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理学所以为理学者,若一味去彼传记注疏之学而特加区别,人又或以为程朱之与陆王将无所别矣。故为理学者,不得不左手对搏“经学”,右手对搏“心学”,左手对“经学”虽别而有以亲之,右手对“心学”既别而有以远之。惟年来于后者颇乏应对,故今强此浅薄以就彼高明,虽所陈至寡陋,无隐之为敬也。
作为最早也相对最完整保留中国教育实践经验的《论语》,与中国现存的第一篇教育论文《学记》,从教学目的的完整性涵括、教学主体的区别性看待、教学体制的整体性设计、教学方法的原则性论述四个角度言,都有颇大的吻合性与互补性,且放到今天,都极具参考价值。
牟宗三以康德实践理性解说儒学是一错误思路。“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表明孟子以共通感论述理义来源,“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两用“悦”字,证明应当以直感判断力解说孟子。分析朱子、阳明的一些言论证明以直感判断力解说儒学则若合符节;并引述康德关于判断力的相关学说、伽达默尔对康德的批评支持上述论点;从而主张,中国···
《周易》哲学可以为“内圣外王”说提供本体生成论依据。牟宗三先生的“内圣开出新外王”基于其“良知的自我坎陷”说,其所说的“返本”没有真正返回到道之本体,故不可能开出真正的“新外王”。必须把《大学》《中庸》及《周易》贯通起来,才能把握“内圣外王”说的全部内涵。
象山以启发、指点等方式来表达心学义理,是非概念式的言说。象山未能像朱子那样诉诸概念,分解地立义,故被朱子认为是不说破,误以为禅。实则,对于良心本心之道德本体只可非分解地言说,一切概念式的分解言说都只是助解,要得良心本心之实,还是要靠直觉、体证。
从道德实践的主体价值抉择的面向上来看,在对孟子与董仲舒的“仁-义-利”进行分析后,能更进一步地将此两有别但不矛盾的结构进行整合,重新审视儒家的仁义关怀,让过于强调个体与自我的现代人重新回到世界之中,展现出一条重新连结自我与他者之路,这是我们在现代社会中思考道德实践的主体价值抉择之可能性与动力的可行方向。
董仲舒对《春秋》书法的探讨是其《春秋》学建构的基础。与公羊学史上历代学者重点关注《春秋》条例不同,董仲舒对《春秋》书法的阐释以对其修辞特性和意图的阐发为主。《春秋繁露》通过《春秋》之隐微修辞进行考察,明确了这一写作形式对传达《春秋》义理的关键作用。董仲舒又提出“《春秋》无达辞”的著名论断,以凸显政治哲学中的常变···
“绝地天通”之后中国文化朝人文化、理性化、人间化方向发展,对神性的关注逐渐淡化。董仲舒天人之学的建立,将“绝地天通”以来天人分离的状态,拉回到天人相合的轨道,重新建立起儒学对天的信仰,开启了儒学的神学时代。董仲舒试图通过祭祀行为,将至上之“天”以及神圣性、超越性的理念,再度植根于儒学及儒者的心灵,其所留下的精神遗产···
道经当中“皇极”的词义,与《洪范》原文用法并无二致,仍是孔安国所解释的“大中”之意。具体到星宿体系,它用来指处于天庭中心地位的北极。河图洛书为北极的位置提供了直观说明。这一切可以解释何以陆九渊在本当设醮的上元之日要宣讲《洪范》皇极大义。
董仲舒责任伦理思想极为独特而深刻,它不仅从名言角度就“责”“任”和“责过”等概念做了阐发,提出了“春秋责在而不讨贼者”“系之重责”“恶厚而责薄”等命题,还从隐含视角立足于心学资源揭示了儒家责任伦理。董仲舒的责任伦理思想,可以为建立责任制度、培植责任人格、建构责任心学、塑造责任伦理提供精神资源。
董仲舒解释王参通天地人,能使天下万民归往。王道核心是仁义,主体是礼义。董仲舒提出“王道四纲”,由天之阴阳之道,推衍到夫妇、君臣、父子三大人伦关系;通过天人感应理论论证“天为王纲”,形成了天子受命于天、受命之符、灾异理论等,以天的权威限制君权;盛赞古代圣王之治,高扬王道理想,试图使汉武帝效法古代圣王,建太平之道。
1910年,蔡元培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1916年,易白沙论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其后逐渐形成了董仲舒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关系问题。六经是诸子百家共同的文化资源,汉武帝“表章六经”,尊崇经学,不是“独尊儒术”。于情于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与董仲舒无关。
朱子论心性"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保留了心与性的间隔,这与其渐进的工夫进路具有一致性。其中和新说与主敬穷理之工夫论,立足于经验意识之心做工夫,体现了以心合性、心与理一的渐进统合。
海昏侯汉墓简牍中有十数枚记录礼仪行事的竹简,姑统称之为“礼仪简”[1]。这部分竹简数量不多,残损也比较严重,现就目前所知的信息略作介绍。
我们看看董仲舒是哪里人。《史记·儒林列传》里讲董仲舒是广川人。广川在历史上有个演变过程。最早的时候广川是个国,有我们现在半个省那么大,后来改称广川郡,像地级市一样,再后来是广川县,现在是广川镇。广川镇在河北景县,景县的人认为董仲舒是广川人。
中国古代基层社会的传统治理方式是以精英为主导、以道德理性为原则、以教化为途径的乡村自治。古代乡村自治的基本特点是公共商讨、理性衡断、议政以德,且注重在公共讨论中提升百姓的理性水平与道德境界。传统社会独特的乡村治理经验与现代协商治理的精神相通,对传统乡村自治经验的创造性转化有助于深化和发展当代中国的基层协商治理。
儒道两家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产生的思想流派,其分歧也代表着中国文化中最深刻的分歧。那么儒道两家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儒道两家不同的关注视角与不同的关怀侧重,其实正代表着现实人生中的上下限;其互补关系,也是通过人生中“天性”与“德性”之不可分割与相互支撑实现的。
从天人合一的独特宇宙观到重视人伦的价值和生命实践的“五常”思想,儒家思想给人类社会提供的重要范式就是重视德性,因此,中国没有严格的一神教的排他性。到了现代,中国人毫不困难地接纳了西方传来的先进理念,整个社会都迅速融入现代性的架构与氛围之中,这和儒家思想的世俗化基底是有关系的。因而,儒家思想的柔韧性和包容度更适合···
“万物一体”是传统中国哲学提供的理解人与世界关系的一种视角,中国哲学里存在着一个“合异齐同”的视角看待人与世界关系的传统。在“万物一体”的视阈下,我们可以将人工智能既看作是人类主体世界的延伸,也可看作是人与对象世界的融合。面对浩瀚而至的人工智能浪潮,人类应该以“廓然大公、物来顺应”的情怀对待之。
一个真正的教师对于其所教育之事,对于自己身心修养的提高,以及对于学生成长的生命关怀,既要念兹在兹,无一息忘怀,又要从容以待,待其自然生长,无一刻遽迫强求,这便是“勿忘勿助长”的中庸之道。孟子以“苗喻”来阐明的古典教育思想,其关键要害便在于此。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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