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学理中加入时间性和空间性,凸显时间性和空间性的意义,是儒家生生伦理学特别着意的努力方向,也是它有别于其他研究的一个显著标志。经过这种改变,儒学思想范式很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朱子论心的重点是从心性论的视角来探讨心的运行机理及功能。对朱子来说,心的构成问题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按照朱子的理气论,心显然是由理气共同构成的。朱子认为,理气共同构成心之后,心在运行活动时会表现出构成此心之理和构成此心之气两个方面的特性。
以物质文明为主导的现代化是由思辨理性引发的,其结果是养成量的个人主义与乌合之众,最终导致现代性的危机。要解除这种危机必须由实践理性养成质的个人主义,从而实现人的现代化,是为精神文明。基于这种认知,儒家可以在三个方面给精神文明提供价值维度:实践理性下质的个人主义,理性宗教下的社群主义,道德目的论下的天下主义。
张尔田与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以章学诚为纽带,成为惺惺相惜的学术知音,旗帜鲜明地倡扬章学。作为彼时中日学界名望颇重的学者,他们有关章氏之学与中国经史传统的看法,构成一种潜在的跨文化对话关系,为讨论章氏之学的越境受容与 的古今之变留下了空间。
荀子非常自觉地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以来的文质论传统,并在这个理论框架下讨论人性与礼制。他在《性恶》等篇中将作为质的人性理解为恶,但在《礼论》等篇中又非常肯定情与质,这展现了文质论的理论张力。相对而言,孟子对文质论没有像荀子那样讨论得那么深刻,但性善论更符合文质论的理论模式。
王阳明的“心学解经学”奠基于他的“心即理”的哲学观,以及六经乃“吾心之记籍”的经学观,其解经学反对像朱子那样在解释“文义”上用功,而代之以在“心体”上体当,认为凡“解书不通”“只要解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经典可以随心所欲地被重新解释,毋宁说王阳明的解经学旨在“求是”,他用“求是非”的内在理解标准来代替曾经十分流行的“论异同”的外在标准。
中国文化“重智”的一面在先秦名家有突出的表现,其主要标志在于“物”观念的独立及与之相应的“名”的独立发展道路的开辟。因此,儒学中“知性”要素的发展有赖于扬弃“人贵于物”的传统立场,进而正视“物”的观念,而这一设想在儒学的根柢层面是可以找到根据的。
「智」德的地位和作用十分独特,智不仅是连接仁、义、礼的纽带,而且正是它把仁、义、礼都藏在自己之中,这就是朱子著名的「智藏说」。在朱子看来,「知」与「智」是有区分的,认知是起点,智德是归宿,「智」是一种「知人之智」,是一种比知识更高的实践智慧,是一切行为的指南,可以贯通上下、沟通天人。
《周易》以“天—地—人”三才结构,构建了“天命”与“人事”的沟通渠道,完成了宇宙论层面天人关系的理论设计。董仲舒凭借基于《春秋》学的“天人三策”,赋予“天”以明确的超越性意志,使之成为君位合法性的理论来源。汉代经学通过对《周易》与《春秋》两部经典的交互诠释和经义整合,既对君王德性品质做出了持续性要求,又将政治合法性的理论···
现有材料来看,春秋时期对于人性的讨论大多是在政治视野下进行的,即从君民关系的角度予以探讨。因此,春秋时期的人性论并非着眼于“性”本身,而是有着明确的政治意图。这种政治视野下的“民性”论有其局限性,这既是孔子之前人性论的主流,也是孔子人性论思想形成的前提与基础。
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中,“三代”以来所传递的“均平”理想值得我们关切思考,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相结合,中国理应发展出新时代的“义利之辨”,由此形成中国之于现代化的道德尺度,以提醒我们兼顾公平与效率,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团结奋斗,迈向新的阶段。
《汉书·艺文志》绝不只是一篇目录学著述,而是一部典型的儒家思想文本,对于秦汉以来的帝制儒学的形成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这是因为:当时正处在帝制儒学的形成过程之中,而《汉志》的儒学正是典型的帝制儒学。
在沃格林看来,中国思想从未完成对宇宙论的突破,即“神性根基”未在超越与开端两个方向显示自身。与之相反,在牟宗三的哲学史书写中,宇宙本体论恰恰指向了对宇宙的超越。然而,在宋明理学中,作为对紧凑宇宙论的突破,体用论的形而上学不导向对开端的探问,也没有对超越之创造者的寻求。道之体用所表达的“实在之过程”与以终末论为标志···
要将实践哲学视为真正的第一哲学,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真正彻底地重新理解和解释“实践”,即真正彻底地回到“前存在者”、“前主体性”的观念视域;这同样适用于儒家的“功夫”观念,即“功夫”被理解和解释为前存在者、前主体性的事情。
在牟宗三研究已大规模开展数十年的情况下,无人可以否认牟宗三思想的价值,但切不可将其视为哲学的“顶峰”,否则无异于杀死了哲学,从事的不再是学术研究,而是神学崇拜了。
从《论语》及相关材料来看,孔子所说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强调人性的先天情感和后天学习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孔子看来,人一出生就处于家庭关系、人际关系、政治关系之下。这种关系首先表现为家庭关系,这说明人天生就具有孝悌等情感,这也是实现仁的前提和基础;但仅仅具有这种先天情感还是不够的,只有通过后天的学习才能成就···
对诠释活动的这种理解源于孔子提出的一种具有突破性的“为学”观,即主张一个人要成为“君子”,就必须通过“为学”,尤其是“读书”“学文”,来效仿圣贤君子的所作所为,并对其“德”与“道”加以深刻理解与把握(“思”与“觉”)。由此,诠释活动便成为“学为君子”不可或缺的活动。这种“为学”观实是基于“人”的自觉而达到“学”的自觉,又由“学”的自觉而···
作为第一代弘教者的七十子后学在受造感中感受到了人的有限性,而与神圣者的无限性区以别,故主天人相分;但人又正是在受造感中觉悟到永恒的神圣者,进而依赖神圣者,故又主天人合一。通过开发人之心、性大能,人可通达于天,且使天成为了道德性存在,而不使天物化或虚化;同时,亦使心、性具有神圣性,而不是一种心理学之物质存在。心···
黄宗羲尤其坚定气一元论的立场,重新理解“理”“性”“心”等概念,认为理为气之理,性为心之性,心为气之灵处,又从气之灵处即恻隐羞恶等心言性善,以习解释恶之来源;反对程(程颐)朱理学以仁义礼智为性、以四端孝悌为用的看法,认为仁义礼智因四端孝悌而后有。
透过美德伦理与儒家思想之间的互动诠释,作者形成了一套有体系的儒家美德论,即从伦理上的“以直报怨”“正曲为直”,到法律哲学中的“康复论”,再到正义论中的“关于美德之正义”,再到政治哲学中“儒家国家完善论”。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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