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学者认为,程颐「体用一源」的命题与华严宗体用观有很大渊源,然而华严宗的「体」与「用」有其固定「平等」与「差别」之意涵,论者往往忽视此点。而从程颐与弟子的问答可知,他本人并不清楚这种体用意涵。论文认为,「体用一源」的命题并非来自华严宗,而是与王弼易学中的本末思想,以及二程兄弟形而上、形而下的构想有直接渊源。
用“政治德性”与“伦常德性”的两分来考察古典德性论演变,较之“公德”“私德”的两分更为合宜。春秋时期的德性论说仍旧以政治德性为主,但是伦常德性已经逐渐开始受到重视。孔子试图平衡政治德性与伦常德性,提出了“民德”的观念,“孝”作为“民德”被特别强调。兼具伦常德性与政治德性含义的“仁”成为主德,用“仁”统摄其他一切德性
刘古愚表现出了对传统强大的诠释能力,他的思考无一不出自儒学之传统。可以说,刘古愚儒家教化思想改革的路径,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儒学之传统有自我革新之能力,而近代地方性儒学的丰富实践,也体现出了儒学生命力的普遍性及其与地方社会风俗普遍结合的真实意义。
中国传统礼教精神主要表现在以儒家价值观念塑造人、以礼治和人伦之道作为公私生活秩序的基础、推崇礼乐典章及仪节的传承和教化等方面。阳明心学的良知说将儒家的价值规范内化为人的心性秩序,从而将一般意义上的恪守礼教转化为遵从良知。阳明心学重视儒家礼教的人伦之道,在理论上强调人伦之道对于公私生活秩序的重要性,并将人伦教化···
天道、性命等观念代表了儒家对终极价值的追求。先秦儒家尤其是孔门之仁学,并不注重对天道、性命等观念进行客观学理的论述,因其认为天道、性命并非现成的和外在于人生命的客观存在对象。他们更注重从具体的人生情境中,从人的情感现象中来揭示天道、性命作为超越性人生价值的内涵,以及两者贯通为一的真实意义。这一思路也反映了儒学···
纵观《谷风》全诗,诗中女子与男子知礼与不知礼的分判昭然若揭,这种分判隐含着古今婚恋是非观的差异。当今男女婚恋生活可谓没有是非观可言,表现为“谈感情不讲道理”。婚恋是非观的缺失是由婚恋男女产生过多私情、私欲造成的,它是心性危机的表征。
感通、性情、私情组成了情感的整体内容,是辅成其本心之性善论的支撑和路径,是解决情感先天而又后天之张力的途径。感通揭示了心灵能力的直觉、情感与理性之多层交集;性情阐发了心、性、情三者先天善性的同位构建;私情的善恶转化,呈现出情感由后天通向先天的辩证关联。
考察赋比兴所自出的“六诗”“六义”说在汉代经学中的出现与诠释过程,可知赋比兴作为一组关联范畴出现在经学论述中始于东汉时代,但直至汉末并未作为观念架构应用到《诗经》的诠释。真正影响汉代的是《论语》“诗可以兴”的观念,《毛传》之以兴说《诗》及王逸《楚辞章句》的以兴解《骚》都属于此一传统,这也是《毛传》及王逸“独标兴体”的···
孟子关于功夫的理论并非只是其哲学的一个部分,而是其哲学的整体取向。理解这一事实可以释疑《孟子》文本中令人费解的所谓逻辑谬误,使孟子的思想得到更加连贯、可信和睿智的解读。孟子理论所代表的儒家伦理应该被称为“功夫伦理”。
在美国政治制度建立之初,作为开国元勋之一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提出了社会进步理论,即将儒家政治观念同西方社会进步传统结合起来。其他重要开国元勋如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都加入了富兰克林的行列,利用儒家政治理念创造出独特的美国政体。儒家思想通过这些开国元勋在美国民主制度中留下了令人意想不到,却又难以磨灭的印记。
孔子和儒家学派将六经作为经典之“文”的重要代表,亦通过天人之道来论说“斯文”,进一步深化“文”的哲学价值,由此建构出基于秩序性与神圣性的思想文化传统,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思想世界和儒家哲学史的发展脉络,至今仍有重要的启发与意义。
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人神混杂,故九代“古乐”实行政教合一。春秋时代郑卫宋齐四国出现背弃“古乐”传统的“新乐”,与战国至今“新乐”相似,故春秋至今为后九代“新乐”阶段,春秋时代既属于九代,也属于后九代。九代乐教理论,《舜典》《大司乐》为乐教治国的“工具论”,孔子发展了“工具论”并创造了反对“郑声淫”的“风格论”,三者均只适合九代“···
儒家是经过两千多年变迁发展的传统,从春秋战国、秦汉、宋明到近代,在多次的蜕变中,有放弃,有接纳,更有保留。今日的放弃(滥用熟人关系)和接纳(加强规则建设),是迎接变革(现代化与全球化)的需要,但保留(仁爱精神)同样是面对时代的选择。
孟子所持的性善论,相当充分地发掘了人心向善的资源。荀子所持的性恶论,从社会制度着眼,也是积极主张人努力向善,化性起伪。汉至唐的儒家则更重视人的差别性,认为性有品级和等差。而纵览这些论述,可以发现先儒所论人的同异中,一个很重要的差别性分类是少数圣贤(包括“希圣希贤者”)和多数民众的差异。
两千多年儒学发展有一主一辅两条线索,主线是道德践行,辅线是道德存有。前者的主题是人如何成德成善,内部呈现为“一源两流”的格局,其中“一源”指孔子,“两流”分别指以孟子、象山、阳明为代表的仁性之流,以及以荀子、伊川、朱子为代表的智性之流。后者的主题是道德之心如何影响天地万物,使其成为存在。
相比罗马帝国代表的军事统治主导与政治裂变性,大一统更具文治精神与政治聚合性。经过西汉前期的政治更化,郡县制大一统得到巩固更新,汉政典制成为中国后世政治的范型,而唐宋分别代表了强弱两类外向性的大一统模式。
“有教无类”不是关于受教者的事实判断,而是关于施教者的价值判断,要求施教者平等对待具有不同个体背景的受教者。“有教无类”既不属于精英教育,也不能被解释为平民教育,而更接近一种公民道德教育,其目标不是站在统治者维度的“化民成俗”,而是培养“君子”。
从《颜氏家训》作者的家族文化底色、思想来源、作品主题、核心价值来看,《颜氏家训》的思想归属是儒家,而不是某些学者所认为的杂家。第一,从《颜氏家训》的“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的学术追求与使命担当来看是儒家而非杂家;第二,从《颜氏家训》的“整齐门内,提撕子孙”的宗旨来说,是儒家的齐家之道,不是佛家的出家之法;第三,···
人之“生”乃心之“生”,异于草木之“生”、异于犬马之“生”。心之“生”即“仁”,“仁”乃朱熹、王阳明、亚里士多德所谓“心之德性”。此“心之德性”异于禽兽草木之德性,异于耳目之德性,异于鞋匠、木匠、琴手之德性。此心之德性应接于物而生“情”,乃“人性善”的具体表现。此心之德性“人皆有之”,乃“天之所与我者”、“非由外铄也,我固有之也”,故人之性···
与天道沟通的心性世界(“内圣”)与日用伦常的关切(“外王”)之关系遂成为“内外本末,始终后先,显微无间,体用一源”之关系。“内圣外王”一词因此最终成为宋明理学乃至整个儒学之道的关键词。在现代新儒家建构第三期儒学格局中,“内圣外王”一词实兼有“定性”“定向”“综合”三义于一身。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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