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文利】世界的“返魅”——蒙培元先生的儒学自然宗教观

作为大陆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蒙培元先生一直关注于儒家宗教性问题。他既继承了其师冯友兰先生以“天”为宇宙大全及对于以“天地境界”为安身立命之地的精神追求，也继承了港台新儒家亦人文亦宗教的讲法，由此推陈出新，提出独特的儒学自然宗教说，在现代儒学的发展中独树一帜。

【赵金刚】太虚与道体——张载“太虚即气”的再诠释

张载言“太虚即气”，针对当时思想界对太虚的普遍理解，亦针对前代经学与佛老思想，特别是认为佛老的思想模式会陷入“体用殊 绝”的状况，张载认为太虚就是气，但其特征是“至虚之实”“至静之动”，因为至虚之中含有至动，太虚必然会转为有形之物，有形之物也必 然会复归太虚，而万物复归太虚之后，也就具有了全新的、无限的可能性，体和用密···

【孙汉生】论勉斋中庸学——以体用阐发《中庸》

从勉斋先生黄榦诠释《中庸》所用的哲学范畴“体用”入手，比较勉斋与朱子解《中庸》方法论之异同，考察勉斋中庸学学术见解，进而帮助今人理解中庸之道，可以进一步认识勉斋在传承、弘扬朱子理学方面的贡献。

【黄玉顺】“精神人文主义”平议

与“精神人文主义”相对的，是这样两种既有的人文主义：一种是“外在的人文主义”，即“物质主义”；一种是“凡俗的人文主义”，即“科学主义”，实质上是指的工具理性意义上的理性主义。换言之，精神人文主义具有这样两个思考维度：一是精神的内在性与物质的外在性；二是精神的超越性与理性的凡俗性。

【杨泽波】再议“旁出”——对一种学术批评的回应之二

在三分法视域下，完整的道德学说既有智性，又有仁性，由仁性提供动力，其学说才能有活动性，这就是“道德动力学”。朱子学理的问题正在于此，由于对仁性体悟不透，仁性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致使整个学说缺少动能。虽然有此缺陷，但朱子所言格物致知蕴含着以智性对仁性加以再认识的内容，又有很强的合理性，在儒学“一源两流”的总体格局中有···

【宋磊】“不隐于亲”“重罪不可容隐”与儒家家国伦理

许多学者根据孔子“不隐于亲”的评价，认为儒家主张只有攘羊这样的小罪可以容隐，而受贿枉法这样的重罪不可以容隐，并把后世法律中谋反等重罪不可容隐制度的渊源追溯至此。然而此观点所依据的是两个独立案件结合成的孤证，忽视了先秦儒家在解决道德两难困局时思维的复杂性。

【朴炫贞】朱熹与王阳明的体用与中和

本文将朱熹的体用观下界定为“划分性体用观”，而王阳明的体用观界定为“连续性体用观”。本文又以朱熹与王阳明的体用观为基调，对于两者的中和说进行探究。朱熹明显地区分未发与已发的境界，其要点便是“先涵养，后察识”。与此相反，在王阳明的体与用、中与和是同一本体的不同状态，而不是异质异层的关系。

【沈顺福】王阳明与传统儒家思想的终结

天人之辨是儒家学说的主要问题。早期儒家孔子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开辟了儒家重人间、强人文的方向，孟、荀随之。汉儒通过人副天数，将人与仁道提高到与天相近的高度。魏晋儒家倡导天人一体。宋儒在接受了天人一体观的同时，提出人与仁才是天地之心、宇宙的主宰者，并从思辨哲学的角度予以论证。至此，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达到了极致。

【黄玉顺】中国哲学的情感进路——从李泽厚“情本论”谈起

李泽厚和蒙培元是中国哲学情感进路当代复兴的先驱，而两者的差异是：李泽厚的思想是历史唯物论的，而蒙培元的思想则是儒学的。当前的情感哲学复兴存在着三个方面需要反思的问题：一是情感的存在者化问题；二是情感的价值中性问题；三是情感的超越问题。

【陈永宝】像儿童一样思考：论前语言时期儿童哲学的“做”与“思”

“参与者”的身份认定不是为了否定教师的“权威”而形成马修斯主张的“成人向儿童放权”，而是强调教师与儿童的互为主体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教师以“参与者”角色进入到儿童哲学的“做”中，通过“示范式”的教或者学习儿童的“示范”，发现教育中的问题并寻求出解决方案。

