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贺麟曾撰写《唐君毅先生早期哲学思想》文纪念唐君毅,并借早年发表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说明1940年代自己的儒学思想与唐君毅在方向上有相同之处。通过贺麟与唐君毅的比较,可展现新儒学思想这一流脉的特征以及哲学依据。儒学现代开展这一流脉及其终结值得考量与反思。
将现代西方美德伦理学的“美德”观念代入宋明理学内部,在广阔而深远的研究前景中,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即能否因为“美德”的附属性来否认宋明理学所讲的形而上学是基础主义即实体主义的?
“灾异”说是理解董仲舒思想体系之整体结构的核心枢纽,因为他正是通过解释“灾异之变”现象来臧否政治而引申出自己整个思想系统的三大板块及其关系。灾异说的政治理想却是皇权帝国之“大一统”的完善,这恰恰是对前述儒家神圣代言人的主体独立性的解构,从而也是对“灾异”说本身的解构,因而促使后世儒家转向“内在超越”。
公羊家“反经达道”的思想被后儒概之为“反经合道”,且因此“反”字而为后儒特别是宋明理学家所误解,招致了诸多非议。作为理学家的代表性人物,程、朱的经权说对于经权关系的思考没有从本质上推进儒家经权思想的发展,并对公羊家的经权说存在许多偏见。这些偏见之所以会发生,既因其思想“以理摄道”的思想运思特点,也因为他们不明公羊家反···
朱熹的「兴」观念可以被看作为其对《诗经》理解的一个核心角度。朱熹的诗学与美学思想与朱利安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有重合之处。在理解朱熹「兴」思想时,运用朱利安的势(propension)、意(will)、情(emotion)、景(landscape)、显(manifest)、隐(hidden)等概念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为清晰的理解朱熹的「兴」观念的实质内涵。
向以鲜《我的孔子》组诗是现代汉诗写作的典范性文本,它也是当代中国诗人进行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建构的重要实践,体现出确认自我文化渊源的民族诗人的身份自觉,并同时折射出当代汉语诗学的几个重要维度。
从道德哲学的视域上看,朱子的“明德”观能使朱子的道德哲学证成自律道德,从而回答“道德何以可能”的问题;此外,“明德”所具有的“德”之“全”的含义,又可以回答“道德完善何以可能”的问题。由此可见,朱子的“明德”观撬动了对朱子道德哲学的重检,并使朱子道德哲学在与康德道德哲学、现象学伦理学的参照与对话中开拓出更加广阔的理论空间。
梁钦元老师是最后的大儒梁漱溟先生的长孙,近年来,他应高校及社会各界各领域邀请,讲解祖父《梁漱溟先生心目中孔子的人生态度》,关于祖父如何看待孔子,《人民周刊》的记者对他进行过专访,我们再次进行整理转载,谨以此,纪念孔子诞辰2571周年。
儒家“美善关系”呈现了儒家对“美”的语义的独特理解。儒家“美善合一”的综合形态之美不同于现代美学的单维度之美,而是一种内置了“道德善”的古典伦理—政治美学。
综括日本古今对《易经》的研究途径:一是对《易经》的讲读。通过讲读而研究《易经》博大精深的内涵。日本古代多次实施宫内讲学的制度,大规模皇室主持的讲《易经》活动极大地推进了日本的易学研究和普及程度。二是日本学者对中国易学文本的研究。
“天下为一家”即“以天下为家”,即是对礼运“天下为家”的内涵的理解,“天下为家”被视为极高的政教成就,无论是三代的六君子,还是这里所谓的“圣人”,都意味着《礼运》中与“大道既隐”关联着的“天下为家”,仍然是《礼运》作者的崇高政教理想,而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以一家一姓为主体进行的专制独裁之“家天下”。
中国文明的古今之变,在社会结构上最为典型的表现,是“家”与“国”的分离。传统的家国架构有不同的理论模式和现实模式,但是,以家的存在为国的基础,以立家之德为立国之本,则是共同的。但是,中国的现代国家转型之后,国家建立的基本原则,不再以家庭为基础,这种家国结构的变化,直接导致伦理道德的改变,家庭成为私人领域,父子之伦···
理雅各的《中国经典》之所以不可替代,也许恰恰由于他始终处于基督教传教士和中国经典译介者的身份纠葛,从而无法“求同”的文本却成全了迂回辗转的比较和释义。就此,从“至诚如神”到“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从“惟曰其助上帝”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等等,在理雅各的译文中都成为“释”而不仅是“译”。这对儒耶对话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申言要回到儒教传统中固有的历史意识来看现代,在目前后启蒙主义的思想氛围中,仍然是个令人惊骇乃至可能引起精神恐慌的想法。但鉴于思想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这一步必须迈出。从破的一面来说,无法破除作为现代性意识形态之一的历史哲学的迷思,也就无法破除现代性的迷思;从立的一面来说,无法回到儒教传统中固有的历史意识,也就无法···
《荀子》全书只《性恶》篇有“性恶”措辞,也只《性恶》篇有“性恶”陈义,《性恶》篇及他篇又多见材性资朴、材性不善之措辞及陈义。今本《性恶》篇正文20见“性恶”字眼实系西汉末年刘向等整理荀书时因篇中“善—恶”范畴对界及时兴“善—恶”对说思潮而擅改“不善”为“恶”字所致。《性恶》篇名应校为《性不善》或《非性善》或《性论》,以正作《性···
关于《中庸》中的戒、惧、慎独,郑康成、朱子、王阳明三人的解释互有关联而又各有侧重。基于此三人的解释,以事(身)、意念、心(本体)为线索,可概括出儒家修身工夫的三种进路,它们亦可视为儒家修身学的三个演变阶段。从思想史视野厘清这三种修身进路的特征,及各自的利弊和合理性,可为修身学及其实践的当下开展提供参照。
如果将人工智能视为人类的威胁这一担忧基于人工智能有可能发展出自身的意识、意志和情感,那么,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从儒家“万物一体”的角度来看,在拥有更强能力的同时,和人类同样拥有意识、意志和情感的人工智能,不必一定只能是人类的威胁,而是有可能成为人类的护卫和朋友,有可能是“福”非“祸”。
在中国文化中“三”是一个神奇的数字。儒家的天地人相参是“三”,心统性情也是“三”。但这个“三”的意义究竟何在?在一个完整理论系统中发挥怎样的作用?人们大多语焉不详,更没有意识到它应该是一个普遍的思维方式。我的使命就是发现这个“三”,并由此建构一套系统的方法。这一成果是儒学研究中的一件大事,有着革命性的意义。
不管是政治哲学还是政治学,我们研究规范性问题都需要历史感,比如我在清华大学的同事汪晖老师认为,不学哲学就不会问这些规范性问题,但研究历史,也有一些价值观。如果要研究当代政治,也一定需要历史感才可以解决问题。最后,我认为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非常重要。
朱子的“道体论”与“理气论”是否一体,以及其“道体论”内部究竟是保留形上-形下、道-物的二分,还是主张“流行全体即是道体之本然”,就成为理解朱子哲学的关键问题。对此,黄榦选择慎言理气先后问题,通过引申朱子“流行全体即是道体之本然”的说法,转而强调“道体”的即体即用、即存有又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朱子哲学中的难题,并在···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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