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学身体观为线索,从文明史和儒学史的交互视野,可以看到儒学在晚明时代发生了一次“身体转向”,即从以心为本转到以身为本,这种转向不只是内容上的修补,更是结构上的变革。从以身为本的一体感应论逻辑中,可以发现关于现代性的另一种叙事,即关于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儒学方案。
明代浙江祠祭祖先并不拘泥于朱熹《家礼》,更强调“礼以义起”,尊重人们的尊祖感情,士大夫不惜违礼逾制,造成宗祠的发展,如此民间也会有所效法,使得祠祭普及。
与孔孟有所不同的是,荀子通过“礼义”的结构规范建立起利益分配的差等原则,又力图通过合作共享的制度安排调节贫富差距。从现代分配正义的角度看,荀子基于“应得”的分配原则看到了创造财富背后的动力和责任问题,也以人性平等和仁道关怀提供了上下阶层流动的开放渠道。
两种权力超验制约理论具有相似之处:都主张天灾与人事存在关联,均认为人间权力最终来源于“天”或“上帝”;“天”与“上帝”都是具有思想、感情、意志的超验生命存在体; “天”或“上帝”都对人间的权力行使进行制约;权力主体“权力滥用”时,“天”或“上帝”都会降下瘟疫、饥荒、地震等灾祸。君主或领袖回应灾害的态度和行为,对国家、民族共同体···
冯友兰从逻辑分析的角度来看,阳明学的良知及其关于“天然之中”的不可拟议增损的知识均为假定。进而,冯友兰将阳明学置于新理学框架下进行批判:在本体论上,将良知转化为“宇宙底心”,并予以否定;在方法论上,对王阳明的格竹方法与体悟方法进行了批判性诠释,揭示出这两种方法的不足之处。
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讲席教授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良知之所以能够创生“存在物”,是因为良知总是以自己的“眼光”审视天地万物,将天地万物笼罩在自己的视野之下,赋予其道德的价值和意义。这方面的内容即为道德存有论。道德存有论是宋代之后儒学渐渐发展出的一条辅线,阳明的努力极大地充实了这一路线,奠定了儒学以道···
性情与阴阳五行的变化是同一过程,伦理与善恶是对事物变化过程中不同趋势与状态的价值判定,这样既解释了性情的实质过程,也阐明了善恶之性的根源。在此基础上,突出善之为成性的价值,作为人类活动的目的,施之以政教,则构成一完备的天道与人道相贯通的理论。
“经学”的学问不像儒学的其他学问, 如文学、史学、考据、训诂等等,或可以被一定的学术化,尤其是近代以来新儒家哲学化的思辨之学;也不大同于纯粹的心性之学(更多的是修身工夫,而非概念和文字的堆砌)。做“经学”的核心与关键是要能应用到当下,上到宇宙政治、人类命运,下到个体家庭,所在社会组织和行业当中。都是大有可为的治学广阔···
张载所说的“诚明”与《中庸》原意及郑玄、孔颖达的解释皆有重大的不同。张载所说的“明”不是“明德”,而是《周易》之“穷理尽性”。总之,《周易》与《中庸》等经典虽在张载理论体系的建构中皆扮演着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但相对来说,《周易》才是主角。
如何从传统伦理型人格走向现代平等式个体,在完善个体中建设个体与家庭神圣、个体与国家社会之良好的中介机制及其文化心态,关系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与道德自觉,更关系儒家价值振兴、中国精神建设及中华文明进程的演进。
儒学的海外传播带动了“儒教”空间的布局与结构移植域外,在延续原生“儒教”祭祀传统与教育功能的同时,又形成适应当地需求的表达形态。以“庙学合一”为主线,汤岛圣堂在文脉特征、仪式功能、人才选拔、圣贤信仰等方面展现了“儒教”实践的具象,并在祭教关系的张力中完成了其在地化。
“家”一直是中国哲学思考和回应的议题。在易学体系中,“乾坤六子”象征着家庭伦理角色及其组成结构,“当位”“应位”等爻位关系暗示着使“家”维持和谐稳定的伦理准则。卦爻是对家的模拟,又反过来规范着家庭成员的行为及相互关系。
“大一统”不仅构成了传统中国政治的文明基因,更构成了中国政治的文明宪法。历史上“大一统”思想成熟的理论构建主要体现在以汉代春秋公羊学为代表的经学中,天命是政治合法性的神圣根基,王道是政治体的核心价值认同,天下是华夏政治文明的最高合法性诉求。
儒家强调生生不息,其背后的理想时间体验具有「过去—现在—未来」的存在结构,难以在存在论上与凡俗的时间体验相区分,这构成了儒家工夫论的难题。相较于王阳明主张以「断」生「续」,朱子「断—别—续」的时间对治模式更为警惕于凡俗时间体验的根深蒂固,二者代表了儒家工夫论在时间维度上的两种重要理路。
良知被视为王阳明思想的核心概念和根本宗旨。单纯从其是本体的角度不足以揭示出其在阳明思想中的重要性。事实上,“良”意味着其后的“知”直接发自天赋之性(即本体),因而是充分、准确地表达了本体的内容的。“充分”和“准确”表现在它自然能有力地推动人以正确的方式行动。故使得“知”虽然是作用但却具有了本体的意义。
中希哲学对于欲望的定义、欲望的神圣性与世俗性的区分、应对禁欲主义的冲击、治欲的方法、治欲动力学等方面具有一致性;中国哲学在以礼治欲、理欲两战等方面具有世界性的哲学贡献。
恻隐之痛乃仁之为体最显豁的开端,乃至于径直地就是仁了。伤痛观念由此获得更为鲜明的哲学品格,其与仁的本体地位息息相关。既要肯定对他人生老病死怀抱的伤痛,同时也要着力加以节制,不能任由其陷溺。
方以智认为龙溪之学对“圣人”知识维度的弱化,偏离了孔孟仁智双显的主旨精神。他以“乾知大始、三德首知”等为论据,证明先秦儒学将“可学可虑”之“知”列于至尊至贵的地位。方以智从“知”的主体、工夫和价值三个方面,进行了知识论体系的自觉建构。
性善说旨在说明人性中先天具足为善的能力,理论旨趣上颇合乎康德伦理学“应当蕴含能够”这一基本原则。思想史上,该说往往被强化为这样一种观点:人于现实中必然会为善,因而礼义、王教乃至一切后天努力均为多余。荀、董二子都是基于对孟子性善说的这一强的解读而对其予以批评;为说明后天教化的可能性条件,二家又不得不肯定人性中包含···
考察《河南程氏遗书》中程颐的言论,可以推断出程颐并不反对妇女改嫁。当代学人对程颐产生误会的直接原因在于将“节”字解释为“贞操”。根据“节”字在古籍中的使用情况,将“节”解释为“贞操”并不符合中国传统古籍经典中“节”字的使用习惯。分析程颐语录中“节”字的内涵,“节”指征人的品格、操守时,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于行为而言,是外在行为···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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