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欲晓】铸新魂、塑新形、赋新体——儒教传统形态如何现代转型

“中国儒教”的当代建设应该走“铸新魂、塑新形、赋新体”的道路。这里的“新魂、新形”, 其所谓“新”不是“新旧对立”之“新”, 而是“周虽旧邦, 其命维新”之“新”。至于“新体”, 是指当代和未来中国与世界的社会存在和文化发展。如何理解这个“新”, 需要儒者对于中国与世界的社会发展和文化运会的前瞻和把握。

【梅珍生】解蔽与启蒙：蒙卦的存在论诠释

《周易》所传达的“六位时成”观念，是对“存在”所具有的“空间性”“时间性”本质最恰当的揭示。对蒙卦作存在论的诠释，主要是为了探讨“此在”如何超越昏暗蒙昧的状态。蒙卦对“此在”状态及其去蔽的揭示，回答了“蒙亨”何以可能的原因，这就是“此在”在人生的共同筹划中遵从“敬”的原则。

【谢琰】制度之学的新开展——范仲淹思想重估

本文突破理学框架，对范仲淹思想进行重估。他的政治思想以“纲纪”为核心理念，细化的“条例”成为“纲纪”的核心内容。他的哲学思想紧密依附于政治思想，以简朴的“修身”理念为核心，“诚”与“中”构成“修身”的主要内容。合而观之，范仲淹思想的实质是制度之学，其三大特色是：史学立场，职能本位，修身出口。

【刘丰】制造“三代” ——儒家“三代”历史观的形成及近代命运

儒家在《诗》《书》等经典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三代观念。早期儒家认为，三代之所以为一个整体，其根本在礼。从《礼记》等资料可知，三代礼制损益的重点在祭礼。儒家用德来解释三代历史的更替。正是德与礼的变奏使三代不但成为儒家文明与价值的源头，而且还在历史概念的基础之上发展为解释历史的模式。近代以来的史学发展虽然否定了儒家建···

【张新民】明代黔中地区阳明文献的刊刻与传播 ——以嘉靖贵阳本《新刊阳明先生文录···

黔中王门学者与宦黔心学官员相互配合，自正德后期以迄万历年间，先后整理和刊刻了六部阳明典籍。种类及数量之多，即使置于全国亦十分突出。其中《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即代表官方的王杏与代表地方的陈文学、叶梧相互合作的产物，乃极为罕见的阳明文集早期单行刻本，无论是版本还是史料价值都极为珍贵。阳明文献在黔中地区的大量刊···

【姚海涛】龙与天道、人道——孔子、荀子对龙文化的拓展

孔子、荀子在龙的具体形象方面并无建树，其主要贡献在龙与天道、人道的理论贯通与文化塑造方面。其对龙文化的新推拓主要体现在龙德与天道方面，具体阐发了龙之德的三个方面，即神圣之德、玄妙之德与君子之德。龙德与人道中蕴含了龙之善恶，以龙喻君子、圣人、君主，龙与人间社会之礼三个层面。

【王泽春】儒不是诸子统称补证

章太炎认为“儒”的含义很广，可以分为“达”、“类”、“私”三种。他根据《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与“坑儒”在《史记》中被称为“阬术士”，得出儒等同于术士；而术士指一切有道术者，由此认为作为“达名”的儒，是先秦诸子的统称，可以涵盖一切思想流派与方术技艺。但细绎章太炎引用的材料不足以证明这一观点，即不存在可以涵盖一切思想···

【姚海涛】“新闻”与“历史”融通的一种解读 ——以现代记者与古代史官为例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古今其实并没有我们今天通常认为的不可逾越“鸿沟”，而是一体无隔的关系。现代记者与古代史官可对接、契合甚至融通之处可从新闻与历史的相似性、监督职责的神圣性、实录性，以及需要共同具备的“四才”四个方面进行如下解析。

【白欲晓】儒士与儒教士：文化身份与精神类型的探究

“儒”经历改造，至孔子遂有“儒士”的诞生。“儒士”为“志于道”的“传道者”。汉以后的“儒教士”乃“儒教”的文化担纲者，是自觉地为大一统国家进行神义论和道义论证明并致力于政教实践的新型儒者，与“儒士”存在着身份和精神类型的差异。“

【李承贵】禅宗与朱熹理学的离合——以朱熹对禅宗的理解为视角

由于朱熹建构理学体系的需要，亦由于禅宗有满足朱熹理学所需之内容，因而又选择性地吸收了禅宗的元素。因此，禅宗与朱熹理学关系便呈现为“离合之相”。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对禅宗语言方式的批评、对禅宗义理走向的预测、对禅宗伦理失范的忧虑、对禅宗工夫走偏的警示等，不仅对佛教，而且对儒学乃至中国古代哲学的健康发展都具特殊的启示···

