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代的公共官员

作者：苏鹏辉

来源：作者授权 首发

时间：西历2017年4月21日

现代世界图景筑基于简易庸常的原则之上。个体理性与意志，取代了古典世界的神圣性根基，成为政治社会起源的逻辑推定。马基雅维利、霍布斯、亚当·斯密以及后起的密尔等思想者，构筑了为合理自利（reasonable self-interest）加以辩护的强大护城。在原始契约缔结后的公共世界中，现代公民的行动范围大为扩展；而官员则失却了其不容挑衅的权威，必须在细密的规则创制中接受“恶棍假设”式的制度约束。

然而在现代世界几近祛魅的同时，源出行会传统而凝聚于科层制的职业伦理、经过宗教改革而趋于心性化的新教精神以及诉诸于经验之同情心的道德情操，多重交织为公共官员的实践伦理底蕴。即便在一个崇尚自由的开放国度，此种公职人员维持自利欲念与自我约束之平衡的精神-伦理维度，对于支撑制度与寻求善治而言，依然兴衰与共。

面向现代世界图景的中国，既是一种经验事实，也饱含规范想象。中国革命承诺了人民的崇高意象，经由“卢梭”向现代世界曲折转进。甚至从晚清维新变法，新旧鼎革已然絪蕴铺陈。而言之当下，在组织身份与科层伦理内外，公职实践必须有其直面公民之维。如果说人民是政治的宣誓，公民则无疑是行政之基石。群众路线应在国体法度的规范之下，落实为公开论坛、公民会议等现代治理形态，官员从而得以更为真诚而积极地回应公民诉求。

不应忽视的是，中国同时是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其帝国政治渊源深厚，而常怀天下致思。正因前者，经纶体制的政治精英不能不诉诸于与古典质异形同的人民符号与党性原则，以铁腕的组织方式整肃机体，维系清明。而予后者，重思公共生活中的家庭因素、天下秩序的可能性以及其中的超越性与生态性意蕴，均对于公共官员的伦理践履提出了更高要求。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后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已经使得公职重新成为国族精英的荟萃之地。然而权力犹同财富，从来都是令人畏惧之物。古之贤人，颇重出处，盖因如此。参与公共生活或履行公职，在古典共和致思中是圆成德性的必须，也自然是提澌与落实公共伦理精神的实践场域。而如果公职实践疏离于公民，庇护与寻租充斥其间，适足以败坏人性，即便再聪明英锐，也难免祁同伟式的无奈命运。对于中国政治的高远致思，恐怕也终有水月镜花之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