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考察西周铜器铭文、清华简《祭公之顾命》等出土文献,以及《尚书》《诗经》《左传》等传世文献,从“德”有声音、有气味、可以享食三个方面入手,论证了先秦时期“德”存在较明显的具象化倾向。
本文旨在经由中西哲学的对比,阐明《易经》所隐含的现象学思维,并由此衍申讨论与其相关的“道论诠释学”。首先,揭示《易经》思想为一象征之逻辑,不同于一般的理性逻辑。其次,以王弼《周易略例·明象篇》为示例,阐明其现象学思路,指出“道、意、象、言”与“道论诠释学”密切关联。再者,经由“存有三态论”的现象学与道论诠释学之结构的···
王弼的易学思想并没有绕开汉代经学的“前见”而另辟蹊径,他对体用关系的思考,乃是对汉易中的天人感应、阴阳灾异说之反思,他认为只有透过此纷繁复杂的现象去寻求至高不变的本体,方能对此天人问题有一根本性的认知,从而为规范人事提供依据。王弼对象数诠释范式的批判,固然有“援道入儒”亦或是“于形上学深有体会”的因素所在,但就其根···
《论语》中的匏瓜非指植物性的匏瓜,乃是天上星名。“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之“中”乃观日测影之标杆即表槷,《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信念来源于五百年五星一聚会的天象以及对该天象的吉兆信仰。《荀子》批判的思孟学派“五行”乃是参照原始天道历数之五行而创立的人间德性五行说,并强调仁义礼智圣五德乃人性本有,强调仁义礼智···
《易数钩隐图》承认圣人则《河图》《洛书》而画卦作《易》,但没有详细展开。程大昌认为,《河图》为本、《洛书》为用,并以《说卦传》“乾坤生六子卦”为核心,统一了《易传》中诸种圣人作《易》的说法,解决了刘牧系河洛学“圣人如何画卦《作易》”的根本问题。
产生于商周之际的忧患观念可通过对我国先秦时代众多典籍的文本线索钩沉而开显出来。孔子对于理论形态的忧患意识有豁显之功。
以荀子为中心,从书目选择与读书次第、读书为学目的与态度、读书为学方法三个方面进行抽绎与省思。
产生于商周之际的忧患观念可通过对我国先秦时代众多典籍的文本线索钩沉而开显出来。孔子对于理论形态的忧患意识有豁显之功。
陆象山与王阳明都是孟子思想忠诚的继承者。《拔本塞源论》与陆象山的《与邵叔谊》等文献有着惊人的承继关系。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深受陆象山的启迪,是陆象山的思想之观点、角度、思路、构架的扩充、重构与发展。
现代学者对三年丧何时成立,产生了种种争论,使之成为理解中国礼制史的一个核心问题。东夷人三年丧之服,却又经斩削而成,不缉边,初或无斩衰之名。经孔子及其弟子提倡之后,此种丧服被纳入周人原有之丧服体制。夷夏丧服制度的结合,不是一两个人的提倡导致的,而是一个长期就有的趋势,孔子只是更加大力推动这一趋势,并将它理论化而···
先秦儒家论玉具有鲜明的学派传承特征,在立论上具有明显一贯性,在入思向度上却呈现出差异性,可谓“玉”彩纷呈。孔子、孟子、荀子论玉不以器型立论,而以玉所呈露的品质立论,且具有以比喻义论玉的一贯特点。
火葬习俗古已有之。先秦典籍中保留了有关火葬的大量文本证据。大体言之,《周易》中的离卦与火葬有着密切关系,作为刑法处罚方式而存在,主要指向不孝子这一群体。
格物致知与科学不是无关,而是大有关联,格物致知乃是儒学内部生长出来的科学因子。这一点既决定了儒学与科学具有根本上的相容性,也为证明儒学具有自己的认识传统、具有与现代科学相接榫的可能性,提供了内在依据。
从宋明儒的观点看美德伦理学并不是用宋明儒的材料去解决西方美德伦理学的问题,因为这种说法隐含了这些问题不是宋明儒、儒家甚至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宋明儒能够解决西方哲学家没有甚至不能解决的这些美德伦理学的问题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它们也是宋明儒、儒学甚至整个中国哲学本身的问题。
魏源被公认为是以今文经学为主的启蒙思想家,但从其思想整体上看,他不仅对今文经学十分推崇,还对理学思想也很是认同。魏源并没有否定理学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对道统传承十分关注,并且在他的学术生涯里一直深受理学思想范式的影响。
一代大儒黄道周面对晚明政治与社会的一系列问题,所提出的救治方案具有重要价值。理解其救治方案,可从《春秋》学角度着手,主要是挺立“尊天”一旨而倡导“天治”主张,具体可以从政治层面、伦理层面与性理层面等三个方面展开。
儒教研究需要“回到儒教自身”以寻求关于“儒教”的切己描述。儒教作为“社会存在”, 是一种公共—集体的“行为方式”,具有自身的结构和功能,并通过观念性和物质性的“结晶化”形式表现自己。“儒教形态”是对儒教结构功能及其历史特征的指认, 也包含对儒教得以奠基的存在理解的说明。
如果我们不执于一端而强作分别,就中国传统自身来说,“儒学”虽偏重于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实际上并不存在脱离“儒教”整体的“儒学”或“儒家哲学”,创造性的精神活动与政治的、社会的、生活的实践活动是交织一体而互动的。“儒学”从“儒教”中被抽离出来而成为“哲学”,这正是“儒教”历史病痛的“症候”。
周公拥有大祭司、摄政王和政教宣化者的多重身份。在周公这里, 周人的“上帝”崇拜与“天”之信仰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周公“以德配天”与“制礼作乐”的文化与制度创设, 既表现出理性的精神, 又洋溢着对神道的崇敬。周公的政教实践, 贯穿着道德的理想, 但仍与宗教信仰相配合。周公之信仰与政教实践,对后世儒教有深远的影响。
历史形成的周人宗教信仰具有复杂性。周人的"上帝"信仰虽然受到殷商宗教的影响却具有独特的内涵,"上帝"被奉为周民族的至上神和保护神。"天"的信仰为周人所特有,"天"被赋予道德理性并具有超越族群中心的特征,但没有独占最高信仰的殿堂。"上帝—天"的信仰结构是周人信仰的基本结构,在"其命维新"的政治与文化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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