教。

西人有宗教，而民之得以教化者，赖乎此也。至于中国数千年之教化，则赖乎孔子之教也，今一旦弃之，而耶教又不可用，遂致中国道德之沦湑。其后，又有所谓科学主义者，自信能以科学为教，于彼极尽颂歌拜舞之丑态，遂致科学之横行。[12]

今人皆知科学之为尊，然风俗之弊亦至此为极，皆因吾国以科学为教而弃孔子之教故也。

凡此媚外心理，至于尽弃中国数千年之文物而后止。南海痛切言之曰：

一切云为，惟事媚外。凡出欧美者，不问得失，虽臭腐亦神奇之；凡出于中国者，不问美恶，虽前圣亦攻弃之。此非只革清朝命也，实革中国五千年之命矣。彼岂有所知而损益哉？惟有心昏神下奴媚之而已。吾久游欧美十余年，凡欧美之美善，有补于中国者，吾固最先提倡取法之。然吾之采法，集思广益，去短取长，以补中国而已，非举中国数千年文明典章而尽去之也。且师欧美乎，彼亦国国不同将何师？且吾不有善于彼者乎？今乃不问是非，惟中国是弃，惟欧美是从。[13]

今之效法西法者，其心态亦类此。若此，则中华民族与美国黑奴何异，且黑奴已先我而西化矣。中国学步于黑奴之后，亦可羞也，其若吾国五千年文明何？南海又曰：

黑奴之服，西服也；黑奴之食，西食也；黑奴之礼，免冠握手，黑纱系臂，西礼也；黑奴所读之书，所来之学，西学也；而面貌之黑，不能以白粉涂也。美人之奴视之，不与共坐，不与共食，不许入大客舍，不许乘船之头等舱，何尝以从其服食礼而平等礼之？今吾国士大夫，当朝食大礼，乃衣西服者，或不解系颈带，不解扣钮，颠倒裳衣，望之笑人，西人视之，真沐猴而冠矣，真黑奴而已，何能媚外哉！[14]

其后有国粹论者，以为吾国犹有可宝藏者，盖惩于此等媚外潮流之败家忘本也。

南海又谓日本维新而不变旧俗。[15]然其初时则谓“日人之言礼，皆从泰西矣”[16]，又谓“自伊藤博文入掌枢机，而德意志之风渐盛。井上馨改正条约，举国咸染欧洲之俗矣。自此日本与欧洲各国之人，爱与同情，亲几同体矣。……举国社会，变习靡然；千载旧风，一时尽革。……当是时，不独君之以治国改良为主，乃至人民官庶，爱西国之风，上下一心。……唯洋风是拟，西人是效。甚至有民种改良论，换大和民族为高加索民族者”[17]。盖日本亦盛行全盘西化论矣。南海自相矛盾如此，盖其意欲以耸动君上，不得不屡变其说也。

其实，即便在戊戌变法期间，南海亦颇重视风俗。南海曰：

国之强盛弱亡，不视其兵甲之多寡，而视其风俗道德之修不修。近者泰西财富兵力方行四海，而推原治本，颇由其俗尚信义致然。……而无识之徒，或仅见泰西之粗迹，高谈变法，举吾道德修身之旧亦舍而去之。[18]

可见，南海犹以吾国旧有风俗有可宝者，始终不失儒者立场矣。

至于后来“新学之士”，虽每以自由、平等相标榜，然至西洋文化面前，其精神愈形媚态，不能自立。彼等以卑事君父为奴，至其谄颜异种，反不为奴耶？亦可怪哉！南海讥之曰：

今吾国人乃以一日之孱弱，迷于日本之新书，醉于欧美之强盛，不问是非，不审时宜，即使出自欧美及日本下愚人之论说，则亦尊尚之，盲从之。于是凡中国之旧说，不论其为圣贤豪杰、圣经贤传，悉弃去之。此是何状？此为何名？今好新者动以奴隶性质骂人，而以自主自立为贵，然媚外自弃若此，又非奴隶而何？以数千年学术、教化最文明之中国而全弃之，其不能自主自立也明甚。[19]

且人之自由、平等，不过西人之国俗耳，尤无关乎民生、国势。若法国本雄霸欧洲，然“空倡自由革命，内讧垂八十年”[20]，遂为英、德取代，此足为今日倡自由者戒矣。

今人痛诋古代裹足之俗，以为残贼女子，乃女子不能自立而卑屈于男子之证。此种流俗论调实始诸南海。盖南海早年颇感诸妹缠足之苦，即在其乡里反对缠足，以为“太古野蛮旧俗之遗而扫除未尽者”，非中国教化礼义之国所宜有。[21]戊戌间，南海尝上疏论缠足之害，且比为古之刖刑：

以国之政法论，则滥无辜之非刑；以家之慈恩论，则伤父母之仁爱；以人之卫生论，则折骨无用之致疾；以兵之竞强论，则弱种展转之谬传；以俗之美观论，则野蛮贻诮于邻国。是可忍也，孰不可忍。[22]

南海其时主张废八股，而以缠足之害比之，以为二大害，“先生常以中国之大败，士人以八股裹其心而致民愚，妇女以小足裹其体而致种弱，其害过于洪水，誓去此二大害”[23]。则缠足之禁锢其身，犹专制之禁锢其心也。

然至晚年，南海乃以缠足之俗乃中西共有，与专制殆无涉焉。其言曰：

昔楚灵王好细腰，而宫人多饿死者。欧美人之好细腰也，束以紧带，缚以竹绷，务令上下大而中小，以为美观，而女子则被缚束而不堪其刑矣。至于小足，大地同尚。欧美女子，亦复缠以窅娘之帛，耸以跕利之屦，以为美观，但不若中国之甚耳。[24]

所陈法女鞋无数，皆尚尖高。然则韩致光诗所谓“云里蟾钩落凤窠”，李白诗所谓“两足白如霜，不着鸦头袜”，鸦头蟾钩，皆形容其尖，中西同风，有自来矣。观罗马刻石，足迹已斜下而尖；至今欧美男女亦尚尖靴，此风未改，但不如中土渐成裹足之奇耳。然法之女鞋，多高至寸许，甚或高至二三寸者，行步艰难，何其相苦乃尔！今虽稍平，然亦多斜高者，然不能尽改。盖以女为弄，而小足为美观者，乃文明国之公耶？既有此公好，必有致其极者，则裹足之俗，或亦好文过甚致然耶？[25]

不论西人，还是国人，尝尚尖头鞋，至今犹然。南海以为，后世缠足之俗，盖滥觞于此耳。且女子之取悦男子，自古及今，莫不皆然。“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上有所好，下必有其致焉耳。[26]

