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儒佛道三大统，儒家为主统（佛道为出世法，基本上不问政治，所以在政治上，更是儒家为主。）中学为体，其实是儒学为体。儒学的核心是仁，儒学为体，就是以仁为体，以仁为本，以仁为最高原则。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以仁本主义为指导思想，参考和学习西方的优势和长处，进行政治变革和制度创新。

随着清末改良派的失败，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再也没有得到过应有的重视，更没有得到过政治上成规模的支持。就是少数学术上的支持者，也多未能正确理解其中内涵。

由于缺乏良性的导向，一百年来，汲取西方制度精粹的追求归于失败。而儒家被打倒，文化、道德、信仰一片真空，暴力革命、阶级斗争之类学说乘虚而入，导致中国百年来的风雨沧桑人祸交替。张之洞一百年前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至今仍富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正如邵建所言，这一体用模式有“它的整体性”，这不是弊端，更不会“导致独断论”。恰恰相反，儒家以体开用，摄用归体，体用不二，强调的是民胞物与，是亲亲仁民爱物，是天下万物一体之仁，这正是儒家文明性、宽容性、先进性、真理性的体现。

不错，人的生活“可以分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道德也可以分为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伦理道德和政治道德等，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人的生活和道德的整体性。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之间，有区别，不能混淆，但是它们又是有机相联的，不可割裂。

作为“体”的中学当然“不是铁板一块”，但儒学仁本主义的整体性毋庸置疑，中学儒佛道三家也有一定的整体性，有相通和相同处。

邵建说：“在公共领域，我主张尽可能地向西方学习，尤其是学习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我很赞同。但我反对将儒家文化局限于“私人生活中”，也局限不了。

我们承认西方文化中这一份“普世价值菜单”，但仁义礼智信诸德和仁本主义思想具有更高的普世性和普适性，可以统摄公私两域，也就是说，它可以同时指导个人道德修养和政治文明建设，仁本主义完全可以包容和涵盖自由、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宪政等内容。

另外，内圣外王，在个体层面也是一体同仁的。内在修养高到一定程度，从事任何工作，都必有一定的职业道德，比如从商讲商业道德，从政讲政治道德。一个政治家的政治道德高到一定程度，必然具有民本思想，必然认可和追求自由、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宪政等等。在现代社会，民主法治宪政是“民本”的必要制度保障。

由于种种历史性的原因，例如外王学自汉朝以后基本上郁而不彰，明清以来儒家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歪曲等，儒家未能开出现代民主制来，但它的外王学说和民本思想（仁本主义在政治上的表现）中蕴含着丰厚的民主因素却是无疑的，借鉴和学习起来没有任何思想障碍，清末康有为、谭嗣同等改良派的努力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儒家在政治上与民主法治和宪政等接通并进行现代化升级，是顺理成章的事。

邵文对儒家有所认可，但认识浅薄，误解重重，兹不详析了。“新儒家做不了救世主”，当然，谁都不是救世主，儒家也不是要充当救世主的角色。但是，儒家积极救世的精神却值得大力弘扬，道德自救的呼吁也值得特别重视。

儒家的“救世”法门更是双管齐下十分高明：以内圣学为个体提供安身立命的道德之宅，鼓励道德自救，回归仁宅；以外王追求为社会建设长治久安的制度之路，主张制度优化，道援天下。无论对个体还是群体，无论对对中华民族还是整个人类社会，儒家都是最好的“家”、最佳的选择。2010-3-26东海老人

附：中学为私，西学为公—新儒家做不了救世主　

作者：邵建

摘要:中学为私，西学为公，反对的是那种整体论思维。人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是两个空间，不要混淆，也不能混淆。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问题几乎困扰了我们一个世纪，该问题是1898年张之洞为“会通中西，权衡新旧”所提出。一百多年过去，在中西文化关系上，反对它也好，支持它也罢，我们的思维似乎一直没有走出这八个字的“体用模式”。

