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之旅，儒学之旅——粤游散记（余樟法）

3月底与4月上旬间，到广州、深圳、珠海三地溜了一圈，会了不少儒友，就儒家种种问题进行了探讨和交换了意见，感想多多，收获多多，杂记于左，聊作纪念云尔。

南山有石

3月30日上午，先到广州见到了南山石网友。东海南山，正巧相对，偈曰：南山有石，东方有海，海永不枯，石永不烂。

谈起儒学，南君提出以儒学构建中国企业的精神价值与管理制度的主张，令我耳目一新。争取早日儒化中国是儒家的共同追求，但从何着手，如何进行，因人而异。从儒化企业开始，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子。乐观其成吧。无论企业主动走向儒家还是儒家积极走向企业，都是好事，也是一种时代趋势。

在与南君的交流中，有共识，也有歧见。南君给了他的两篇打印文章，一篇是《孔子宗教伦理和思想简论》，不乏卓见，不尽认同。比如其中写道：

“痛定思痛，我们只有重新回归传统信仰，即重新确立天地、圣贤和祖先信仰，才能从根本上重塑中国人的精神价值和社会道德，才能激发和培育中国人的固有美德和民族品质，从而真正建立起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为了重建民族精神家园，重塑中国人的精神价值和社会道德，我们确有必要重新回归传统。敬天法祖尊圣重贤。但是，天地圣贤和祖先，尽管非常重要必须尊重，毕竟还不是信仰。在儒家，“天地君亲师”都没有也不能提高到信仰的层面。

对于自然的天地和自然的规律，必须有一定的尊重和敬畏，但谈不上信仰，形而上的“天”才是信仰，但这形而上的“天”并不外于形而下的“人”，天之本体就是人之本性（良知），所以儒家归根结底乃是良知信仰。

圣贤是良知的代表，尊重和敬畏是必须的。但请注意，载道之体毕竟不是“道”之本身。王阳明说过：

“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传习录中．答罗整庵少宰书》）

与对家庭、社会、民族、国家的重视和热爱一样，儒家对天地、圣贤和祖先的尊重和敬畏，都是本之于良知或者说从良知开发出来的（这里的良知，就本性本体而言，即《易经》的乾元、孔子的仁、《中庸》的诚等）。方便说儒家信仰天地、圣贤和祖先，不是不可以，但必须强调，这些信仰是建立在良知信仰之上的，良知才是至高信仰。

南君则认为，作为儒家知识分子（古谓士大夫）当然应该通过格物致知修道明理并体证良知去建立信仰，这是理所当然毫无疑问的圣人教诲，他所说的回归“天地君亲师”信仰，其实是针对多数的普通人而言。南君所言自有他的道理。我说过，作为方便说，信仰“天地君亲师”原无不可。

30日中午，南君做东，老诗友熊君也来了，赠我《诗词医案拾例》、《古今名联选评》二书。此君口才颇佳，诗才更不用讲，其诗是越写越老辣了。

下午，由南君开车送抵深圳，同行者有申君，是研究易经和儒家礼仪的。途经凤凰城，参观了广州的“孟母堂”----养正幼儿园。孩子们书声朗朗，见到大人彬彬有礼，令人欢喜。又在深圳钟旭东的私墅“大同学堂”住了一晚，结识了晓君，是个颇有思想的私墅教师，临睡前浅浅聊了一会。晨起与孩子们一起晨课，选读《论语》，不亦乐乎。

这次出游，是承南君热情相邀、极力促成的。他一再希望东海在深圳多住一阵子，在“孔圣堂”多讲一讲。我想，他与“孔圣堂”应该颇有渊源吧？

同心共振

3月30日下午，拜访了蒋庆先生，就民主宪政儒家宪法儒家的现状和展望儒家的形上依据等等问题，征求了蒋庆先生的看法并交换了意见，有共识，也不无分歧。蒋先生相当健谈，听他说话，与他交流对话和碰撞，是很愉快的一件事。

蒋先生是一个能够守死善道的人，不愧为当代儒家的一面旗帜。蒋先生引用李白的诗句说，古来圣贤皆寂寞。圣贤在任何时代都是寂寞的。又说，不敢自称圣贤，称学圣贤者吧。这话说的好，圣贤甘于寂寞、以之为乐，儒者亦当耐得住寂寞并在寂寞中不断充实、完善自己。

4月1日，儒友黎君、黄君到来，两位老网友了，都是私淑熊十力的，相见之下，倍加亲切，把酒长谈直到凌晨4时。“邻不孤必有邻”，他们仿佛是我多生累劫的故人。

黎君是从顺德赶过来的。他非常真诚热心，在我去深圳前就在qq上表示，如果我在孔圣堂开讲，他会请几天假去听听并帮忙记录和整理。他说过：

“读东海文章，实是人生一大快事，读之体之，践而得之，更是至乐，之所以乐，同心以振尔！……最令人忧心的是如今道德沦丧，制度恶劣，故对兄之泣血剖胆，无量悲愿，心能感知，我虽力弱，愿能共振！”