【赵法生】先秦儒家性情论视域下的《中庸》人性论

钱穆先生早就指出，理学以“性即理也”解读《中庸》的“天命之谓性”，进而“分割性情为对立之两橛”，并非《中庸》原义。郭店楚简的出土，打开了孔孟之间人性论发展的历史维度，表明孔孟之间流行的儒家人性论的主导思想是以情论性的性情论，性情论的视域使得回归《中庸》人性论的本义成为可能。

【白欲晓】“神道设教”与“神道助教”——儒家“神道”观发微

在儒家的政教实践中，关于“神道”的理解常采取政治实用主义立场，存在“道义化”与“神义化”的紧张。儒家的“神道”观念，奠基于中国人的存在领悟，并通过存在境遇的开显而与“教”相统一。

【曹峰】清华简《心是谓中》的心论与命论

《心是谓中》提出每个人都不能把命运完全交给鬼神与天，人也可以操纵自己的死生，这种改变命运的思想倾向与《命训》较为相近，并影响到《荀子》。此文的撰作时代有可能在战国前期到战国中期之间。作为一种没有特定学派倾向的政治思想，《心是谓中》对于促进战国中晚期君权的隆升、对于促进个人身心的解放，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韩伟】《周易》的阐释模式及其诗学面孔

《周易》不仅是“群经”之首，其阐发义理的模式亦堪称典范，并对中国诗学阐释的发生、发展产生了深层影响。《周易》天、象、经、传的历史演进方式形成了以天人互感、拟象立意、义理注入为主的三种阐释模式，它们在诗学阐释中被具体体现出来。

【何善蒙 卢涵】理学工夫论视域中的“树”：以朱子和阳明为例

阳明是很清楚地看到了朱子的论说所存在的问题，从而用种树的方式描述心学的工夫。起于心意的正与不正，终于正心意的不正，用私心去看成圣之学看出来的大多是森林的模样，再进一步也不过是一棵棵树木，这是逆的会使人倒做工夫的，亦是静的会使人分段做工夫的，只有用心去体会才能感受到生意的流转变化，是动的，是顺的，是生意且不息的···

【乐爱国】民国时期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不同解读与论争

民国时期对于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解读，既有以谢无量《阳明学派》为代表的从认识论、伦理学角度的解读，深化了对于知与行不可分割的认识。重要的是，研究民国时期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不同解读，有助于弄清从王阳明“知行合一”到今人所言“知行合一”的思想发展过程。

【陈睿超】“所以” 与 “当然” ——程颐天理观念的易学解读

程颐“天理”观念的内涵可以在易学哲学的视域下加以解读。在易学诠释中，程颐引入“所以”概念表述天理，揭示出其所蕴含的事物活动之法则与事物生成之根据两重意涵。此两重意涵的统一，意味着天理必须被把握为“所当然”之理，其作为对于事物活动之“所当然而不容已”的本质趋向的规定，构成了易道“生生”变化的普遍基础。

【陈立胜】中国轴心期之突破：“身”何以成为“修”的对象？

“自我—转化”与“超越的突破”均是轴心期的特点，惟有中国文明其“自我—转化”“超越的突破”始终在“世间”与“超世间”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轴心文明中普遍的“自我—转化”现象在儒家这里始终是在人间化、人伦化、在地化乃至肉身化之中展开的。儒家对修身之“身”的理解，本身就决定了中国文明之轴心突破的这种以人为中心而贯通“天文”与“地文”的···

【徐勇】“郡县制”“封建制”的历史纠缠与斗争——以关系叠加为视角

在中国历史上，“郡县制”与“封建制”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呈现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纠缠状态，并且为寻求解决这种历史纠缠进行了顽强而长久的斗争。

【孔明】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尊孔与反孔 ——以改革曲阜林庙案为中心

1928年4月，国民党青年党员十七人联名呈请中央政治会议撤销孔子后裔衍圣公尊号，并没收曲阜林庙祀田，引发了旷日持久的改革曲阜林庙案。改革林庙案遂成尊孔与反孔之总对决与分水岭。该案成因之复杂、延宕之持久、牵涉范围之广泛为民国儒学史上所仅有，凸显了党内外在文化理念上的巨大分歧和儒家传统在中国社会的深厚根基，同时也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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