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办传统成人礼是“高级黑”吗？

作者：苏鹏辉

来源：作者授权 首发

时间：西历2017年5月10日

【编者按：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复兴，不但民间兴起了举办中国传统成人礼，而且一些地方政府、学校等也支持和举办传统成人礼，有的选择在文庙（孔庙）、书院等场所举办。今年五四青年节当天，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举行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传承诗圣文化——‘五四’成人仪式”，成都十五组家庭以加冠、加笄古礼，为子女举办成人礼，引发关注和争议。 特别发表苏鹏辉博士的这篇文章，希望能够有助于对此问题的认识。】

1919年4月底，硝烟未散的巴黎和会无视中国政府的正义申张，强行决议将战前德国的山东权益转予日本。消息传来，舆论哗然。5月4日，北平学生爆发游行。一时间，“外御列强，内惩国贼”的口号响彻华夏。

五四精神因此以爱国为内核，青年关切国事担当天下，无愧乎彪炳于史册。然而，作为历史象征的“五四”又更为复杂。1915年陈独秀沪上创刊，终以《新青年》兴起舆论，揭橥民主与科学之旨趣，强调“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伦理革命，形成“五四精神”中新文化之渊源。

但“五四”的文化旨趣真为反对孔子及其文明吗？

其时民国草创，袁氏当政，踌躇复辟；康南海又以守旧之姿兴“孔教会”于南北。孔教与保皇、复辟相呼应，故而欲维护飘摇之共和，不能不以反孔为号召。此反孔为反孔教而非反孔子。

所谓“打倒孔家店”，于胡适之、傅斯年等新文化健将而言，更是形势所需与舆论策略。胡适本人就是“旧道德之楷模”。新文化运动中，主张彻底全盘西化、毁弃传统的，大概只有陈序经等少数论者。

不仅如此，中国首位留美文学博士梅光迪，与胡适之为安徽同乡与留美同学，却长期以文化文学之新旧与适之先生往复辩论，1922年归国即创办《学衡》，秉持更为稳健中正之文化保守主义主张。

同为学衡派之吴宓即以为：“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就此而观，新文化之思潮本即多面，不应一概。

其实，今人言及“五四”，便只知“德先生”和“赛先生”，却是不小心成了大男子主义，颇为有些——很不“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穆姑娘”（Miss Moral）便已成为了舆论的一种关切。青年人喜新厌旧，恣意肆行的社会病症造成了那个裂变世代更为严重的群体失范与道德滑坡，冲决罗网的个人主义并未成为民族精神新筑的稳固根基，体面社会（decent society）所内蕴之伦常秩序迟早要回归为文化教养的核心。

折返当下语境，每每言及传统，无谓之纷争层出不穷，积极的讨论却付之阙如。毕竟作为今天的青年人与言说者，卸却了晚清帝制的纠葛，出脱了民国纷争的拖累，是最可以看到传统的真切与古典的澄明。自周孔以降，源出无数贤哲的文明传统，其亘古亘今的生命伟力，其随时变易的制度节文，恰恰可凭自主的个体良心加以体会，正须以宽容的民主精神详为考究。

尽管现代社会赋予个体以自由原则，然而生命从来不是孤悬的抽象，而是需要在实践中落实，在伦理中圆成。而青年于国家，本极重要。标志青年之挺立的成人礼作为社会仪范，更应为国家所风向。

即便于泰西诸国，亦有此义与此礼。对于生育之父母，教导之师尊，于生命中重要时刻而行庄敬肃穆的礼仪。这正是青年人个体意识的承当与厚重，同时也应指向对当前父母师道的反省与提澌。一个天伦亲睦、教养得体的社会，恐怕才是最合乎当年胡陈诸贤对未来国族的期许了。

在“五四”青年节举办传统成人礼是“高级黑”吗？这个问题还是请五四文化之旗手陈独秀先生亲作回应：

“现代道德底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悌扩充到全社会的友爱。现在有一班青年却误解了这个意思，他并没有将爱情扩充到社会上，他却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帜，抛弃了他的慈爱的、可怜的老母。”

这是陈先生在1920年《新青年》上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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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加冠、加笄古礼，成都十五组家庭为子女举办“五四”成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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