今之妇女解放，可谓极自由、平等矣，然逢迎男子如故，亦著尖头鞋以为容，至于全身上下，莫不整其容，其惨酷尤甚于古俗，而淫风亦至乎其极矣。虽然，今日女子为容，亦出乎情之自然，而稍滥耳，然又与专制何涉焉！今有一等女权主义者，犹蹙额于此，谓为男权之残余。[27]

其后，五四新学之徒拾南海早年之唾余，攘臂大呼不休，亟欲除此专制陋俗而后快。

二、学术昧亡

吾国学术源远流长，既有上古之遗经可尊奉，且后世之阐释者代有其人，遂成一庞大而精密之学术体系，殆非西人可比也。中国政治之建设，以及道德之教化，皆赖乎此。1912年，清帝逊位，辛亥革命遂告功成，自古及今，革命未有若是之易者，是以民国诸“伟人”未及思得国之艰难，一朝权柄在手，遂以轻易古制为事。[28]古人谓“知之匪艰，行之惟艰”，真老成谋国之言也，然民国诸“伟人”唯恐知之不及，以为天下得谋划于指掌之间，故凡所更张，莫不倒行逆施，遂至民国数十年大乱之局。

其中尤谬者，莫过于废止学校读经一项，而易以普通教科书。盖六经本上古遗存之物，五千年文明实尽出于此，其后经圣人删述，遂历数千年而弗改，不独造就今日中国社会，而人心亦赖此而安。至于西方学校所教授之课本，不过一时浅见之士所编，思考未必深，成效未必著，乃期之以教国人，得无误乎？遑论一般教科书，皆“疏漏颠倒，不可究诘”，更无论政教之根本节目，皆一无所知焉。[29]

1916年，袁氏败亡，新政府迫于政治之压力，执意废止祭天、祀孔与读经等项，至于风俗道德，则绝未措意焉。[30]孔子师表万世，至此乃为一时俗世权力所黜，其后风俗之颓败，亦可想见矣。[31]

其时颇有诋六经无用者，然数千年中国学术实根本于六经，不知有它。且中国文明数千年之保存，除此之外，又赖乎何种实用学问乎？虽然，六经固有不切于当时实用者，然犹有无用之用焉。南海言之曰：

当其盛时，则文学昌明，即其衰乱之时，而郡邑郊野乡遂之间，褎衣博带，方步圆领，执经而哦，拥书而讽者相望。其长老绅士，间居于其乡，教其后生子弟，调和其争讼，整理其地方。其贤者以道德节行化其乡人，其中才以下，亦复有文采风流之美，以诗文书画润色其地，学道之风未辍焉。平民望风，亦知所景从感化也，乃今知昔者科举之以无用为用也。[32]

六经有裨于风俗人心，此其能举无用为大用也。今则崇奔競，奖利禄，则无论权贵之尊，以及四民之末，举世之人莫不苟营于蝇头小利之间，男子降其志，女子卖其身，滔滔者天下皆是矣。

南海又谓废科举有害于风俗，曰：

今民国科举既绝，人士自弱冠出学后，非钻营权贵，凭借党人，不能入仕。若是者，皆聚于京，或津沪，而不能散居于其乡者也。其昔之进士、举人、秀才、童生，狡黠而惰游者，亦既改途以争名利于市朝矣，其朴厚笃谨者，居乡无以为生，则改而营商工农业焉。于是各省乡县，旷邈千里，寂然无士，四民只余三民，无讲学者，无谈道者，无揅经者，无读书者，甚至无赋诗者，无写字者，更无藏书者。夫岂无故家遗俗旧士夫，隐处者则生计不足，日以鬻所藏书画古董为食，于是尽数千年之美术品，皆流于外，精华既尽，褰裳去之，再过六年，一切尽矣。后生无所睹闻，长老无所指示，黄茅白草，沙漠弥望，举国人士，夷为野蛮而已。[33]

民国以来，国人皆以质朴鄙野为高，其后有“劳工神圣”之唱，再后，竟以数千年文明出于劳动人民之创造矣。盖科举既废，全民习于普通教育，而无君子、小人之别，至于古之大学造就君子之精意，则尽失之矣。是以今之官吏，虽位为君子，实等于小人，且以公仆自号，而不知厚自尊重，失雍穆自持之态。国朝起于劳工，素尚忠愨，以实际经验为高，“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然其弊也愚，至其末流，常不过长养其权谋险诐之心而已。古人有“既愚且诈”之语，盖谓此等人也。

此时，南海乃以八股犹有可取矣。[34]其曰：

若废科举而用学校，则学者自听讲义、读课本外，束书不观，乃至中国相传之名物、日用之书亦不之识，其愚闭乔僿，殆甚于八股之时。而八股之士，尚日诵先圣之经，得以淑身善俗；学校之士，则并圣经而不读，于是中国数千年之教化扫地。而士不悦学，惟知贪利纵欲，无所顾忌，若禽兽然。[35]

学校废六经，自无道德以劝养学生，如此，则士风、民风可知矣。其时，有倡新道德者，皆浮萍无根之学而已，实无补于世道人心焉。南海乃曰：

吾国学校不读经，即以全废孔教，即以全废孔子。全废孔子，即以全亡中国之人心风俗；亡中国之人心风俗，即全亡中国之土地种族。[36]

学校不读经，将至于“亡天下”矣。近三十年来，举国皆汲汲于利场，号曰进取，致歪风日长，正气日衰，则又甚于民国时矣。

职是之故，民国以来，学者多学非所学，唯好慕洋人而已，如此“学非而博，顺非而泽”，有明王斯起，当急诛之，勿庸三宥也。[37]此等新学之士，诚伪学误国而已。南海论之曰：

不知孔教为人道之教，与中国民俗合而为一，若攻孔教，是扫中国数千年之礼俗而绝人道也，是欲无教而为禽兽云尔。今民国之元夫巨子，学非而博，言伪而辨，以学说鼓荡后生，沈溺中国者，其成效如此。嗟夫！高谈自由、共和、民主数字，遂可以富强中国，可以治安中国，则墨西哥、秘鲁、乌拉圭、阿拉圭、掘地马来个郎、位亚基之富强治安久矣，其成效乱亡而已矣。嗟夫！其不学者如彼，其有学者如此，以此冥顽愚鲁盲瞽之民，以与东西好学之人竞，亦曰殆哉！吾国民何罪何辜，而陷于此世也。[38]

又曰：

举欧美人之自由、自治、平等、革命、共和、民主之说，日昌洋而光大之，展转贩售，弥漫全国，遂以有今日之大乱也，遂以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也，遂致父子、夫妇之不保也，遂致孔教之沦废也。[39]

晚清以降，国人莫不侈张自由、共和、民主等不实之辞，视若拱璧，以为真能使国家富强者，妄矣！至若吾数千年之孔教，乃敝履之。其后，国势之不振，一如既往，至于礼义陵迟，彝伦斁败，又乏术以救挽之，唯以新道德、新生活、新风尚之类大言以炫人耳目而已。

