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对宋代政治中任法特征的批评,显示出来自治体论传统的思维启示,这一点从他对贾谊、陆贽之学的推重中可以得到印证。任法与任人的治体类型辨析,对应着苏轼关于三代、汉唐与宋代历史政治的解读,蕴涵了一套由公私政治原则、政治主体养成、职官法度及治理绩效所构成的治体逻辑。
过去关于清代“哲学最为不振”的看法,与其说是来自对中国哲学本身的理解,不如说是出于“概念谱系”的哲学史书写。但在接受某一哲学观的前提下,并不只有唯一的哲学史写法;而基于“话语谱系”的书写,则可能对清代思想的哲学史意义做出不同揭示。
郭齐勇的中国哲学史书写观念以彰显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为核心。它以主体性逻辑对先秦哲学所作的叙述和诠释,是对“以西解中”的中国哲学史书写范式的回应与批评,也是对“以中解中”书写范式的深化与发展。
陈来先生的《仁学本体论》在继承儒家哲学仁爱传统的基础上,与西方哲学进行对话,诠释了儒家仁体论的基本内涵。仁体论是以仁体为实体的本体论,也是以仁体为实体的本体论,对于仁体的论证,陈来先生有高度自觉。通过儒学史的叙述彰显了仁体的特质,展现了儒学的价值取向。仁学本体论是当代中国哲学建构的典范。
随着周人宗法制度的崩溃,宫廷音乐呈现出僭越、尚奢等弊端,各种夷俗新声也大量进入宫廷,宫廷音乐的正当性由此受到墨家、法家士人的激烈批评。作为礼乐文化的推崇者,儒家士人也开始重新思考音乐的价值,《荀子·乐论》由此提出“以道制欲”的命题,强调“道”的体悟在乐教传习中的关键意义。
何心隐对友伦的论述,不能仅从实践意义上来看,还要看到其背后的形上学向度。一方面,他从“拟天地之交”的角度来诠释“友伦”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其对“友伦”的诠释内在于阳明学乃至泰州学派“万物一体”的思想结构当中,“万物一体”才是何心隐乃至整个泰州学派对朋友关系论述的理论根基。
在阳明心学中,理即天理,亦即道德价值之理,它透过一个客观的价值级序呈现出来。天理与良知的关系是关联式一元论的相互预设与确立,而不是化约式一元论的化天理为良知。二者的互生,在于道德情感活动中显现的“引导与指向”的交互作用。
孙奇逢在反思明末儒学乱象的基础上,总结汉初至明末的儒学发展史,建立起以“本天之学”为根基的夏峰北学。夏峰北学并非偏于一隅之学,它揭示了何为儒学、儒学以何为根基的儒学根本性问题,强调天是儒家道统的源头,以“本天”作为评判儒学的根本。
自清末民初至全国抗战爆发前,为因应不同时期的对华侵略需求,日本朝野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对孔府活动:从辛亥革命时期拥立衍圣公为帝的论调,到参拜孔庙、结交孔府、支援孔府文化事业、干预国民政府反孔运动、游说衍圣公东渡,甚至提出扶植衍圣公为傀儡政权首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尊孔活动和圣裔拉拢,直接推动了国民政府走向全面尊···
中国哲学史学的建构,最基本的理论要求之一,是参照西方民族的哲学观念,结合中国哲学的实际,阐释哲学的意涵,从理论上界定何谓哲学。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人们只有先确立自己的哲学观念,才可能确立自己的研究对象,具体考察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
全书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文化相结合;既“各美其美”,又“美美与共”,不仅在学术上是进步的,在政治上也是进步的。全书坚持学术创新,采用新的体系和不少新观点、新成果,体现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和新境界。
《中国哲学通史·秦汉卷》的新书写主要体现在彻底摆脱了旧研究范式及其话语体系的限制,直面秦汉哲学自身的观念、命题、思潮、人物和著作等,并对秦汉哲学作了正面意义的梳理、发掘和诠释,充分体现了中国哲学的主体性。
在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方面,我们所做的主要工作是:明确了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的研究范围;大致弄清了该时期科学与儒学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初步论证了科学与儒学具有根本上的相容性,二者应当协调发展;尝试提出了科技儒学的新概念等。
从一代大儒张载的生平事迹,为人与思想,人品与学问来看,我们深切感受到其身上体现出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君子人格之美,其思想的开新创造之美。
因此,从“是哲学”的角度为中国传统哲学合法性辩护是成问题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有哲学”的角度谈论“中国古代哲学”或“儒家哲学”,就象我们谈论基督教哲学、佛教哲学那样,指现代人从哲学立场研究古人、从中建构出哲学。
随着文明与社会的发展衍化,耕稼逐渐由政教整体的中心、急务隐退至边缘。经由君子小人之辨、力与德之辨,孔子的耕稼观念从实义向德义转化。一方面,掌握耕稼知识无助于挽救礼崩乐坏的危局,孔子推重更具政治文化影响力的君子之学;另一方面,耕稼与修德在转化原始力量上又具有同构性。
生活儒学的态度是:必须解构旧的本体论,然而同时必须建构新的本体论。为此,必须追溯到“前本体”即“前存在者”的存在或生活,即:生活论或生活存在论为本体论奠基,本体论再为形下学(知识论、伦理学)奠基。
马一浮一般被认为精通多国语言、泛滥西学而后归宗儒家。但据资料显示,马一浮对外文的掌握远谈不上“精通”,对于西学也未达登堂入室之境。“学贯中西”之誉之于马一浮,很可能只是出于后学之附会或以讹传讹。马一浮对西学的轻蔑乃至敌视,与其对西学理解之局限性、片面性有着直接的关系。
日本的文化侵略是促使国民政府走向全面尊孔的直接外因:出于加强文化上之国防、防止日本挟持圣裔的需要,国民政府克服内部分歧,于1934年恢复祀孔、大修孔庙并优待圣裔。与此同时,为改善中日关系,国民政府以中央名义派员参加孔庙落成典礼暨儒道大会,配合了1935年的中日邦交调整。凡此举动,均在国民党尊孔史和对日关系史上具有代表···
对于孟子性善论之内涵,释之者众说纷纭。歧解迭出的根本原因,在于诠释者无视其方法论前提,只是根据孟子的某些个别言论推衍发挥。孟子“道性善”的方法论前提是:谈论人性,就是在谈论人生的正常状态;而正常与否,则取决于其人生状态是否有利于人类之生生不息。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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