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在注解《礼运》时,将“大同”“小康”分别对应于五帝和三王时代,并明确认为五帝与三王之治存在高下之分,这一说法为汉儒“帝王之德有优劣”观念之表现,其原因与意义都值得深究。一方面,汉儒对帝、王的区分与先秦儒家对天子与王之别的建构一脉相承,可视为汉儒对秦汉以来畸变的“天下”与“天子”观念的重塑;另一方面,汉儒借助对五帝至···
在一个没有“家”的哲学时代,提出“家”哲学势必遭到各种质疑,如李勇教授从内、外两个方面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家”哲学可能遭到的批判。“家”哲学有着不同的形而上学预设。最终“家”问题有一个从“厚的文化”不断理性化到“薄的哲学”的过程。但“薄”并不意味单薄,而是意味着论题的普遍化。
“中国哲学”是近代西学东渐风潮中模仿西方“哲学”而逐步建立的学科。所谓“中国哲学”未能完成对于传统思想的取代,而只是使自身成为传统思想的棺椁。“中国哲学史”是民国学者以找相同的方式生造的,尤其是以儒学为“中国哲学史”的主轴,更是一厢情愿。儒者的使命不是致力于“道”,而是致力于“文”,即传承“礼文制度”,庶几不丧斯文。于是,“···
夷狄所象征的作为“他者”的文化在面临着回归华夏固有思想统序的任务的同时,亦通过自身的融汇完成了对华夏思想统序的重建。而由宋代“华夷之辨”所引申出的归统与建统问题,亦是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哲学的书写的一把锁钥。
从颜子内部视角看,无论是“好学”,“不违如愚”,“闻一知十”,“不迁怒、不贰过”,“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乃至“孔颜之乐”,都是对颜子生命状态的现象描述,是颜子好学的自然效验,不是他用功与存心的真实所在。颜子之所以如此,源于自身义理体段之融释,及其与实践生命之统一。
君子“远庖厨”体现了“不见”的艺术,但关键还在仁术的扩充推广。在强调仁的普遍价值的同时,又须注意爱之实践的先后差序。注重保民爱民的本然初心,恰当把握“仁术”“合权度”的双重蕴含。反求本然初心离不开社会实践的推动。“仁术”为“讲仁爱”的社会主流价值的推广提供了方法上的参考。
主体成果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的搜集考释,乃是花费十年心力精心结撰的重要学术成果,不仅改变了乡村社会研究的史料环境,而且推动了古文书学的建构与发展。而依据大量原始契约文书展开分析与研究,采用契约文书、传世典籍、田野调查三者互考互证的方法,也催生了一批质量一流的学术论著的出版或发表,显示了可与敦煌学、徽学媲美的清水···
明太祖统治时期,科举考试经历了“兴-废-兴”的曲折历程。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事件,其实质是太祖为平衡南北发展做出的重大努力,也是对北方因元朝统治和长期战乱导致经学荒芜的一种修复。明初的科举兴废过程,体现出学术与皇权之间的深刻张力,也体现出科举作为一项国家重要制度的政治特征。
只有在性-天模式下,人能回应天的这种给予,善才能被确证为人性的一种真实能力。这正是孔子的工作。孔子在真切活泼之道德生活中,对天与人性之关系作了扭转,即把自然生成论形态的天-性之关系扭转为道德形而上学形态的性-天之关系,由此开启中国文化史上的天人性命之学。
“为民父母行政”是传统行政法制的基本精神,也是传统政府治理的核心理念,具有法律文化价值主体性与治理秩序建构自觉性。此种治理者自觉内生于传统中国治国理政的宪制结构,进而发展出“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治理术提炼及其相应制度安排与运行实践。
在一定程度上,蒙先生讲的“情感的转向”是有明确所指的,是一个标志性的提法,即在20世纪理性主义占绝对上风的大背景下,怎么来容纳非理性的东西,重树“情感”的价值主体性。这样一种哲学思考,和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从历史上的一些资源、从儒家思想的特点入手,来重构当代哲学的问题、对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做出新的阐释,无疑是有价值的。
刘蕺山认为,阳明“致良知”不在“未发之中”上用功,却专在念起念灭处着力,是将工夫落在“致和”上,不仅将“良知看得粗了”,也可能会导致工夫“落后一着”。故而,他试图对此“致和以致中”的工夫论进行修正,主张“谨凛于一念未起之先”,体现出自身的学术倾向。
中国儒学传入朝鲜半岛后,与其本土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禁忌文化渐趋融合,形成具有本土色彩的韩国儒学,并在朝鲜半岛扎根,发芽,开花,结果,让儒家文化真正“活”了起来,从而使本土化的韩国儒学更具生命力。
关学是由北宋张载开创,经元、明、清时期的关中儒者继承和发展,而终结于民国初期的新儒学学派。其次,探究关学学者的学派自我认同理据发现:关学既有师承方面“横渠是师”的自觉,也有学承方面“以礼为教”的传承。
两汉察举制与太学制以郡国为责任单位,郡国由此成为君子仕进的重要场域。两汉之际士君子的豪强化使乡论成为选举的关键因素,“给事县廷”不再是必经的吏序。东汉后期,维护乡论的清流势力独占“士君子”名分,他们以天下为政治空间,并将“君子之望”名号化。
通过《论语》《孟子》《中庸》经义梳理,焦循指出“攻乎异端”的本义在兼存不同意见、权衡两端而用其中的中庸之道,以及通过“执两用中”而达至的“一以贯之”“善与人同”的溥博通达,而不是在后世儒学中常见的那种教条主义的、片面排外的狭隘倾向。
王人博先生的《1840年以来的中国》,是一本很难用通常学科分化的逻辑去定位的作品。作者本身的专业是宪法学,但无论是从书名、谈论的主题还是思考的广度和深度来看,这本书的抱负显然远远超越了法学学科的视野,而是深入到对中国1840年以来整个思想史的纵深处进行思考,所见及所思,都是涉及到古今中西交汇、碰撞和融合的大问题、大事···
“杀身成仁”说中的评价逻辑并非是无条件的杀身即可称仁,而是当君子终身推行礼义之道,且在义命不可得兼的情况下能舍身守道,方可称仁。许仁是一种活化历史、关照当下、激励未来的孔门施教活动。
本文主要以符号学的“内涵系统”及“元语言”为形式构架, 以西方现代诠释学的相关理论为充实性内容, 一方面以之消解“小学”和“史学”对经学文本的“语料化”和“史料化”, 另一方面以期重新阐释传统经学中的相关问题, 并进一步为经学思想和经学信仰的“恢复”开启新的可能性。
周敦颐提出“孔颜乐处”这一问题在宋明理学的发展中具有“贯穿性”,随着理学的展开,“乐”从境界转化为“本体”,获得此乐的方式也更加的“简易”,此种变化与理学所要面对的人的生存处境的变化密切相关。而这也揭示出“孔颜乐处”本身的提出就与理学回应佛教对人的生存处境的处理有关,正是汉唐经学在人的心灵安顿上的回应无法应对佛教的挑战,···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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