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踊”作为一种身体动作,是哀情的直接表达,踊礼则在丧礼开展的特定时段施行,将哀情调节到“无过无不及”的范围内,并具有发明孝子“本心”的意味。较为特殊的“奠时之踊”更能营造宗教氛围,进一步实现了哀情的道德性升华。
南宋“中国”认同的建构有三个相关的思想脉络,一是正统论,一是道统论,一是华夷之辨。当我们把正统论、道统论与华夷之辨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南宋“中国”认同并非现代的国族意识,而是给出了一套继承汉朝“大一统”而有所变化的“中国”原理,为新的“大一统”准备了思想条件。
中华法系以其鲜明的特色与合理的内涵,在古代中国维护国家稳定、推动社会进步、维系民族团结、助力文化繁荣方面,展示其独到的功能。而中华法系在思想理论层面所展示的中华法律精神,则在中国古代、近代、当代社会秩序构建、社会关系调整方面,始终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
在龙场至平藩阶段,阳明工夫论的焦点乃是克服支离,使工夫具有切要性。他认为,格物工夫唯有以诚意为统领来实施,才能避免支离之弊,真正克服私欲对心之本体的遮蔽,从而实现成圣的终极目标。1520年致良知宗旨的提出,将本体问题凸显出来。本体工夫成为阳明在工夫问题上关注的焦点,由此阳明工夫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长期以来儒学背负“专制学说”之恶名,在西学的话语优势下长期处于守势。本文以话语命题的三重内涵作为诠释范式,以中西之间的价值命题“视差”,提出与西学“权利命题”相对应的“责任命题”,并在话语命题的三重内涵中诠释此命题之整全性、失真性以及所蕴含遭逢当下范式转换之机遇。
新发现的熊十力五篇佚文及相关史料表明,辛亥革命以前,熊十力曾使用“熊叔恒”“熊定中”之名参与晚清革命活动。流亡江西德安、湖北黄冈期间,曾化名“周定中”,暗寓鼎定中原之意。辛亥革命以后,熊十力曾参与湖北革命实录馆的义务编修工作,发起了“政治研究会”等民间政治团体。
孔子“一以贯之”的“一”指什么,历来解释各异,但很少看到此说是在“厄于陈蔡”的情境中提出的。据此把握“一贯”的语境,可知“一”并非某一个贯穿孔子思想体系的概念,而是指君子行道能始终如一。
调解作为纠纷解决的一种方式,原本就可以助益于儒家无讼观的达致,孔子故里恰恰诉诸送儒下乡,深究其里还可以发现迎儒下乡。送迎互动涵涉儒学渗透论和实践论,凸显着儒学的民间积累型质,蕴含在其间的儒学论说路数,意在借用精英思想的觉悟提升集体无意识。
荀子公共性思想体现了儒家公共治理的现实性一面。荀子从人的群体性来审视人的存在与发展,他正视人的利欲与差异,为了维护“群”的最大利益,强调通过“先义后利”的选择来保证公共性价值的优先性,主张以“隆礼重法”的方略来促成公共生活的有序与稳定。
陈寅恪“同情之了解”的态度与方法,坚持“思想”比史料更根本的学术信念;金岳霖突出“论理学”与“讲道理”的论证方式,确立了“中国哲学史”中“哲学的”特质。这种“中国的”与“哲学的”双重理路,有益于推动中国哲学本土叙事的深入探讨。
唐君毅立足儒家心性哲学传统,创造性地使用和发挥《易传》中的感通思想,建构了一个涵括中西印基本哲学精神的思想体系。相比熊十力的宇宙本体论模式,唐君毅的感通形上学具有一个认识论维度,思想上更为饱满。虽然如此,他的论证并不彻底,其思想构架也未超出他所批评的黑格尔主义,由于没有区分开不同层面的感通,其细节处往往失于含···
梁漱溟、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学者的政治哲学均将中西政治传统之根本差异理解为其背后的“精神-主体性”之差异,这种解释可以方便地称之为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这种解释不止于描述中西政治在制度表现、社会组织、人际秩序等现实政治运作上的不同特征,而且试图在认识论(广义)、主体性及存有论上解释何以会有这种差异。
本文提出中国哲学中的“势”概念作为对“物”之逻辑及“外在因果”的审美化替代方案,并希望借助《易经》来开发一份宇宙论词汇表。基于中国古代宇宙论的自然观,我们可以将“自然”宇宙中的因果理解成具体焦点及其无垠场域的背景或前景,其中任何事物都可能是其他事物的原因,而所有事物又是任何事物的原因。可见,“自然”因果意味着“自己”“自”···
若对“天命之谓性”只是作发生学的理解,则其与“生之谓性”的区别不大,且俱把“天”与“人”物化,不能证成人的宗教性存在,从而不能区分人之性与物之性。只有在“天→命:之谓性”的间架中,人性总是在“天在命令人,而人在接受天命”这一过程中表现出来,这样,人是可倾听与响应天命的天命在身者。
在中国,郡县制政府吸纳孔子文教,形成了文教国家。文教支持政治权力,故政府拥有道德正当性和政治自主性,实现直接统治,构建民众的国民身份认同。沿此历史路径展开的现代国家构建进程,定型于强化版文教国家。以直接统治、国民认同两个尺度衡量,中国式文教国家形态优于西方式民族国家和自由主义国家形态。
自王阳明去世之后的中晚明至清代初期,阳明学派内部催生出两个密切相关的新发展方向:气学和经史之学(礼法之学)。新方向提出了两个具有同构性的问题:心(良知)与气、良知与知识的关系问题,概括而言则是心与物的关系问题。
“祝告先圣”这一礼仪行为,涉及朱熹的三个基本信念:祭祀、祈祷与先圣。朱熹相信,祭祀是与祭祀对象的真实“感通”,祈祷是安顿自身情感并“悔过迁善”的精神活动,先圣则是道学事业的神圣“原型”。“祝告先圣”是朱熹遭遇“先圣之灵”的当下时刻,会在对自身的反省和观照中实现生命的超越和转化,具有深刻的精神性意涵。
儒教说的成立除开功能考察描述,还需对其内部神学系统给出交代说明,因此,对“孔教之本”《中庸》的阐释无疑变得十分重要和关键。文章认为《中庸》是从属于《易传》的天人之学系统,以“天命之谓性”为前提,以“慎独”为起点,以“致中和”为原则,以“成己成物”为内容,以参赞化育为目标。由于朱子对《中庸》的心性论改造影响巨大,文章将自···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是“公有制”与“专制”的结合,它与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不可能、也不应当简单对应,既不能简单对应于“周秦之变”以前的封建制度,也不能简单对应于“周秦之变”以后的帝制。就其历时性而论,“亚细亚生产方式”既然是人类社会的原始形态,就不应当、也不可能是人类社会的现代形态和未来形态。
汉惠帝时期,桂阳神医苏耽化鹤升天的事件引发广泛影响。首先,彼时与后代对苏耽生平史实及神话记述的书写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思想脉络,对二者进行对照分析足以发现其中历史事件和传说故事间的内在张力与外在矛盾。其次,苏耽之生平记述之生卒年月、身世渊源、故里籍贯等方面尚且值得细致考究。再次,苏耽之生平事迹与神话传说彰显了敬老···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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