这是黎君于《你发了大愿，我发点感慨----复黎文生君》一文后的跟帖，读之甚喜。对良知学信得及、解得透，必然行得实、证得深。能知“读之体之，践而得之，更是至乐”，足见文生于儒家真谛已有所得。

儒家亦忧亦乐，大忧大乐，乐是更为根本的，是良知仁性（良知仁性，同义复词，如佛教之真如佛性）的根本特性。贫富贵贱，顺逆忧喜，无不可乐，“泣血剖胆”，不碍其乐。儒家的道乐是即在乎又超乎世间忧乐的至乐。但致良知，自然无时不乐、无处不乐，自得其乐，乐在其中。能与文生这般有智之士相识“共振”，“实是人生一大快事”。

黄君住深圳，离我住处两个小时的车程。我在深圳的几天里，他一直陪同着。他叹息：“熊子一出天下艳，可正如历史有历史的无奈，至今熊师的学说仍未有几人能读，读之又复未有几人能识，识之又难信。难。”东海不由得同声一叹。

一方面，好文好书不易见，如山似海垃圾多；另一方面，好读者也不易见，万中难逢一智者。古德云：见过于师方堪传授，见与师齐减师半德。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何尝不是如此？

随着大良知学的开传，对读者的智慧要求也愈趋愈高。内存不足者，很难透得过、信得及、见得彻、把得住。小黄是真能读懂东海、契入东海的。他在读罢《無相大光明论》后，曾作诗相赠：

如何无相光明势，恰似凌空踏婆娑。由来性常习气少，毕竟欲除知见多。

可怜汉文清训诂，不识孔仁孟学说。遥叹重来无秦火，今日低头是我佛。

东海亦回赠小诗一首：

气发乾元势莫当，道援黎庶义旗扬。光明至大人难识，一笑居然有小黄。

4月2日下午，郭君偕深圳儒学研究会曹秘书长来访。郭君从事“为人师表”的工作，给我来过多次电话，讨论儒学。此君年龄不大，悟性不低，一些“复杂”问题，一点就通，这是第一次见面，很是“热烈”。曹君已退休，为了创办和发展儒学会，日日奔波不辞劳，甘将余热献儒家，是个值得尊敬的老人。

另外，自由派朋友赵君热情爽朗依旧，盛情难却，破戒喝了些白酒。一边品酒，一边听赵君调侃式批判儒家、友好地笑骂东海，倒也别有一番风味。在赵君家里，重会了张君，新识了崔君和田君，大家聊得很投机。

田君名圻畅，其父在和他母亲结婚仅7天后就跟随国民党离开北平前往上海，不久便去了台湾。1948年出生在北平的田圻畅，31岁时才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亲生父亲。饱尝了与亲人分隔两岸的痛苦的他，为了帮更多人实现寻找亲人的心愿，他曾用自己租来的狭小屋子作办公室，在香港创办了“博爱事务所”，为上千人找到了失散的亲人，还亲手安排了600多个家庭的团聚……

田君著作《我不是罪人----周旋在两岸三地生存实录》，记载他一生的坎坷，有幸获赠一冊。

张君离我住处甚远，非得过来见见，非得请吃一次。此君于儒家认知有限，却是个热心人。与东海素昧平生，仅读过几篇枭文，第一次见面，就摸出一包“方兄”相赠，被我婉言谢绝，但这份情意令我感动。

“蒲团会讲”

3月30日午，请孔圣堂堂主周教授共餐。周君儒化企业的计划如果能够成功，对于儒化社会、儒化中国大有裨益。他将儒家向宗教方向发展，作为个人选择，理当尊重，作为一种尝试，也不无意义。但他将儒家等同于宗教、以儒教为“神灵信仰”的说法，则是我不能同意的。

此前曾粗粗翻过一下他的《儒教教义》一书，颇不以为然。什么“依儒教经义，孔子为儒教大神，位格仅次于昊天上帝，与社稷同格。”云云，这种说法，何来儒家经典依据？孔子有知，只怕难以认同。此君据说是蒋庆先生的弟子，不知蒋先生对此持怎样的态度。

儒家富有强烈的宗教性，具有相当的宗教价值和宗教功能，但有宗教性不等于宗教。对于神灵的存在，儒家既不否定也不肯定，只说“祭神如神在”，并非说“神在”。连“在”不“在”都未能肯定的东西，儒家当然不会去盲目地信仰。“子不语怪力乱神”，这才是最为严肃和科学的态度。纵有外在于人类心性的神灵存在，儒家也不会去崇拜和信仰它。

《易·彖传》云:“圣人以神道设教。”古今学者往往解为“圣人以神道设教,教人信神。”都是错的。马一浮说得好：“《易》言神道者，皆指用也。如言显道神德行，谓其道至神耳。岂有圣人而假托鬼神之事以罔民哉？设教犹言敷教耳。绝非假设之意。”

儒家不是不可以“发展”出信仰神灵的宗教来，但那只能作为儒门中的一种小“支派”而存在。因为，儒家可以涵摄宗教，宗教却包涵不了儒家，包涵不了儒家的科学性、伦理性、政治性、制度性等等性质。