然而，追源祸始，此种风气当始诸戊戌时期。《湘省学约》讥当时新学之文风云：

观《湘报》所刻诸作，如热力、涨力、爱力、吸力、摄力、压力、支那、震旦、起点、成线、血轮、脑筋、灵魂、以太、黄种、白种、四万万人等字眼，摇笔即来，或者好为一切幽渺怪僻之言，阅不终篇，令人气逆。[40]

戊戌前，维新中颇有人好此新文体，以为得风气之先，若梁启超、谭嗣同等，提倡一类新体诗，不过“挪撦新名词以自表异”而已。其后，梁氏亦悔之，以为必非诗之佳作耳。[41]

三、教化沦丧

民国初建，革命党人大多偏处异域，习于洋俗久矣，反以国俗甚不便也，且将中国近数十年之不振，归咎于数千年传统道德，遂硁硁然以革除古礼古俗为事。革命党人又尊信共和过甚，政治革命稍遇挫折，即欲革数千年文化之命。辛亥革命之后，又继之新文化运动，盖以此焉。然数经折腾，吾国之风俗、道德亦敝乎极矣。

南海讥民国之初政曰：

今国会乎，政府乎，所以为治者，我知之矣：一无所知识，一无所损益，不过师欧美而已；欧美之学术、兵备、物质，则不知学、不能学，惟学其俗。故新国新立，所布告第一事者，改西历也；第二事者，改大人、老爷为先生也；第三事也，改西服也；第四事，改白为吉、黑为凶也。自次可一一推之，日本人则一一笑之。试问此等所改，于国利民福有分毫之益否乎？岂徒无益，令民糜费而失时而已。其对外也，则无耻而为奴，如尼固而已。彼媚欧美者，徒醉其风俗，其知识如西人之童崽云尔。[42]

南海谓革命党人张皇于礼仪之改革，以为吾人舍揖拜而用握手、免冠、鞠躬之法，不为奴颜婢膝之仪，则一旦而真得自由矣，然至其媚事西夷，柔姿百态之际，却不自以为奴，可谓无耻之尤者也。

若日本则不然，其虽因维新而强，然维新诸贤皆服膺于宋明儒学也。南海曰：

今人皆知日本强盛，抑知日本维新老辈皆由宋学、阳明学而来。吉田松阴与诸儒勿论，成就银行之涩泽荣一，终身服《论语》。三浦棲梧，入高丽宫刃闵妃者，而与吾谈，引东莱、程朱说如流。惟如是故，银行不偷盗而巩固也。乃木希典杀身徇君，言必忠孝，曰“不读圣人之经，不知修身”，又日言行圣人之道，故能破强俄而收旅顺也。[43]

然民国以来之政府、学者，莫不炫惑于西学，务以“权利”二字倾动人心，大悖宋明儒学修德立诚之旨。盖利者，凡民之所欲也，小人素便其利而不敢为，不过鼠窃之行而已，今则奉以为权，行私而言公，致一己之自私得为普遍价值，则小人何所不为？国人唯权利是尚，道德又何不沦湑！南海乃力辟此邪说曰：

且夫争权利者，岂待教哉？而道德者，虽厉之而不能行也。国无道德之率厉，而惟权利之是争，则父子、兄弟、夫妇不能久处，而况于国乎？今举国滔滔，皆争权利之夫，以此而能为国也，未之闻也。……今吾国人惟权利之是慕，各竞其私，各恤其家，而不知国；国既亡，身将为奴，而权利何有乎？[44]

一二妄人，好持新说，以炫其博。迷于一时之权利，而妄攻道德。乃辄敢攻及孔子，以为媚外之倡。必欲使己国数千年文明尽倒，国教俱无，而后快其猖狂纵欲之私，以助其成名之具，无论其力未能也。[45]

总之权利二字一涉，即争盗并出，或阴或阳，其来无方，入其中者，必狡险辣毒与之相敌，然后可。[46]

西人有功利主义伦理，其意盖以个人权利之满足能达成普遍之公益，此说之对错且勿论，然其效果所及，则滔滔者天下皆为利往，而古代正谊明道之君子终不复见矣。承平之时，上下尚能以利相维系，一旦祸变之作，将举世为己之敌人，遑论报国哉！前苏东各国，轻言改革，遂致举国谋利，无信仰，无忠诚，视其党之倾覆若路人然，可不深戒之哉！

南海又斥其弟子梁启超，谓其“不深思而大发权利之说，贩运来华，以破二千年孔孟义理之学，故全国移风，至有今日败坏之极”[47]。自此以后，“中国千年之礼教扫地尽矣”[48]，风俗之敝至此极矣。寖至于今日，此风尤为炽盛，国人未知反思，国初淳朴之民风已成余烬，殆不复追矣，而古之儒风尚未能振起，少数精英奔走海内外，务以“权利”观念煽惑天下，他日视之，良不为吾国之罪魁也哉！

民初以来，风俗之浇薄，道德之丧败，不忍卒闻。种种情态，南海颇描摹肖似之，曰：

父丧不服，非金革而夺情；女奸狎纵，可易内而饮酒。若女学生之贵重，则有应票陪饮，等于狎妓者。[49]慕一夫一妻之制而禁妾，则令举国人家庭构乱，母子仳离。定和奸无罪，非本夫不能提奸之律，于是男女纵肆，舅姑饮泣，多有因忿羞而致命者。或以甲科仕于吏礼，父丧未月，吉服高歌；或以进士之高选，文学之盛名，闻丧不服，日谈国事，置酒高会；或以参议高官，而骂母贱骨，与灶养同食；或以民献议员，而逼母游学，俾独立自养。若夫游学毕业，归弃糟糠，朝昏贵女，暮取青紫，或立放大使，或预议政事。于是终南捷径，即在弃妇之章，遂令故妇自杀，或下堂为尼。人道之绝，甚于斯时矣。或以礼义廉耻为宜弃，敢著六虱之论；或以孝弟忠信为旧德，敢发土梗之言。朝秦暮楚，咸以力而转移；入主出奴，皆视势为去就。忽帝制，忽民主，同在一时；忽复辟，忽共和，同在一日。无三日之诺而能践，无十夫之党而能团。以变诈为良知，以反覆为能事，以无良为大义，以无恒为圆通，以无耻为俗尚，以无是非为公论。澒洞纷纶，混同鼓扇，信义既亡，礼教皆坠，遂至人无可恃之党，国无不二心之臣。太行险巇，不足喻倾诈之人心；滟滪崎岖，不足拟此万恶之人道。其奸回贪乱，为从古所未有也。人心陷溺，沦于漩渊，天彝尽氓，过于禽兽，安有以无良无耻之人心如此而可立国者乎！而可以救国乎哉！[50]

