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筮面对的是命运,这是一个极为根本的哲学和宗教问题。对命运的态度,反映出其所在的思想传统相当重要的特点。笔者近年来将中国哲学传统归结为性命论传统,相对于西方的存在论传统,它有如下两个重要特点:它以性命而非存在为哲学思考的首要主题;它不假定一个永恒不变的存在作为哲学思考的参照,而是强调万物都在变易当中。这两点正···
张岱年的张载研究贯穿20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以哲学史方法论的演变为线索,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且每一阶段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意义。针对张岱年对张载的唯气论或唯物论的定位,其后的学界或继承发展,或批判质疑,或另立新说。此种研究进路的多元化格局能够从多个维度展现张载哲学的不同面向,是值得提倡的。
就《易经》哲学的脉络而言,回到存在本身,是从“存”讲“在”、从“屯”讲“生”。“存在与价值的和合性”优先于“思维与存在的一致性”。存在不是静态的被确立,而是动态的生成,更重要的是人的参赞化育。“生生哲学”的智慧亮光将会为现当代哲学带来更多的实存反思,迎向“文明互鉴”下的哲学交谈。由此,我们可以体知生生、契入存在、启动觉性、迎···
把血缘关系上升到一种天定法则的高度予以确认,等于在为“亲亲”之制建构可靠根基。以嫡系长房、长孙为大宗,血缘正统可靠,是“百世不迁之宗”,秉承先祖恩德最隆最多;而以庶子系统、旁支所出为小宗,是先祖余泽播撒。“五世而迁之宗”要求小宗超过五世则剔出丧服范围。“大宗维翰”而具有核心地位,“宗子维城”则能够起到拱卫、守护作用。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大意是乾坤形成,其抽象、超验的方面叫做“道”;乾坤形成,其具体、经验的方面叫做“器”。前者指存在于乾坤的次生易,即易道;后者为乾坤的物质存在形态。因而,将“metaphysics”译为“形而上学”是一场基于误读的误会。
“气”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要范畴,中国传统宇宙观从对气与世界万物关系的理解出发,以气为基,描绘了“一个世界”的整全图景。《庄子》所谓“通天下一气”,展示了中国古代“此世一元观”的哲学基础,在这一世界图景当中,没有主观和客观的对待,没有自然与社会的二分。宋代及以后的思想家同样强调“一个世界”的重要性,朱子同样是在“气化的···
荀子的逻辑是,人生而具有某些天性,但这些天性究竟是善的还是恶的,却并不能归因于天,而只能是出于人自身的创造。若一个人无力创造,即无法“具”其“朴”“资”,那便是荀子所谓的“性恶”,康德称之为“根本恶”。至于人如何“具”,一方面,“俄而”间的“决”与“断”成为生死关头,另一方面,“长久”的“积”和“渐”又事关重大。前者涉及自由任性问题,···
行走在“孔子之城”的来华西人,近距离观察曲阜,深层次解析孔庙,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当时西方社会对圣地曲阜及孔子的认识。这些旅行纪闻,既引发了西人对孔子的尊崇感,也促使其反思孔子和儒学在中国的地位与影响,为我们多方位认知孔子提供了丰富视角。
“仁树”说集中体现了方以智仁学思想的精粹。此说由三个主要比喻构成,即全树全仁之喻、剥烂复反之喻和二芽之喻。本文系统梳理了仁树说三喻的内容和含义,并分析了方以智仁学思想的体用论基础。仁树说代表了一种“尽性”或生成人性论的新范式,深刻影响了清代学术发展。
儒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固然有着重视道德的特质,但儒学自始便存在着消极伦理的思想因素,对道德化视角的局限性有清晰的自觉——不可将世界化约为单纯道德化的世界,这就体现出人的自知。而只有以人的自知之德为基础,人与万物的一体和共生共在方可实现。对生生之大德的推崇正意味着超越单纯道德化视角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性。儒学对人与···