4日上午10时于孔圣堂“蒲团会讲”：堂主命工作人员扔了十几个蒲团在地上，大家盘腿而坐、听我先侃，倒颇有点原始的纯朴之风。参加者有胡、黄、郭、吴、赵、崔以及孔圣堂的周、户诸君。

本准备讲“儒家八性论”的（儒家的宽容性、文明性、实践性、政治性、宗教性、真理性、道德性等等），时间、条件所限，便没有多讲，只纲领性地提了一下儒家的“两性关系”（如原则性和灵活性，道义性和功利性，现实性和理想性，利己性与利他性、自由性与约束性、忧患性与快乐性、先进性和保守性，形上性与形下性、仁爱的有序性和无限性等等。）

谈到儒家既有宗教性又有科学性的时候，吴俊的发言对我颇有启发，他认为，儒学不仅有科学性，儒学本身就是科学。他介绍其老师张祥平先生的观点说：

“很多人认为只有西方才有科学，中国的历史上没有这个东西。这是个莫大的误解。中华民族三千年来既不是无科学, 也不是科学落后。科学史上的真实情况是：中华民族早在春秋时期，就把简单科学迅速提升到复杂科学，例如，孔子在《论语》中提到的北辰模型，就与现代物理学中的最复杂现象模型同构；《周易-系辞》就是一篇高等数学论文。所以，中华民族在复杂科学中获得长足发展，却没有深掘简单科学的潜力，而西方人直到最近几百年，才在简单科学上取得长足发展。直到西历2010年,中华民族的复杂科学仍然遥遥领先于其他民族。其中最复杂的是儒学,其次是中医学。儒学和中医学的最简单内容与现代物理学的最复杂内容相同,只是术语不同。”云云。

因未曾研阅过张祥平先生的著作，姑且录此备参。

最有意义的清明节

胡君是从澳洲来的，一见如故。午餐后邀我共往珠海一游。一路相谈甚欢，颇有相惜惺惺、相见恨晚之感，乐莫乐兮新相知，此之谓也。

胡君不仅直率、热情、古道热肠，而且颇有眼光、境界和思想深度，对儒家的认识相当深刻，对儒家的称赞发自内心。为了寻找生命的本来面目，他多深入西藏和“打入”藏密内部，了解到很多不为外人所知的 “秘密”，终觉密宗不足以安人之身、立己之命。

在胡君的导向下，过了生平最有意义的一个清明节：拜谒了两位先贤，吊祭了厓门先烈。

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其中有一幅孙中山退位后返乡时的家庭照，家人合影，身后居然两排荷枪实弹的戎装卫士，其中意味，值得深长思。胡君说，由此可以看出，一些人性弱点，一般伟人亦不能免。

关于孙中山，褒贬纷歧，或尊之为国父，或斥之为国贼，我以为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孙中山的一生，事迹未免有疵，精神毕竟可嘉，还是值得我们怀念的，那种百折不挠、永不言败的精神，尤其值得我们学习。

参观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罢，已是下午三时。接下来是去洗温泉还是游梁启超故居？胡君将选择权交给了我。我信口选择了后者，胡君则毫不犹豫的驱车上路。我不知道、也没料到的是，珠海与新会相距一百多公里，来回就两百多公里了。一路上都在为自己的蛮撞后悔。梁启超的面子够大，胡君的心肠太热，东海的“选择”则未免有些不近人情。

途经厓门，就在这里用晚餐了。

这里是华夏千古伤心地。公元1279年震古铄今的宋元厓门海战就发生在这里。战争最后以宋军失败告终，南宋王朝覆没。

史家有“厓山之后无中国”之说，这是就文明的角度、文化的层面来说的。日本人也宣称，宋朝之前，我们把中国叫做中国；宋朝以后，我们把中国叫做支那。话虽刺耳，值得深思。

如果把标准放低一些，明仍属中华，再低一些，清亦勉强算是中华。中华文化以儒家为主统，中华文明实质上就是儒家文明，清末以后才是真正彻底的无中华、亡天下了，那种令人痛心疾首的民族劣根性，那种残忍狡猾麻木苟且，在清末以后遂表现的肆无忌惮。

我与胡君说，不论是亡于厓山还是灭于明灭于清末，中华都应该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新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主动承担这一历史使命和文化责任。拜谒先贤，吊祭厓山，本当有诗，遗憾一无所得，或许，是这样的责任使命意识太过沉重，让诗神敬而远之了。

值得一提的是，一位从未见面的儒友洪君，由于身在外地，未能相见，却始终关心着东海的行踪。丁君本来也是要与胡君一起到深圳孔圣堂与我相见的，因我一直未能确定是否演讲，何时开讲，他遂回乡祭祖去了，4月5日晚来到珠海，6日见面畅叙。丁君亦有志于儒家复兴和发展，席中漫谈儒家及社会、政治及中西文化的融合贯通诸多问题，滔滔不绝。

傍晚，丁胡二位“强行”送我到车站，送上返邕客车。东海拒之无效，只好从命。

这本来属于司机的工作，两位“抢夺”过来，乃“不在其位而谋其政”，希望下不为例。

2010-4-7东海老人余樟法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m.katywinge.com）发表

余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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