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刍议

——从儒家的视角

作者：王瑞昌（米湾）

来源：原载于《马克思主义学刊》2016年第4期，现授权 发表，个别表述略有调整。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五月十八日庚午

           耶稣2017年6月12日 

【摘要】本文在学习习近平有关“文化自信”的系列讲话的基础上，指出“文化自信”之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并就如何准确理解“文化自信”的确切内涵问题，对某些学者的观点进行了商榷，认为“文化自信”与“三个自信”之间的分际不宜模糊。文章还对“文化自信”的历史渊源作了勾勒，指出“文化自信”是继往开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

【关键词】文化自信； 传统文化；民族复兴

继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三个自信”之后，现任总书记习近平又在多个场合谈到“文化自信”[i]。

本文认为，“文化自信”的提出，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值得探讨。

关此，习近平先生本人已多有论说，颇为精辟。本文从学术思想的角度，谈谈自己的初步感想。

一、“文化自信”的提出，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首先，“文化自信”之说，可以说在中共党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其提出本身就令人耳目一新。

虽然毛泽东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有“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 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 我们应当给以总结， 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等说法[ii]，但是并未提炼出“文化自信”作为纲领性的思想原则。习近平之前，也鲜闻其他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作如是说。

其次，与“三个自信”相比，“文化自信”在党史上不仅给人以耳目一新之观瞻，而且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具有实质的创造性。

我们知道，虽然“三个自信”之说是十八大明确标举出来的，但是其实质内容，实际上在党史上是一以贯之、不言而喻的。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等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说法都能表明“三个自信”的实际意蕴。

而“文化自信”之说则不同，它的实质内容是崭新的，是前代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不曾明确提出，更不曾如此强调的。

不仅如此，根据习近平先生的表述，“文化自信”比“三个自信”更具根本性。

如他说：“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 [iii] 

在中共党内，这些论断确实是发前人所未发者。

再次，“文化自信”把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和事业与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主流价值理念紧密结合起来，这在党史上也是划时代的。

虽然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进行了结合，但是其结合主要是与中国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物质”现实条件的结合，即结合中国幅员辽阔，资本主义不发达，农民占总人口的多数的现实情况，从而创立“农村包围城市”、“工农联盟”等理论，而与中华民族之精神和主流优秀文化之结合，则有待深入。并且其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甚至对中华优秀文化有所伤害。

毛泽东曾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和布尔什维克化的党”[iv]。从他强调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可以看出，在民族的精神和文化方面，尚未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中国化。

后来的改革开放之“开放”主要是面向西方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部分学术，而对传统文化，则未予充分强调。即便有所称述，似仍局限在浅表层次。

而“文化自信”则触及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和核心内容，具有重大突破。可以说，“文化自信”之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上具有里程碑之意义。

二、准确理解“文化自信”之核心内涵

（2011年5月9日，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师生们正在举行“我读《大学》以‘五四’精神解读‘修齐治平’的当代价值”为主题的“溪山论道”2011年第三期读书会活动。习近平一行轻轻地走进教室，坐下来听同学们的发言和老师的点评。）

有论者说：“坚持对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文化自信，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自信，坚持对外来文化实行‘拿来主义’的文化自信，是文化自信题中应有之义。”[v]

又有论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首先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信。”[vi]本人认为，诸如此类的说法可能没有准确把握住“文化自信”的核心内涵，值得商榷。

首先，这些说法有模糊“文化自信”与“三个自信”之间的分际之嫌。

因为，如果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等是“文化自信”应有之义、“文化自信”首先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自信，那么“文化自信”之说的独立意义则有被淡化、削弱的可能，其划时代的创造性也会因之隐而不彰。

而实际上，在“三个自信”提出之后，“文化自信”之说紧接着又被提出，此举本身即可表明“三个自信”之说意犹未尽，有待“文化自信”之拾遗补缺。

如果我们再考虑到习近平先生“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等表述，则“文化自信”的独立意义是再明显不过了。

其次，如某些学者的理解，可能对“文化自信”中的“文化”的确切含义的把握有所偏颇。

“文化”一词的含义极广，此文不暇讨论。此处只提两个意义上的“文化”，即：一民族在其漫长历史中形成的以价值体系、观念系统、制度模式、审美趣味及生活样态等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文化”意义上的“文化”，和一个国家及其政府所推行的以意识形态、教育、学术及文学艺术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政策”意义上的“文化”。

这两者之间当然有交叉之处，但是有原则上和根本上的不同。其不同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民族文化”意义上的“文化”是文化自身，是在天地、古今这一大坐标系下孕育形成的，而“文化政策”意义上的“文化”，则是国家和政府在某时某地特定时空条件下着意主导并塑造而成的。

第二，前者是纵深的、悠久的。虽然有发展变化，但是有其“一以贯之”者存乎其间，后者则不一定有连续性。就中华民族的文化讲，几千年来虽然屡有曲折变化，但是“仁义礼智”等价值系统、“天人合一”等观念体系，则一以贯之。而“文化政策”则可能前后差别很大。

第三，前者意义上的“文化”具有更大的涵盖性，几乎涉及一民族文明体的各方面，如“东、西方文化”中的“文化”；后者意义上的“文化”则往往与“政治”、“经济”、“军事”并列，主要指宣传、教育、学术、文艺等，范围比较狭窄。

研读习近平先生关于“文化自信”的系列讲话可以看出，其“文化自信”主要是针对5000年来的优秀传统文化而言的。此点从上文所引习总书记“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这一论说中即可充分看出。

关于“民族文化”的具体内容，他曾列举说：“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vii]