清代学者反对“疏不破注”旧例,重新构建义疏之作的诠释体例,体现出实事求是的为学精神。新疏是清代经学研究的结晶,内容上具有集大成的特点,在《十三经注疏》、“四书五经”之后,构成又一个颇具特色的经典诠释体系,对于后世的经学研究和经典传承,具有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
罗钦顺哲学对张载哲学的继承性并不似传统哲学史中所表述的那么强。具体而言,可以从三个方面证明:其一,在北宋五子中,罗钦顺主观上更欣赏的是程颢,而非张载。其二,在问题意识方面,罗钦顺讨论张载时更关心的不是气本,而是理气一物。这本质上是朱子学的问题意识,而非气学。其三,罗钦顺对张载的理解与传统气论学者对张载的理解不···
天理是二程和朱熹哲学的核心概念,但二者对其理解不一样。在二程那里,天指苍天,天性、天命都是苍天之命令。天理即苍天之理,进而延伸为宇宙之理,天理观便是宇宙观。在朱熹这里,天被当作形容词用,表示像苍天一样的自然性、自足性和绝对性等,天理指具有类似于苍天性质的理,即,理是自足而绝对之理,而不再专指苍天之理。理学家的···
立足于一般经验性的“听”,孟子认为个体在“听”上有“同听”的趋向,节制对某些“声”的偏爱,个体得以通由“听”培塑自身德性。“听”同时与国家治理相关,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成为了制定正确决策的重要前提。在这一过程中,君主归正“听”上的一些偏好,理性判别和积极听纳有价值的意见,使其不断向圣王迈进。
在朱子学的诠释下,“祷”作为面向特定信仰对象的意向性行动,是圣人基于“天理之自然”确定的礼仪准则,在气化流行的宇宙秩序中有获得“回应”的真实性依据。祷者正是以这些基础信念为前提,将自身生活困境向神灵敞开,并在与神圣的“遭遇”中获得如何面对这些困境的精神经验和意义依据。
社仓法源自隋代实施的义仓制度,在南宋时期经朱熹重新设计并编定《社仓事目》后发扬光大,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往学者的研究认为朱熹所行社仓的目的之一是在民众经历灾荒时对民众予以救济和帮助,从而发挥其巩固统治的社会功能。社仓法尽管具备如上的社会功能,但其设计本身却存在固有的问题,诸如贷款利率过高、催科期限过急等。
以经验知识的进路解释良知如何呈现,需要以良知不学而能的先天性与其呈现于经验中的差异性、多样性为前提,给予“经验知识如何触发良知”和“良知如何运用经验知识”两个核心问题以有效的解释。同时,认知能力的提高与经验知识的积累都影响了主体对当下道德场景的把握,从而也参与到良知直下的判断中。
作为经典世界中的思想史事件,孔子的“川上之叹”存在着伤逝、勉学、道体三种诠释路径。相较而言,“道体”说既克服了“伤逝”说的消极观念,也深化了“勉学”说的思想内涵,并且还实现了圣贤之间的“视域融合”,在经典解释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从形而上学的视域来看,孔子“川上之叹”所表达的核心主题是对存在与时间关系问题的哲学思考。
一方面,注意于“名节”的自觉性与“士风”或“学风”间的关系,试图重塑“士人”这一政治身份在道统观下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对“罔死”与“变节”的批评在延续明季道德严格主义风向的同时,也经由对名节观的厘正,而为自身在不仕清廷的前提下打开生存空间。回视程伊川之论党锢,在某种程度上,此两者皆可视为丧乱之后对宋学的回归。
张载在政治社会思想上主张宗法制,但不等于《西铭》的宇宙论也是宗法模式的,不能据此否定《西铭》具有博爱与平等观念。把博爱与差等之爱对立起来,对两种观念都极为有害。借助对若干博爱观念的讨论,重新肯定差等之爱之于博爱的重要性,突出差等之爱中厚薄之分的意义,具有较大理论价值。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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