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己复礼为仁”在清代汉宋之争中成为争点,是儒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朱熹释“克己复礼为仁”之“为仁”为“谓之仁”“是仁”“见仁”“到仁”“至仁”等,其诠释“为仁”不是定义“仁”,而是借“克己复礼”工夫指示“仁”之本体、境界。
良知学否定尊德性之外道问学的必要性,轻视尊德性内道问学的重要性,从而忽略了道德实践的物质条件、知识储备和道德技术学,没有它们,道德就会退化成毫无力量的良好愿望。良知学突出和强调道德主体的自觉能动地位和担当精神,对当时流行的思想有纠偏除弊之功,亦参与引发了后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今日道德建设也有重要意义,但是,良···
“南镇观花”中花的色彩的“明白”既是客体的呈现方式,也是主体综合地领悟世界的体知方式。由前者说,“明白”是自然的生机与生意的流溢,是“仁”,具有本体性;自后者论,“明白”是人通过“感”建立与世界的多重联系,与世界形成生命共同体。
梁启超对三代礼学的研究集中体现在《志三代宗教礼学》中。以此文为中心,他勾勒了三代宗教礼学从一神教向多神教的递嬗轨迹,在此基础上,以天教、祖先教以及二者的相互作用,建构了中国古教的主体内容和逻辑,进而揭示三代礼学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深刻影响。凭借对三代礼学的研究,梁启超展示了中国古代宗教的具体内容,同时彰显了中国古···
孟子道性善,有深层复杂背景。孟子面临战国时变环境中诸家不信任人性及功利思潮所致时代道德危机这一真实时代课题,儒学德性底线深受冲击。诸家基于性恶意识诉诸集权威慑及社会规范而无视道德本身,与早期儒者回应人性问题的无力境况,均暗示人性善恶问题与时代道德落实问题有深切关联。基于此,孟子以性善之宣扬乃至强势规定探寻解决···
荀子政治哲学的思想特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重民”与“尊君”同构;“修身”与“富(强)国”并重;“隆礼”与“重法”合治。正是依托荀子所建构的道德理想主义与政治现实主义相统一的儒家政治哲学,儒学在汉代才可以一跃而成为王官之学,并由此成为秦汉以后治国理政的重要价值依循。当然,荀子在强化儒学治政品格的同时,也为社会政治的现实原···
易学类型的划分背后,实际上意味着不同的解经方法。清初学者胡渭、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等对《河图》《洛书》《太极图》《先天图》等宋代易图展开了严厉的批评,直指宋代图书易学中的四大弊病。但这种批评并不意味着要从根本上否定宋代图书易学的全部合法性,而是蕴含着对解经方法的不同理解。在他们看来,《周易》诠释并非不可加以···
本文从《大同书》文本内部出发,通过考察“人本院”的制度设计,揭示大同建构的某些根本性困难。
同海沤喻、水冰喻一样,横渠的“虚气”也是一种譬喻。在对横渠哲学的解读中,存在着“执喻失义”现象,争执即起。牟宗三与熊十力之争便是一例。这些争执相互融摄,让“乾坤互含”与“乾统坤”之间张力凸显,儒家的“善”的“来源”问题被追问。争论表明,“善”虽然是超越者,是超时空的常道,但也是人的作品,也自然、经验地得以确立。自然与自由,···
先秦儒家伦理有两种基本类型:君子伦理与民众伦理,二者都以五伦的形式呈现,但针对不同的阶层。相比于常见的民众五伦(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君子五伦(父子、君臣、朋友、师生、天人)有其独特之处,它内嵌于一个庞大的文明谱系中,与人才、教育、心灵、政治尤其是德性(五德、五行)等方面同构相对应,并在思想上有一个···
天理自然观是朱熹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朱熹不是仅从认识论的角度理解自然,而是从主体论、价值论的视角理解自然,把自然作为内在于人的一种存在来体认,朱熹天理自然观充满着强烈的道德意识。
《论语》讲“礼之用,和为贵”,对于其中的“和”的解读,在古代,经历了自皇侃、邢昺从礼乐关系的角度讲“和,即乐也”,“和,谓乐也”,到朱熹从礼有体用的角度讲“和者,从容不迫之意”,再到王夫之讲“‘和’者,以和顺于人心之谓”,刘宝楠以《中庸》“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解“礼之用,和为贵”的过程。
现象学在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之外开辟了一种原发的思想方式,即回到主客未分前具有时间性构造的生命经验,这种活体经验是一切存在理解与价值的源头。此一回到基源性活体经验的思路对我们重新阐发儒家哲理具有根本性的启发,儒家的仁爱思想源于时间性的、非客体化的亲亲经验,从这一基源经验出发生长出仁民爱物的终极视域。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最具影响的思想家之一,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是他一生不变的追求。为给近代中国的发展找寻方案,他早期取法周公,以《周礼》为治理中国的宝典,大旨见于《教学通义》;中期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借助春秋公羊学的孔子改制说,宣扬维新变法的近代政治主张,斥刘歆伪造的古文经学为“新学”,给中国两千年的学···
晚年陈庆镛提出“六经宗许郑,百行学程朱”格言,主张立足顾炎武的学术思想和实证方法,倡议会通汉学、宋学和经世学三种学问,以崭新的精神面貌追求经世致用之学以救济时艰。纵观陈庆镛的学术人生,他以政学会通、汉宋会通、考据经世会通的特点,为复杂多元而又交相为用的道咸学术作了说明。
抗战时期,学风因时局而发生汉、宋转变,“为学术而学术”的新汉学式微,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理学地位上升。随着学风的改变,钱穆个人对理学的认同更加清晰,并在齐鲁大学国学所完成思考与转变。在此期间,由于经世情怀的驱使,钱穆与政治人物多有接触,并发表许多政论文章,直接表达政治主张。他寻找中国存在的意义,为中国不会灭亡寻求···
明道之学系从道家之顺应物性、以百姓心为心等说,转手而来;明道不属“心即理”学,如其《定性书》:“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若为“心即理”,则该言系于心亦系于物;明道之客观理学,系建立于“服牛乘马”之物各付物上,一径顺任牛马之性,道理如斯而不可易。
二程共同建立了理学,推动了仁学的本体化。但是二程在“仁”的训释上差异明显,分别以“万物一体”训仁和以“公”释仁。其实二者的差别体现在“仁之本体”与“仁之用”、生命境界与道德实践、体认天理与大公无私几个方面。两种仁说上的差异,与二程兄弟的气质个性与思想境界不同有关。
儒家行恕以分清是非善恶、正义与非正义为认知条件。孔儒对待怨仇的处理态度体现出恕的原则性。儒家恕道始终要求有严肃的是非立场和清晰明确的道德认识能力,智因而成为一切道德行为的认识论准备或理性前提。君子行恕坚持标准,但也不排斥人性关怀,强调仁爱但也不失严厉,因而可以练就出推己达人的真本领。
“范氏义庄”的法律构造及其救贫济困、促进教育的善举,与现代慈善信托制度有着惊人的一致。尽管范仲淹具有强烈的宗法思想,但不能否认其慈善信托的理念的进步性。“范氏义庄”作为一种慈善信托机制,产生了在族内传承、族外传播的良好社会效果,但因受传统宗法思想的影响,未能发展为现代意义上的信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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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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