种种弊端，皆众所习见也，至今则尤甚矣。不独中国如此，外国亦然，盖凡欲效法西人自由、民主、平等、权利之说而改革者，莫不数年间而致风俗、道德大坏。南海言之曰：

今民国群众所尚，报纸所哗，则新世界之所谓共和、平等、自由、权利思想诸名词也。夫自由者，纵极吾欲云尔；权利思想者，日思争拓其私云尔；所谓平等者，非欲令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不过耡除富家贵族，而听无量数之暴民横行云尔；所谓共和者，倒帝者之尊制，自余则两党相争，陈兵相杀，日为犯上作乱云尔。……权利之思想已溢，自由之势力弥充，进无所慕于古，退有以荣于人。时风众势，卷而成俗，人所慕羡，皆在此徒。苟不破法律，作奸欺，谋乱略，营党私，何以充塞其权利之私、弥满其自由之壑乎？即有廉让之士，而风俗既成，坐而相化，则绛衣大帻，谨厚者亦复为之。故当今之世，人不谋乱，更复何事？人不破法律，作奸欺，亦何为好修自爱之迂愚无用也耶！嗟夫，吾中国今已养成恶俗矣。[51]

又曰：

所谓民权者，徒资暴民之横暴恣雎，隳实桀颉而已。所谓平等者，纪纲扫尽，礼法荡弃而已。所谓自由者，纵欲败道，荡廉扫耻，灭尽天理，以穷人欲而已。[52]

又曰：

若吾国人终日师欧媚美者，只师其男女无别，革命自由，民主共和，奢侈纵欲而已。若其美俗，则必力背而深绝之，何哉？昔闵马父以士不悦学，知周之亡，何吾中国之民国，乃弃学如是？以数千游学之士，散布朝野上下，大声欢哗，所日夕植根播种，耘锄灌溉于中国者，拾欧美已过之唾余、不中时之陈言，曰自由也，曰共和联邦也，争民族也，去教也。[53]

今日又颇有人高谈民主、自由、平等之说，盖无视于现实中种种悖乱情状，即便有所闻见，亦不欲深究其病源，或诿过于数千年传统而已。

其实，戊戌间，康、梁之徒亦大倡民权、平等之说。[54]

《湘绅公呈》攻其党曰：“广东举人梁启超，承其师康有为之学，倡为平等、平权之说，转相授受。”[55]

《宾凤阳等上王益吾院长书》曰：“今康、梁所用以惑世者，民权耳，平等耳，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56]

《邵阳士民驱逐乱民樊锥告白》曰：“人人平等、权权平等，是无尊卑、亲疏也。无尊卑，是无君也；无亲疏，是无父也。无父无君，尚何兄弟、夫妇、朋友之有？是故等不平则已，平则一切倒行逆施，更何罪名之可加，岂但所谓乖舛云乎？”[57]

《王祭酒与吴生学兢书》曰：“至康、梁今日所以惑人，自为一教，并非西教。其言平等，则西国并不平等；言民权，则西主实自持权。康、梁谬托西教，以行其邪说，真中国之巨蠹，不意光天化日之中，有此鬼蜮。”[58]

可见，南海实开异端之路，晚年乃悔其初倡邪说矣。

虽然，南海犹欲建立孔教，以救道德之沦亡。民初，革命党人操一时之权柄，竟欲行数千年不敢行之事，若蔡元培等，藉“新教育”为名，废止读经。其后孔教运动之兴起，实肇因于蔡氏之倒行逆施也。其时陈焕章论民初道德之败坏，即归咎于孔教之废，曰：

孔教既废，于是人心大坏，道德全隳，如旧屋之去其基础而同受倾压，如大水之决其隄防而共遭淹没，全国之中，乃无一不受其害者矣。[59]

虽然，革命党人中亦不乏有识见者。1912年5月22日，黄兴致电袁世凯，曰：

民国初建，百端待理。立政必先正名，治国首重饬纪。我中华开化最古，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立国之要素，即为法治之精神。……是以政治革命、家庭革命诸学说，原为改良政教起见，初非有悖于忠孝之大原。惟彼来学子，每多误会共和，议论驰于极端，真理因之隐晦。循是以往，将见背父离母以为自由，逾法蔑纪视为平等，政令不行，伦理荡尽。家且不存，国于何有？应请通令全国各学校老师申明此义，毋使邪说横行，致令神明胄裔误入歧趋，渐至纲纪荡然，毫无秩序，破坏公理，妄起私心，人惟权利之争，国有涣散之势。孟子所谓猛兽洪水之害，实无逾此。[60]

同日，黄兴在《致各都督电》《复上海昌明孔教社书》中，均表达了同样意思。可见，黄兴亦以孔教与道德有莫大关系。

其后，乃有五四“新学之徒”，以全盘西化为帜，不独欲推到“孔家店”，至欲尽弃五千年之“国故”，而风俗道德之敝坏亦莫此为甚矣。南海讥之曰：

新学之士，不能兼通中外之政俗，不能深维治教之本原，以欧美一日之强也，则溺惑之；以中国今兹之弱也，则鄙夷之。溺惑之甚，则于欧美弊俗秕政，欧人所弃余者，摹仿之惟恐不肖也；鄙夷之极，则虽中国至德要道，数千年所尊信者，蹂躏之惟恐少有存也。[61]

梁启超亦诮让之曰：

自二十年来，所谓新学、新政者，流衍入中国，然而他人所资为兴国之具，在我受之，几无一不为亡国之媒。[62]

新文化诸公自诩“以新道德易旧道德”[63]，然新道德迄今未成，而旧道德已败之久矣。国人何辜，乃罹此荼毒哉！然追本溯源，盖民国初政有以启之也。其时孙中山履大总统位不过三月，不为当务之急，乃汲汲以变革风俗为事。古代虽有移风易俗之事，然皆恭默以化于下，疾风骤雨之力，鲜有能奏其效者。至于毁方败常之教，皆一旦而流毒天下，观乎今日施行改革之国，数年之间，风俗即大坏。

虽然，新文化诸公犹以当时道德隆越往昔。陈独秀曰：

古以古代风俗人心，善于今日，则妄言也。……共和思想流入以来，民德尤大进。……浅人所目为今日风俗人心之最坏者，莫过于臣不忠，子不孝，男不尊经，女不守节。然是等谓之不尊孔则可，谓之为风俗人心之大坏，盖未知道德之为物，与真理殊，其必以社会组织生活状态为变迁，非所谓一成而万世不易者也。[64]

新文化诸公真忍人也，彼等于当时现实之敝坏竟若是不顾，则新道德之不能成亦可知矣。

凡此种种弊端，皆因民国政府及其辩护士们对传统价值的彻底否定。不过，南海本人亦当自尸其咎焉。其实，戊戌前后，南海已持一种整合中西的立场，将西欧一隅之价值奉为人类普遍准则，而贬孔子之说为据乱世之法。宣统年间，刘坤一、张之洞等封疆大吏推行新式教育，试图将大量西学课程纳入学堂教育之中，此种做法与南海融合中西的立场一脉相承。[65]

