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生以《贡献与终结》为是著命名,可见其对牟先生的思想有赞有弹。所赞者,在牟先生所传承之心学尤其是十力学派的道统与学统;所弹者,在牟先生的具体立论。然学以载道,如何立论事关道统与学统的正当与传承。
“性恶心善说”是近年来针对荀子人性理论提出的一种新的诠释。这种诠释于“性恶”和“心善”两端似都有可商榷之处。以物质欲望本身的特点为恶,还是以物质欲望无限度发展的结果为恶,这是“性恶”需要讨论的问题;缺乏仁性的有力支撑,单靠智性的认知之心唱独角戏,能否保障心必然为善,这是“心善”需要讨论的问题。而是否有必要将《不苟》确定···
经学中的“宾礼”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概念,《周礼·大宗伯》只有“朝、宗、觐、遇、会、同、问、视”八种极为简略的定义,经过郑玄、熊安生、孔颖达等人的注疏,宾礼从诸侯朝天子泛化为天子、诸侯、卿、士等贵族之间的相见聘问礼,也指代不臣服于天子的特殊群体之礼。现今学界将“宾”“客”“宾礼”“客礼”视为具有清晰内涵与外延的稳定性概念···
陈焕章认为缺乏道德根基的放任主义只给强者带来利益,必致社会分裂和崩溃。为了阻止经济的去道德化,陈焕章认为社会经济秩序应该建立在道德和经济双重动机之上,并建构了以美德为中心的儒家经济学。
章太炎在“回真向俗”阶段给予孔子一种深度的哲学诠释,这种诠释可一言以蔽之为“断所知障而不尽断烦恼障”。章太炎的孔学诠释既在最高的意义上推崇孔学智慧不亚于佛学,又突出孔学作为世间法的儒学特色,不仅注重孔佛之同,同时观照孔佛之异。
在中国哲学中,物并未基于“相—是”得到把握,“用”成为中国哲学对物之同一的把握方式,从而也就是作为根据的物之“如何”。从“用”把握到的存在者之规定性,即物之“体”,而这种把握在指向物的同时,更指向了对存在者之整体及其根据的把握,因而通过体用论展开的对物之“如何”的追问表明自身为以“天德”或者“天理”为根据展开的形而上学体系。
蒙培元在其数十年的研究工作中,不仅以其扎实的学术功力重新梳理了儒家哲学史、中国哲学史,而且以其深刻的思想洞见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哲学思想体系“情感哲学”(学界称为“情感儒学”),包括其中涵摄的次级理论“心灵哲学”和“生态儒学”。
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究竟是否为专制的问题从未缺乏过探讨。如何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如何在中国传统政治的基础上建立新制,是现代新儒家共同关注的话题。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既要正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也要明确“专制”概念的中西差异,而不是一定贴上“专制”抑或“非专制”的标签,这才是···
经由阳明心学的兴盛,明代经学虽然在知识层面上“极衰”,但经学所承载的圣学精神却在阳明为代表的心学传人那里得到身体力行、发扬光大,而这正是今天重新发展经学所宜留意之处。
忠信仁义是儒行的内在信念,也是儒家群体的共同目标与期望,儒者据此超越世俗政治以自立。而忠信仁义的神圣性源于天命,由天赋予仁者。仁者作为儒者的最高标准,等待其天命在世俗社会中的开展与实现。
儒佛之辩在宋代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宋初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北宋理学创立期注重儒佛大防;南宋深入理论内部进行思想辨析。宋代儒佛关系错综复杂,是因为随着儒学自身的发展,辟佛的重点、辟佛所要达成的目标也在不断变化。
公羊学家通过对为父绝母当否、为国诛兄义否、为父灭国可否三事的讨论,提示出一条新的路径:重视秩序建构,申明公高于私,在严辨公私之分的同时兼顾亲亲之恩,既避免了因人情泛滥而导致的以私灭公之弊,又规避了因过伤人情而流于暴政之患。
在朝鲜人笔下,汉人会为衣冠头发而哭泣,有人因见衣冠而提出想逃往朝鲜,还有人通过偷穿戏服、家藏旧衣或朝鲜冠服来体验“汉衣冠”。甚至满洲人,也对“汉衣冠”表达出欣赏与向往,其中或有夸张与想象。到晚清,朝鲜人则配合清朝防范太平天国可能利用“朝鲜服色”。衣冠头发之悲,则指向了明治维新后改穿西装的日本。
《易传》中的乾元与坤元到底是一或二,以及太极与乾元、坤元的关系问题一直伴随着中国易学诠释史和哲学史的发展。清代汉学兴起以后,不少易学家又在汉代易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此问题的思路。惠栋以“元”解释太极,反对以“无”来解释太极。张惠言从画卦的角度以为乾元即是画卦的一卦始基,也即太极,并且直接断定“坤无元”,此说为姚配中···
明儒罗近溪基于自身的生命体验及工夫追求,建立了一个以易学的生生观念为形上基础,以“不学不虑”“百姓日用”为工夫判准,以“赤子之心”和孝弟慈为核心的仁学体系。这一体系十字打开,具有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特点,是儒家仁学本体化、社会化在明代最成功的范例。系统阐发罗近溪的仁学思想,对于建构当代的新仁学,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朱熹的礼学思想受到了张载的礼学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礼为教”、“尊礼贵德”和生活之礼这三个方面。朱熹对张载之礼既肯定又有所发展。朱熹主要解决理论系统内部存在的风险和系统外部学者的挑战,意在正君心;张载主要是解决秦川之地周礼疲弊的问题,意在移风易俗。由此可见二者的区别与联系。
孟子对仁之实的讨论,是在文质论的架构中展开的,需要加以节文,而对仁之端则需要扩充。这两个方面并不相同,是交错展开的。作为仁之实的事亲即亲亲,根本上来自生生,却不等于自然的生生,而是因对生之反思性确认而产生的德性,这与以康德为代表的西方伦理是非常不同的。由消极的恻隐之心来理解人性,是孟子人性论中非常独到的人性论···
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国家认同论,能否提出基于中华文明的系统性、批判性思考在新时代愈发显示出切要性。钱穆从宗教学切入中外文明比较,特别注重阐发与心教相为表里的礼教论,将其置于文明类型说的立国政教视野中加以鉴别,预示出亨廷顿命题的一个替代性思路。
鲁穆公时代,一些心系鲁国之士在比较齐鲁两国发展道路及政治现状的基础上充分注意到了“尊贤”的重要性,进而导向两种学说:墨子贯彻了彻底“尊贤”的原则,明确打出“尚贤”的旗帜,由此发展出一套功利之学;子思则逼问“尊贤”何以可能,深入探索“知贤”的理论问题,藉此将儒学引向了一种心性之学
孔子仁学重心不在于从认识论维度界说“仁是什么”,也不单纯在道德层面表述“应该”,而是更多地关注身心合一。这种审美境界的仁学,对外在客观必然性已有所超越,其中蕴含自由与自由意志色彩。弟子曾子从两个层面深化孔子仁学:其一,从气论论证“人性仁”;其二,从工夫论的视域诠释仁,将仁学“下贯”于经验世界劈柴、挑水生活之中,形而上···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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