【​汪进超】《韩诗外传》经世思想发微

《韩诗外传》有着明显的关注现实政治，探求治理之道的经世倾向。其经世思想体现在“天道”论、“王道”论、“道势”关系论等方面。“天道”层面，韩婴阐发《诗》“受命而王”的天命观，指出神圣之天以灾异警示君政之失，以民心代表其意志，决定着政权正当性，告诫君主“畏天之威”并“敬天保民”。

【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绪论

我把这些“象辞”跟《诗经》以及其它一些先秦古谣作了比较研究。结果令我确信：《易经》中隐藏着一部比《诗经》还古老的诗集。

【龚晓康】良知“坎陷”抑或“呈现”?——兼论阳明学对道德主体与认知主体的开出

阳明学所言之良知，为“造化的精灵”，虽能呈显万物，但却“与物无对”，并不能自我坎陷以产生主客的分化。主客的分化其实是源于意识的作用，“意之所在便是物”，意识活动的发动者成为主体，意识活动的对象则成为客体。故而，主客的分化并非源于良知的“坎陷”，而是源于意识的自我对象化，由此而有道德主体与认知主体的开出。

【陈荣灼 杨儒宾 何乏笔 赖锡三】气论、体用论与牟宗三对理学系谱的再反思

2022年4月，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举办了一场“气论与中国哲学”学术座谈会。这场活动的主轴在于通过“气论”来反省牟宗三对中国哲学诠释之限制，尤其聚焦在牟宗三因低看气论、贬低气学而造成他对宋明理学系谱分判之可争议性。我邀请了当前对气论哲学极具关键影响力的两位重量级学者，杨儒宾和陈荣灼教授，进行一场面对面的深入对谈。两位先···

【任文利】推原治道——程伊川《尧典》解引义

程伊川《尧典》解是其《书解》中比较完备的篇章。伊川认为，“治道”之成始于尧。其根本即在于尧之治理本于客观法度，由此形成的典常、法则足以垂宪后世。要而言之，本于“义理”所安以为治；明用俊德之人乃为治之先；治理的目的在于“正家”；分官设职，明确政治责任；选贤与能。如此诸般，勾勒出了华夏治理之道的基本规模。

【姚海涛】荀子对先秦之“理”的集成与推拓——以“理”与“道”、“礼”的关系为中心

荀子论“理”大义有三：一，以“道”、“理”关系观之，荀子之“道”，多为人道，“理”为“道”之内容，“道”即“大理”；二，从“理”字含义角度，荀子之“理”亦包含条理之“理”与治理之“理”，构成“治理”一词来源；三，从“礼”、“理”关系观之，荀子之“理”在礼出乎理、礼理通用、礼义与文理三个维度上进行了理论创新，且构成“文理”一词来源。

【姚海涛】荀子人本主义群道生态哲学的建构与诠释

在生态哲学元关系天人关系的建构上，天生人成实现了对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的理论超越。由此，荀子生态哲学推展出了三个方面：其一，天生人成，天道人道；其二，天德人政，和养生成；其三，人可知天，人物有类。

【苟东锋】“生生”与“名名”——论中国哲学的“底本”

“生生”观念体现了部分当代学者对中国哲学“底本”的一种更切近的把握。然而，“生生”哲学主要侧重于古今问题，由近代“名学”发展所彰显的中西问题同样重要。进而言之，不管从中西两种哲学形态的比较，中国古代哲人对“底本”的体贴，亦或从“形名相耦”的汉语言哲学思维特点来看，“生生”都无法脱离“名名”问题。

【杨泽波】再议“坎陷”——对卢雪崑教授批评的回应

“坎陷的外王指向”内含“让开一步”“下降凝聚”“摄智归仁”三个要素。“让开一步”意指让开身段，以发展自己不擅长的方面，这项工作必须在“摄智归仁”的前提下展开，不是嫌弃“道德无力”，更不是主张“道德无用”。“让开一步”之后的发展方向是“向下”的，此即为“下降凝聚”，这一义理可以借助“多重三分法”得到合理说明。

【周嘉豪】“爵”“齿”的抑扬：儒家礼法秩序的两难境地——以孟子与晚明管志道为例

孟子首次阐释了三者统一且共存的交互关系，但同时赋予其不同的管辖范围，从而为其适用于差异化的礼法情境辩护，并基于分封制的状况对这一连续体构造了分权与抗衡的逻辑，意在防止统摄性权力的出现，通过反对爵权独尊而护卫德权、齿权。晚明思想家管志道针对政治秩序和社会道德的衰败，意图以自身方式重构孟子的学说，高扬了爵的重要性···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