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儒学”和“进步儒学”都涉及现代儒学的两个关键词,即“进步”与“自由”。对这两个基本价值观念的理解,生活儒学与进步儒学之间既有基本的共识,特别是在对现代性价值的认同上;同时又有一些重要的差异,尤其是在儒学与自由的关系问题上。
当代儒学理论已经形成一股明显的情感转向趋势,其中尤以“情理学派”为代表。目前亟需通过反思其中暴露出来的理论问题,推动当代儒学情感转向的进一步发展与深化。
乡约兼顾个体成人与关系维和的双重功能:自我实现具有超越性与社会性的“即凡而圣”价值;人际关系的维和建构了伦理情谊化的乡村熟人社会。《吕氏乡约》《乡仪》的伦理操演与情感感化机制对当前乡村人际交往和公共生活建设均有裨益。
程颐对王安石注解坤卦六二爻的“因物之性而生之”之说提出了激烈的批评,此为易学史上的一桩公案。从思想来源看,王安石《易解》中对坤六二的诠释根本立足于儒家立场,但“因物之性”之说实有玄学思想的渊源。而程颐的批评则一般性地指出了“因物之性而生之”无论在玄学还是儒家思想中都难以成立的原因,即在于此说违背了自然物性观念本有的···
一方面,阳明物论充分尊重物的独立性,与心相区别;另一方面,良知被提升为本体,物在良知学的伦序中被重新规定,良知不能理所当然地像性理一样成为万物的本体,形成知体物用,而是在知为意之体、物为意之用的独特结构中,与物统一。其根本原因在于阳明没有最终证成天理和良知为一,他在儒家传统物论和良知本体基础上的物论之间的罅隙···
虽然张祥龙的现象学儒学呈现出某种明显的现代特征,但我们并不能够因此而简单地将他划入现代新儒家的行列中。像贺麟那样的现代新儒家都是现代性的拥趸,都立足现代性立场论衡儒家传统,而张祥龙则不然,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是现代以来第一个充分认识到现代性的严重问题、进而对现代性进行了彻底反思的儒家学者,他由此而开启的思想方向···
刘咸炘整合老、孔,发展与提升了儒学发展现代转型的新境界。他期待中国儒学史从非左即右、往而不返、争斗不息、别有所图的邪路上回归老子、孔子的太古之道。刘咸炘坚守先秦儒学的中观理想,对中国真正的自本自根的中国文化具有坚定的信仰。刘咸炘认为,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包荒含弘,任天圆道,返本开新,才是中国儒学光明的未来。
“周程授受”是宋明理学史上的一个大问题。在朱子及其批评者那里,“周程授受”都不仅是一个事实问题,更是一个哲学或义理问题。朱子对“周程授受”关系的建构,既出于重建道统的努力,亦基于其对道体—工夫的诠释和理解。
从儒家亲亲尊尊原则切入,聚焦《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可以揭示天、地、质、文四法循环的学理脉络和丰富内容。天道阴阳之气的不同运行轨迹,对应了人世王政、官制、礼法不同面向,追溯天授圣王的异象,能够使“四法”流转获得可靠根据。殷质、周文及其分别与亲亲、尊尊相结合,建构出王权继承的基本秩序。
孔子的经典诠释学思想,不仅具有“哲学诠释学”那样的世俗存在论意义,还具有创世论的超凡“创生”意义。这种思想深刻地蕴含在孔子的“天命”观念之中,可以称之为“天命诠释学”。
本文关注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伊儒会通,它不仅仅局限于明末清初之回儒的著述活动,实际上伊斯兰、儒家、佛教和道家在这些学者那里融汇成了新质的哲学思想。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思想进程与元明清三代乃至民国的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密不可分,需要我们用全面的发展的眼光去看待。
孟子性善论与“尽心”相关,要人负起对自己的道德责任。善性人人皆有,尽心却非人人皆能。在孟子论述中,尽心问题士与民实有不同要求。民无恒产则无恒心,不能期待民众在饥困中还要“尽心”,但“士”可以做到,也应有这样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中华文明讲道理的方式决定了他能够从差异出发看待世界的统一性,人类追求美好的生活,人类各大文明的圣贤以其各自方式探索人类未来的美好,但不必走齐同的道路,而是可以“各美其美”,通过充生达理实现美美与共。
晚清“礼法之争”的实质,在于以何种方式“辨风正俗”,安定地方秩序,重塑中央政权的“大一统”框架。“正俗”折戟背后的问题在于:新政改革已经越过了早期张之洞所主张的“中体西用”之论而上升到了中西方对“道”(文化话语系统)的争夺。
“天人合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重要观念,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整体有机的宇宙观、生态观。由于中国先哲对其所论较简,使这一语句的意义并不明朗。有必要经过解释和阐明,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揭示中国古代哲学家讲“天人合一”的因由,明确这一观念的哲学基础和基本意涵,并赋予、彰显其现代含义和价值。
礼图是朱子十分重视的一种礼学解析工具。在朱子的礼图思维中,解决实际问题是其根本的归宿,主要体现于以礼图来解决社会礼仪、礼学教育、现实政治三方面问题。规范化是朱子礼图思维的根本原则,主要表现于礼图作品由政府颁布施行原则与经学化制作原则。
“自然”是理解与阐释程颢仁学的重要观念。程颢仁学的理论基础是“生之谓性”与“天理自然”。性与天理皆为自然之存在,程颢以性之自然与天理之自然阐发仁之自然,将仁视为合人道与天道为一的自然本体,同时也将“识仁”作为体仁的自然工夫。
在中国思想中,超越性并非指向以心灵体验作为位点敞开去身体化、去社会化、去宇宙化的作为终极根据的绝对者,而是走向历史过程中文化宇宙的绵延,道体通过体道经验而被纳入历史文化世界,参与超越性根据就是参与历史文化宇宙的赓续。
通过详细引证比勘诸史料,可知文彦博语远绍孟子“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语,而自汉宣帝言“与我共此(治天下)者,其惟二千石乎”以来,“共治天下”说为包括宋朝的历代君臣所普遍接受,只是文彦博代之以“士大夫”而已。故文彦博所说之“治天下”及其他宋人所云之“共天下”“同治天下”,大抵皆为“共治天下”之意。
《乐记》创造性地援易解乐,同时创新了礼乐哲学与易学,形成礼序乐和的重要思想,将传统的以礼统乐发展为以乐统礼,由更重视秩序之“中”发展为更强调感通之“和”,建构了新的礼乐哲学和美学典范。同时,《乐记》以礼乐代乾坤,将乾坤易发展为礼乐易,成为孔子以德解易的完成式,开创了天人合一的新形式,由此奠定了它在先秦思想史上的重···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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