然而，无论如何，这不可避免地贬低了传统的价值。当时，尝有洋人如此评述晚清新政：

西方思想甚是强劲，其控制自然界之力使其声誉极盛。……儒教必在西方物质主义之前衰亡。中国将失去其宗教、旧思想，而不能换取新的，在无限的痛苦与耻辱中徘徊，其罪恶可能带给全人类。[66]

此种预言性质的说法虽属悲观，不过，此后中国遭遇的种种不幸，及目前以物质生产为惟一目标而实施的改革，对于人类是祸是福，实难逆料。

其后，更激进的革命思潮登上了历史舞台，不论是右翼的自由主义，还是左翼的马克思主义，皆采取全盘西化的立场，即以彻底否定数千年传统为目标。至1920年代前后，新式知识分子，若陈独秀、胡适等，自觉地投入到加速传统衰微的过程之中。[67]

如果说在南海那里多少还是有破有立的话，那么，陈、胡等人的努力纯然只是破坏，以为中国一定要变得“一穷二白”，才可能融入西方，才可能在拥有五千年历史、却又如此这般贫瘠的土地上任意描绘出最美丽的图案。现代中国思想无疑陷入一种误区，以为“矫枉”必须“过正”，甚至“大破”而后乃能“大立”，此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除了在今日少数全无心肝的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那里，已经充分证明是一种错误的选择。

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开始实施改革，结束了以“大破”为目标的革命道路，转而诉诸人类历史经验，寻求渐进式改良的道路。虽然，目前的改良尚只是借鉴西方人的历史经验，将来必定会进展到这一步，即回归自己民族的历史经验来设计中国未来的现代化道路。

萧公权虽不尽同意这种全盘西化的做法，但也指出，此种激进态度多少有些历史的无奈。他说道：

铸造此一代人的态度似有两个因素。清廷之倒台不仅损及“帝国儒教”的威信，同时造成动荡和不安，自易使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将政治、社会以及道德上的毛病都归罪于儒家。他们既把儒家视作中国文化的整体，自然会要求整个价值的激烈改变。[68]

此外，全盘西化风潮与民国政府的积极教育政策有关。譬如，民国甫建，即下令废止读经。士庶不读经，遂不知道德为何物。其后，政府颇有意于新道德，惜乎水土不服，若民主、自由、平等、权利一类新价值，无助于新道德之建设，徒然破坏旧道德而已，其敝甚害于人之不知不学。[69]而且，当时大学的教科书都是外文书，甚至，“教师们说明原理的例证也大都来自西方”[70]。很不幸，最近一系列教育改革似乎又重复了当年的轻率粗狂，其流毒真难以一言道尽也。

较之此种激进思潮，南海对共和制度之批评，时人多以保守、反动视之。然而，萧公权倾向于善意的理解，称康氏的“抨击经常是建设性的，并非要破坏新秩序，而是要改良它，使它有生气”[71]，甚至认为，南海曾对民国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由于未得到充分回应，遂参与了后来的帝制复辟。可以说，南海并非自始至终试图倾覆民国。[72]

萧氏之说亦未尽是。南海对北洋政府，尤其是吴佩孚，寄望颇深，以为犹能藉以实现虚君共和，至于孙氏之民国，则终其一生，或讥嘲，或诟厉，未尝假丝毫颜色也。

民国以后，南海尽反其旧说。对此，钱宾四有论曰：

凡谭氏《仁学》所欲冲决之网罗，长素一一为之张设而护卫；凡《大同书》所欲毁灭之界划，亦一一为之浚深沟、筑高垒焉。[73]

南海为论，前后变易泰半如此。盖戊戌间，康、梁等实倡导新道德，而保守派攻之。民国初，革命党人倡导新道德，而南海攻之。至新文化诸公倡导新道德，孙中山乃攻之。世易时移，物是而人非，然各有所取焉。

注释

[1] 康有为：《中国还魂论》，1913年11月，《全集》第十，第159页。

[2] 孙中山：《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的演说》，1919年10月18日，《孙中山全集》卷五，第140页。

[3] 顾炎武：《日知录》卷13，《正始》。

[4] 康有为：《康子内外篇·阖辟篇》，《全集》第一，第97页。

[5] 康有为：《共和平议》卷2，《全集》第十一，第34页。革命党人以满洲为异种而驱逐之，至其用西夷之法以变夏，却大言不讳。若章太炎之态度则似不然，谓西夷之祸甚于满洲，“言种族革命，则满人为巨敌，而欧美少轻，以异族之攘吾政府者，在彼不在此也。若就政治社会计之，则西人之祸吾族，其烈千万倍于满洲”。（章太炎：《革命军约法问答——公是先生问太炎答》，1908年7月10日）

[6] 陈焕章：《论废弃孔教与时局之关系》，《民国经世文编》册八，第5108页。

[7] 康有为：《〈中国学会报〉题词》，《全集》第十，第17页。然南海早年议论，亦主变革风俗，其谓“父子之亲，天性也，而佛氏能夺之而立师徒；身命之私，至切也，而圣人能夺之而徇君父。夫以其自有之身，及其生身之亲，说一法立一义而能夺之，则天下无有不能夺者矣。故明此木者，何移而不得”，则民之可与上下左右，皆赖君王之诱导，或阖或辟，或开或塞，是以“匹夫倡论，犹能易风俗，况以天子之尊，独任之权，一嚬笑若日月之照临焉，一喜怒若雷雨之震动焉，卷舒开合，抚天下于股掌之上”。（康有为：《康子内外篇·阖辟篇》，1886年，《全集》第一，第97—99页）董仲舒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又谓“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皆以君臣父子之伦乃天道，不可变，亦不能变也。是以文悌攻康氏“直似止须中国一为而为外洋政教风俗，即可立致富强，而不知其势，小则群起斗争，召乱无已，大则各便私利，卖国何难”。（《文仲恭侍御严劾康有为折》，《翼教从编》卷2）不数年，此言果验矣！其后，孙、黄等“新学之徒”秉操大权，遂欲尽变数千年之古俗矣。