上个世纪末，一个文化老者声称：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于是中国文化行情渐长，甚至有学者要用它来解决全球性的问题。前不久，汤一介先生的《儒学与当今全球性三大难题》，就是向全世界推广传统儒文化的显例。

是否可以改换一种思路重新审视中西方的文化关系呢？在我看来，体用模式的弊端在于它的整体性，整体性容易导致独断论。一则人的生活本身就不是整体的，它可以分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二则作为“体”的中学或西学也都不是铁板一块，可以而且应该对它们作必要的价值分殊。体用原本不二，以此为体，以彼为用，纸上说说可以，但实际上做不到。百十年来，张之洞以中学为体显然失败了，新文化勇士们试图以西学为体，全盘西化，明显也没成功。因此，张氏的体用八字可以宣告休矣。

在我看来（我既认同西方文化，又眷恋传统文化），这两种文化与其体用，孰若并置。或者，把体用模式转换为一种公私结构，未必要让它们“会通”，而是使它们各有应对。这里，我不妨仿张之洞来个“新八字”：中学为私，西学为公。也就是说，在私人生活中，我倾向于更多地保持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在公共领域，我主张尽可能地向西方学习，尤其是学习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

就公共生活而言，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居功甚伟，它向全人类贡献了一份普世价值的菜单。这份菜单上有自由、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宪政等内容，这些内容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属于稀缺的甚至是缺失的价值资源。这些资源早自严复就开始输入本土（比如自由），但严复可贵在于他并不反传统。到了新青年，局势骤然一变。虽然菜单上又追加了民主与科学，但它却走上了一个世纪以来全盘反传统的不归路。历史经验表明，没有自由民主法治的公共生活，只能是专制与极权。中国传统社会是专制社会，后来苏联之类的社会甚至走上了比专制更甚的极权道路。由此可见，在公共领域中，能够诞生自由民主的英美政治文化，是我们从事制度建设的重要资源。在这一点上，传统儒文化帮不上忙。力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礼治，本身就是一个反平等、非民主、无自由的差序格局。

然而，在私人生活中，传统文化非但没有过时，即使在今天，都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儒文化是强调个人修行的，比如“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个扩展程序，也是一份价值菜单。它的问题固不小，但至少其中的诚意正心修身等内容，对于现代化所带来的一路下行的世俗化，则有一定的道德逆挽作用。当然，推崇传统文化，强调的是个人的道德自律而非他律。他律就变成道德专制了，传统社会正是如此。在个人自律的意义上，古代士人重名节，总比今天唯利是图、不讲廉耻要好得多。现代社会是一个欲望过度开发的社会，欲望本身没问题，但欲望的无止境却肯定带来诸多问题。因病发药，传统文化的道德属性可以也应当发挥它这方面的功能。今天我们能碰上一个道德自洁的人，虽身不能至，却也是心向往之的呀。

中学为私，西学为公，反对的是那种整体论思维。人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是两个空间，不要混淆，也不能混淆。像上述八条目，是一条“内圣外王”之道。由于缺乏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必要界分，传统文化从内圣直驱外王，而不是把它打成两橛，让内圣的归内圣，外王的归外王，结果走上了“政教合一”的专制之途。在我看来，内圣属于私人空间，外王则是公共领域。今天既不需要像新青年那样把传统一棍子打死，可以把它留给作为个人选择的私人领域；也不必像今天的一些新儒家，一意要用儒来治天下。外王还是让渡给外来的民主宪政吧，儒文化不要轻易僭越，否则橘逾淮则为枳。在这个意义上，我不仅反对试图重新意识形态化的新“儒教”（蒋庆），亦不赞同公共领域中的“儒家自由主义”（杜维明）和“儒家社会主义”（甘阳），同样也不赞同上述汤先生向全球推广的儒家“仁政”（它的毛病是德治国而不是法治国）。

　　让儒家回归私人领域吧，就像让民主宪政看守公共领域。从体用到公私，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人类生活本身的分际和两种文化的边界。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m.katywinge.com）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