由此可见，习近平先生所理解的“文化”，主要是民族传统文化。因此，如果把“文化自信”理解成“三个自信”的附属品，则未能准确把握住“文化自信”中的“文化”的核心内涵。[viii]

有学者可能说，因为习总书记的国家领导人的特殊身份，其所谈的“文化自信”，也必然是属于“文化政策”之列。此说确实有其道理。不过，这是就形式上而论的。

如果就其实质内容而论，习近平先生所谈的“文化政策”与“民族文化”有非常高的一致性，与以前的党的“文化政策”相较，有突破性发展。不可因其形式上的缘故，而与此前的文化政策等量齐观。

可以说，习近平先生的文化政策是以民族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和依托的。更进一步说，主要是以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为内容的。这从习近平先生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关讲话中，可以得到清晰的印证。[ix]

三、“文化自信”的历史维度

“文化自信”之提出，就中国共产党内部而言，就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理论建设历程而论，如前文所述，具有划时代的创造性和重大意义。

不过，如果我们把视域放大到整个中华民族，回溯数千年的中国文明文化史，那么我们将会看到，虽然“文化自信”这一现代语词很难考见于亘古以来古昔先贤们遗留给我们的古籍文献中，但是“文化自信”所指之实，则确然古已有之，而且是中国民族生命历程中之主旋律，前后一脉相承。

如此，我们可以说，习近平先生的“文化自信”思想有其深厚的文化渊源和悠久的历史回声。

中国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文明古国之一，也是西方哲人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883-1969）所谓“轴心文明”之发源地之一。

而且，中国文化不单因其“悠久”而闻名世界，更因其“不息”而享誉天下。中国文化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强烈的历史意识。这一特点不仅体现在史学的发达上，而且更体现在重视价值理念的传承发扬上。这其中蕴含的正是深沉的“文化自信”。

“中国”是我们国家自古以来的通称。据于省吾先生考证，“中国”这一名称起源于周武王时期。[x] “中国”之称，本身即含有“自信”之意。“中国”，也称“华夏”。

据经典性的解释：“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xi]可见，“中国”之称所蕴含之“自信”，主要是“文化自信”。可以说，文化自信，在西周时期已经非常明显了。《尚书》、《诗经》等文献中斑斑可考，毋庸赘述。

（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并讲话。）

孔子是中国文化之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而孔子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的文化传统，最具自信。

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又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xii]，其坚定的文化自信，溢于言表。

孔子编订《春秋》，立“夷夏之辨”之大义，则更是文化自信的表现。我们知道，孔子的“夷夏之辨”，并非种族之辨，而是文化之辨。此一“春秋大义”所彰显的文化自信，两千多年来，实已成为国人的共同信念。

被称为“亚圣”的孟子，是中国文化另一重要代表人物。

孟子生当战国。若自尧舜-周孔以来所成就的文化传统之继承和发扬的角度来审视，从道德理想、人文精神和社会文明的角度来衡量，则战国是一“斯文扫地”，文化沉沦的时代。[xiii] 君主和知识精英，唯征战掠地、纵横捭阖是务，对尧舜以来之敬德保民、仁政王道等文化传统失去信心。

由于仁义充塞，可以说此时华夏已变为“夷狄”。此时孟子则抱着文化理想和自信，私淑孔子，发扬《诗》、《书》传统，与反对或背离此文化传统者反复辩论，时人讥其“好辩”。

而孟子之“好辩”正表现了他文化自信之坚定。他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詖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xiv]

“文化自信”一般是在与其他文化接触和磨荡过程中得以凸显的。先秦时期主要是华夏与夷狄相与之际，文化自信得以彰显。

汉代以后，印度佛教文化进入中土，到唐朝达到高峰。相应地，对本民族固有文化之自信，也成为重要议题。唐代最具有文化自信的代表人物便是韩愈。其著《原道》，明确提出道统说，便是文化自信之集中表现。

其后宋明之程、朱、陆、王等大思想家，莫不承之。虽然也吸纳了佛教文化的一些成分，但终究保存了中国文化之主体性，巩固了民族的文化自信。

晚清至今一百多年来，西方文化又以更大的势头涌入中国。西方文化深入中土日甚一日，中国固有文化步步隐退。此情势下，一些有识之士的文化意识复又被激起。

近代以来，“文化自信”先后有各种表达形式，荦荦大者如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说、康有为的“保教”说，唐文治的“读经救国”说、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论、唐君毅等人的《中国文化宣言》等，虽然其具体背景和出发点不尽相同，但是一以贯之者则无疑是“文化自信”。

因此，可以说，习近平先生的“文化自信”之说接续上了自周孔至今三千年间悠久不息的、高扬“文化自信”的大传统，有其深长的历史之维。

结语：文化自信是民族复兴之前提

习近平先生的“文化自信”思想，思路清晰，内容明确，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史上具有重大创造性。可以说，“文化自信”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华化的进程上树立了一块新的里程碑。既继承了历代民族先贤的优良传统，又为将来的民族复兴指明了方向。

目前中国正在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要实现此宏伟目标，必须以文化自信为前提。

首先，如果没有的文化自信，则全民族就可能失去凝聚力；一盘散沙，不能实现任何共同的事业。

关此，习近平先生曾明确指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xv]

其次，倘若没有对本民族的文化自信，即便实现了某种设定的社会目标，也不是“中国特色的”,因而会因有损于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而不可取。

习近平先生说：“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博大。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xvi]“中华文化渗透到中国人的骨髓里，是文化的DNA。”[xvii] 

其意显然是说，优秀传统文化无论如何不能舍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文化自信”，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