[8] 康有为：《共和平议》卷2，《全集》第十一，第34页。

[9] 康有为：《共和平议》卷2，《全集》第十一，第34页。

[10] 南海此时讥白话文如此，然追溯祸首，白话文运动实始于维新党人。1887年，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学术志》中主张文、言合一；1897年，梁启超为《演义报》作序，倡导俗语；1897年，陈荣衮作《俗语说》，谓雅俗之对立，1899年，发表《论报章宜改用浅说》。裘廷梁（1857—1943）作为近代白话文运动的先驱之一，颇受梁氏此说之影响。1898年7月，裘氏在《苏报》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揭“崇白话而废文言”之帜，“愚天下之具，莫如文言；智天下之具，莫如白话”；同年，裘氏又创办《无锡白话报》，作为白话文运动之试验场。大致在戊戌期间，长江下游出现了八种白话报纸，即无锡白话报、杭州白话报、苏州白话报、宁波白话报、国民白话报、上海新中国白话报、安徽白话报、长沙言说通俗报、江西新白话报，此外，尚有潮州白话报、北京白话报、北京正宗爱国报、伊梨白话报、蒙古白话报。梁启超亦撰文曰：“古人文字与语言合，今人文字与语言离，其利病既屡言之矣。今人出话，皆用今语，而下笔必效古言，故妇孺农氓，靡不以读书为难事。……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以穷极异形，振厉末俗，其为补益，岂有量耶！”（梁启超：《论学校·幼学》，《时务报》第18册）其后，梁氏乃躬自行之，以半文半白之语为文，且多杂以俚语及外来词，风靡一时，因其文章多刊于报刊，故称为“报章体”，又称“新民体”。（参见刘志琴、闵杰：《近代中国文化变迁录》卷二，第132—135页）1902年，梁氏又试用白话撰写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自此，兴民智必以白话为先，渐成一般认识矣，后来之新文化运动，不过啜取维新党人之唾余而已。

[11] 康有为：《共和平议》卷二，《全集》第十一，第35页。

[12] 洎乎陈独秀盛张“赛先生”之帜，其后有科玄论战，中有吴稚晖者，世人目为科学鬼，即深信科学能解决人类一切问题，其《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与人生观》（1923）宣称，“物质文明愈进步，物质愈多，人类也益趋统一，复杂的问题也愈易解决”。此种论调极具唯物主义色彩，后来成为国、共两党的无上圭臬。

[13] 康有为：《共和平议》卷二，《全集》第十一，第35页。其在《物质救国论》中已谓“今以其一日之强富，宫室器用之巧美，章程兵政之修明，而遂一切震而惊之，尊而奉之，自甘以为野蛮，而举中国数千道德教化之文明一切弃之，此大愚妄也”。（《全集》第八，第66页）今之国人之崇尚西学，皆出这类心理耳。

[14] 康有为：《共和平议》卷二，《全集》第十一，第35页。

[15] 日本明治维新之初，儒教亦视为落后而遭罢斥，并大胆试行西方价值观与体制。至80年代以后，保守势力重新引入了儒家价值观，且在政治上从自由主义实验转向中央集权的保守主义，从而再度确立儒学作为“体”的地位。（参见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第144、145页）对此，萧公权指出，“明治日本似特别能够将旧社会的因子转化为新秩序中经济发展的有利点。……封建伦理不仅未阻碍改变，甚且给予明治社会以道德上的支援，事实上成为大规模政府和商业行政的基础”（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第299、300页），“维新后的日本本身具有双重性——新与旧的合璧，为传统与创新的结合。……日本完成了经济的现代化而不必经由文化上的全盘西化”（同上，第302页）。

[16]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卷10，《全集》第三，第404页。

[17] 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卷10，《全集》第四，第239页。

[18]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卷10，1898年，《全集》第三，第396页。

[19] 康有为：《英国监布烈住大学华文总教习斋路士会见记》，《全集》第八，第36页。

[20] 康有为：《法兰西游记》（1905），《全集》第八，第167页。

[21] 康有为：《大同书》第2，《全集》第七，第61页。1877年，厦门一牧师首先在教民中倡导不缠足，并创立了“戒缠足会”，会员发展到80余家。《万国公报》对之作了报道，前后发表了数篇劝戒缠足的文章，南海在广东创立“不缠足会”，大概受此影响。

[22] 康有为：《请禁妇女裹足折》《全集》第四，第382页。

[23] 陆乃翔、陆敦骙：《南海先生传》，《全集》第十二，附录二，第443页。

[24] 康有为：《大同书》第2，《全集》第七，第61页。

[25] 康有为：《法兰西游记》，《全集》第八，第151页。1883年，南海在《戒缠足会启》亦引此李白、韩致光二诗，以为不缠足之证，而以缠足之始作俑者始于其后南唐之宫嫔窅娘。南海前后所引诗同，然前此以缠足之风乃后世之结果，后则以为古之遗俗，甚至推为中外同然。南海常自相矛盾若此焉。

[26] 迟至20世纪初，欧洲尚流行束腰之风，其对胸腹束缚之苦，尤非缠足可比。缠足不过苦于幼年，若束腰之残贼其身，则终其一生矣。且缠足之病，只在不便行走而已，然古代男子行走之仪态，尚安步以当车，则女子疾趋奔走，欲何为哉！今之女子仪态，亦以寸步为美，盖得人心之同然焉。且女子虽不便行走，犹能快意饮食，衣裙宽大，又不必在意体形，则中国女子之幸福，远非西方女子可比也。

[27] 今之妇女解放尚有一证，即不欲诞子，更不欲育养之。南海讥之曰：“妇人不愿有子，乃天下之大变，洪水猛兽，未有甚于此者也。”（《法兰西游记》，《全集》第八，第156页）今日西方盛行此俗，虽然，其理性皆以子女不能孝养，是以“为妇女者何所望于子？安所肯舍性命、忍嗜欲、耐劳苦而生之抚之，无宁预绝其萌以省事耶？我国人民甲大地者，盖由重父母而崇孝养之故，故妇人皆望有子，乃至有怀假胎、乞他种而求之者。轻重相反，故求弃亦相反也。”（同上）至于中国人口之繁多，实孝道有以致之也。妇女自立如此，适足为人类绝种之大祸，观乎今之俄罗斯可知矣。

[28] 武昌军兴，虽得各省相应，然兵力寡薄，本无能为也。若非袁氏有窥窃神器之心，欺孤儿寡母，虚张南方革命之势，共和又何其难哉！然南方革命党人不自思得之不易，乃盛张其革命之先达，以尽革数千年传统为己任。袁氏之败以此，革命党人之败亦以此焉。

[29] 参见康有为：《致教育总长范静生书》，《全集》第十，第323页。教科书之可笑浅薄，今人共知，自不待言。今日吾等主张通识教育，其意即以教科书不能育真才，而代之古代经典而已。

然而，戊戌前后，南海之议论则迥异于是。南海彼时固不敢轻议六经之非，犹以后世之教育皆不得法。其论背诵经文之非曰：“往往村塾乡童读书，十年不解文义，因不得成其材者皆是也。……蒙学之法，不求通义，但求闇记，日诵数行，夏楚以威，中资有终岁不诵一经者。历数年能诵数经，然存于口，盲于心，名物不知，大义不达，甚有读书十年不能通书札者，不可胜数也。……令四万万之童幼不收其用而增其愚，此皆由小学之法之失也。”（《日本书目志》卷10，《全集》第三，第409页）又论经典之难读曰：“幼学无方，自髫龀之子，不审其才力，皆将授以《大学》《中庸》《书》《易》之精深，而又诵文而不求解义，或教之属对、破承题、临帖，以待为八韵、八股摺卷之用也。故童学十年，而无所知识。幸而登高科，掇朊仕，其茫然于天地之大，古今之故，万国之事，犹其童学之颛愚也。……此吾中国所由弱亡也。”（同上，第417、418页）然两千年来，国人自幼即习读经典，而人才迭出不穷。今南海以经典不便于幼童教育，则不免废止读经矣。

南海又观乎西人之隆尚小说，遂极称颂西人以小说蒙童之法，曰：“启童蒙之知识，引之以正道，俾其欢欣乐读，莫小说若也。”（同上，第410页）又曰：“今日急务，其小说乎！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同上，卷14，第522页）西人自小习读《白雪公主》《木偶奇遇记》《安徒生童话》之类，浅陋如是，无怪乎某一见洋人，及颇造乎洋人之学者，蠢痴之相，跃然面目之间，至若数语之下，天真浪漫，真若童话中人物，无怪乎甚为政府所愚也。洋人误信民主政治，得民选而举民主于上，以为民意在斯，甚至自居民主而不疑。洋人又颇尊信自己之理智，政府行朝三暮四之术，或朝或暮，似皆出民之意志，遂号为自由。政府之诈，民众之愚，尽见于今之民主政治矣。若吾国政府自居圣明，而斥百姓为凡愚，虽不中听，反得其实焉。

    南海又论汉字之难，“日人用泰西教育法……尚虑中文深奥，杂以伊吕波之片假名，以达其意。不求古雅，但思逮下，于是举国皆识字知学。日之骤兴，良由此故。吾开国数千载，周世文义名物与今隔绝，几同外国，即汉、唐亦复迥异。而又公私所用语言文字皆绝殊，故为学极难。此亦宜多制小学书，多采俗字以便名。变法自治，此为第一事矣”。（同上，卷10，第419页）南海将中国近代之弱乃归咎于中国数千年之语言文字，直启后来汉字改革、白话语文运动，真民族之罪人也。

[30] 其时，南海尝致书当时黎远洪、段祺瑞、范静生（时为教育总长）、孙洪伊（时为内务总长）等，极陈废止祭天、祀孔、读经之害，以为无补于世道人心，奈何当政者乃牵于政治利害，遂致遗千年之祸而弗顾焉！（参见康有为：《全集》第十，相关书信）

[31] 民国以来的现代教育完全排斥读经，而六经最关乎伦理道德，“六经数十万言，尽其义不出明伦二字，由此言之，废经即废伦”（《本会特别告白》，《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6号），“学校皆所以明伦，而明伦必根于尊经”（陈焕章：《陈重远厦门集美学校演词》，《经世报》第2卷第12号，1924年10月）。是以孔教会将民初乱象之根源溯诸于此，“祸在离孔学以求学而已”（狄郁：《孔教学校之重要》，《经世报》第2卷第5号，1923年6月）。是以陈焕章等创立孔教大学，欲以藉现代教育之穷，进而以孔教为救国、救世之方也。

[32] 康有为：《共和平议》卷二，《全集》第十一，第36页。

[33] 参见《戊戌变法》册二，第25页。

[34] 南海初时亦谓科举无用，乃致中国危亡也，“八股一废，则士人争为有用之术”（康有为：《请惩阻挠新政片》，1898年6月28日，代杨深秀作，《全集》第四，第305页），学术求有用如此，国人乃尽学外语、财经，以为第一有用矣。又谓“前明朱元璋乃阴售其八股愚民之木，本朝未暇改之，而不肖有司乃增加大卷摺子之楷，枯困割裂之，务弊天下千百万人士之精神才力于无用之地。故危亡中国者，教为之也，非先圣之教也。枯困割裂之文，大卷摺子之楷，士人以此致贵，以此终老，求一稍通今古之故者，郡邑或无一人焉，或一省无几人焉。况欲其明天人之际，达治教之原，通中外之故，小大精粗六通四辟者，安可得哉？”（《日本书目志》卷10，《全集》第三，第408页）“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1898年6月17日，《全集》第四，第79页）戊戌间，康党汲汲以废除科举为事，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坑儒。三月，康有为与杨深秀上书请废八股，为许应骙所驳而不行。四月上旬，梁启超联合举人百余人上书请废之，格不达。至康有为、张元济蒙召见，力陈八股之害，康氏至谓辽台之割，二百兆之偿，琉球、安南、缅甸之弃，轮船、铁路、矿务、商务之输与入，国之弱，民之贫，皆由八股之害。五月初五，乃诏废八股取士。（参见《戊戌变法》册二，第25页）南海前后议论之变大致若是。

[35] 康有为：《中国还魂论》，《全集》第十，第159页。后世八股文章本肇自宋代经义之体，“因文见道，意美法良”。然南海初时不独以八股无用，甚且以为有害于风俗，“明世沿习既然久，防弊日周，于是创为代圣立言之说，谓不得用秦汉以后之书，述当世之事。夺微言大义之统，为衣冠优孟之容，诬己说为古言，侮圣人而不顾。于是史书不观，争为谬陋文体，风俗之坏，实自兹始”。（康有为：《请正定四书文体以励实学而取真才折》，1898年6月1日，代杨深秀作，《全集》第四，第62页）“吾中国以先圣之教为文化大国，然士人知国而不知教。故重人主之富贵，而轻圣人之道义。而前明朱元璋乃阴售其八股愚民之术，本朝未暇改之。……野皆愚民，庠皆愚士，朝皆愚吏，于此而国不危也，可得乎？”（《日本书目志》卷10，《全集》第三集，第408页）同是八股，南海前则以为有害风俗，今则以为犹能“淑身善俗”矣。

[36] 康有为：《参议院提议立国精神议书后》，1914年12月，《全集》第十，第206页。

[37] 今人王尔敏讥此辈学者之崇洋媚外曰：“（庚子之难）使国人自尊自信全然丧失，从此一个世纪崇洋媚外，死心踏地服了洋人，甘受洋人欺负不敢抗争。最可耻者是高级知识分子，丧心病狂，从此以诅咒攻伐丑诋鄙薄唾弃中国固有文化、人物、历史、文学、哲学为能事，一百年来史不绝书，那此流行的皇皇巨著不都在吗？这冲击下来的各样丑剧，国人表演得还少吗？真是士大夫之无耻是国耻。”（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自序）如此讥嘲，可谓畅快之极！

[38]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卷10，《全集》第三，第408页。

[39] 康有为：《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1913年7月，《全集》第十，第142页。又见《论效法欧美之道》，《全集》第十，第345页。

[40] 苏舆：《翼教丛编》，卷五。今日报刊编辑颇喜此类文字，满纸皆此类新奇洋词，然通篇却不知所云，或立意极浅陋。古以通敌卖国为汉奸，然今则挟洋自重，以欺吓国人，则奸之尤可恨者。时下有一类学者，留洋数年，于外极尽谄媚之态，于内则好虚张其不实之辞，自欺欺人，且深晦其在国外之丑态，可名之为“文奸”也欤！

[41]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五。

[42] 康有为：《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全集》第十，1913年7月，第141页。又见《论效法欧美之道》，1916年7月后，《全集》第十，第344页。

[43]（《共和平议》卷2，《全集》第十一，第37页）不过，孙文极攻此说，谓阳明“知行合一”之说有功于日本之维新，然未必能救中国之积弱也。（参见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孙中山全集》卷六，第197、198页）

[44] 康有为：《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全集》第十，第138页。

[45] 康有为：《意大利游记》，1904年，《全集》第七，第374页。

[46] 康有为：《与梁启超书》，1910年3月23日，《全集》第九，第128页。

[47] 康有为：《与梁启超书》，1910年3月23日，《全集》第九，第129页。

[48] 康有为：《共和平议》卷2，《全集》第十一，第38页。   

[49] 此风至今日尤盛，时下学校女生对家人则高唱自由、独立、平等，对外人则浅吟低笑，百般承欢，极尽曲媚之能事。某曾在学校电梯，闻数女生探讨如何勾引洋人之事，旁若无人，廉耻道丧如此，唯感慨无言而已。今日学校之于女生，犹昔之青楼也，花费偌大成本，培养高级妓女以接客，较之发廊女之卖肉，不过稍具品味耳。

[50] 康有为：《共和平议》卷2，《全集》第十一，第38页。

[51] 康有为：《共和平议》卷2，《全集》第十一，第45页。

[52] 康有为：《问吾四万万国民得民权平等自由乎》，1913年7月，《全集》第十，第145页。

[53] 康有为：《共和平议》卷2，《全集》第十一，第37页。

[54] 南海平等之说，非必取于西人，盖佛家本有此理。南海曰：“吾谓百年之后必变三者：君不专、臣不卑，男女轻重同，良贱齐一。呜呼！是佛氏平等之学矣！”（康有为：《康子内外篇·人我篇》，《全集》第一，第108页）稍后，南海于《实理公法全书》中既主张人人平等，又颇攻佛教之非人道，如以“禁人有夫妇之道”及“凡子妇其始由父母养育之，及既从师，则为其师之徒，身为其师所有，与父母不复相识”为“灭绝人道”，有悖几何公理也。（《全集》第一，第150、151页）

[55] 苏舆：《翼教丛编》卷5。

[56] 苏舆：《翼教丛编》卷5。

[57] 苏舆：《翼教丛编》卷5。

[58] 苏舆：《翼教丛编》卷6。

[59] 陈焕章：《论废弃孔教与政局之关系》，《民国经世文编》册八，第5100页。

[60] 黄兴：《致袁世凯等电》，《黄兴集》，第193、194页。

[61] 康有为：《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1913年4月，《全集》第十，第91页。

[62] 梁启超：《中国道德之大原》，《民国经世文编》册八，第5175页。

[63] 参见康有为：《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全集》第十，第91页。

[64]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1916年12月，《独秀文存》卷1，第86、87页。

[65] 早在1902年，清廷诏令实施新政，刘坤一、张之洞所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即对当时学堂课程设置进行了大胆改革，除经学一门外，其余皆为西学科目。后人不难发现，包括教育改革在内的大多数新政措施，实基于戊戌间康有为的设想，却又竭力撇清与康氏的关系，更谈不上认同康氏为改革的先驱。对此，海外的保皇党人带着复杂的感情不断指出这一点。至于1906年以后的行政改革，更是直接以立宪政府为目标。其时由奕劻、孙家鼐、瞿鸿禨主持的官制改革尝向慈禧奏道：“窃维此次改定官制，既为预备立宪之基，自以所定官制与宪政相近为要义，按立宪国官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峙，各有专属，相辅而行，其意美法良。”（朱寿朋：《东华续录》卷202）皆见晚清新政与戊戌变法之渊源。

[66] Gascoyne Cecil, Changing China, 转引自萧公权：《康有为思想研究》，第264页。

[67] 南海《大同书》中包含了更为激进的社会、政治主张，与西方乌托邦思想及马克思主义极其相似。《大同书》直到30年代才出版，当时陈独秀自然未能见及此书，不过，他那些震聋发聩的说法却与康氏不谋而合。譬如，陈氏批评传统社会之不平等，“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决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脱离乎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陈独秀：《敬告青年》，1915年9月，《独秀文存》卷1，第4页）此类说法代表了后来中国思想发展的大方向，然其破坏多于建设。南海大概还算负责任的传统读书人，他预计到《大同书》的出版对世道人心的负面效果，故终其一生而秘不示人。不料，后来之激进思想竟不计后果地售卖这类真理，遂使中国之道德崩坏而无阙遗矣。

[68] 萧公权：《康有为思想研究》，第266页。

[69] 其初，梁启超倡导“新道德”，非尽以“旧道德”为非也。盖自梁氏视之，旧道德不过“私德”耳，至于“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则赖乎“公德”也。观乎此，则“旧道德”未可尽弃，公德与私德当相须而成也。其后，新文化诸公深恶旧道德之陈腐，欲一切尽吐弃之而后已，然梁氏已预忧之于前矣，曰：“前哲不生于今日，安能制定悉合今日之道德，使孔孟复起，其不能不有所损益也亦明矣。今日正当过渡时代，青黄不接，前哲深微之义，或湮没而未彰，而流俗相传简单之道德，势不足以范围今后之人心，且将有厌其陈腐，而一切吐弃之者。吐弃陈腐，犹可言也，若并道德而吐弃，则横流之祸，曷其有极！今此祸已见端矣。老师宿儒，或忧之，劬劬焉欲持宋元之余论以遏其流，岂知优胜劣败，固无可逃，捧坏土以塞孟津，沃杯水以救薪火，虽竭吾才，岂有当焉。苛不及今急急斟酌古今中外，发明一种新道德者而提倡之，吾恐今后智育愈盛，则德育愈衰，泰西物质文明尽输入中国，而四万万人且相率而为禽兽也。”（梁启超：《新民说》，1902年，载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上册，第127页）至于如何建立“新道德”，梁氏诉诸权利思想之建立。

[70] 萧公权：《康有为思想研究》，第266页。

[71] 萧公权：《康有为思想研究》，第169页。

[72] 萧公权：《康有为思想研究》，第170页。

[73]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第7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