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交邻”章包括两节:第一节借实事以彰明天理,仁者与智者无优劣、乐天与畏天无高下是孟子王道政治学的根本智慧;第二节借大勇以夯实上帝,文王之勇、武王之勇志在安民是孟子王道政治学的终极诉求。通过文献考辨与义理诠释,可知《孟子》“交邻”章文法严密、意涵丰硕,整章以“畏天之威”“一怒安民”统摄全体、涵盖乾坤。
谶纬文献似乎是在西汉哀、平之际突然涌现出的一种思想和学术潮流,并在东汉成为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后汉书·张衡传》载张衡上书请禁绝图谶[1]、荀悦《申鉴·俗嫌》载荀爽《辨谶》皆认为起于哀、平之际[2]。汉人习惯称谶纬为“《河》、《洛》、六艺”或“《河》、《洛》、七纬”[3]。最早著录谶纬文献的《隋书·经籍志》及其所引梁代《七录···
中国同西方交往交流由来已久,相互认识、相互影响的过程更持续千年。17至18世纪,中国文化曾在欧洲引发百年“中国热”,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甚至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孔庙”,并取笔名“孔庙大主持”,足见中国思想文化曾对欧洲产生深刻影响。
在论述如何涵养“浩然之气”时,孟子以“集义”与“义袭”相对。他认为:作为涵养工夫,“养气”与“集义”须臾不可相离。唯有如此,“浩然之气”方得充实与浩大,以致“塞于天地之间”。“集义”即“配义与道”,体现的是行为的“居仁由义”性。与此相对,“义袭”之为则属于“行仁义”,是不具有道德自足性的,故不能生发、滋养“浩然之气”。所谓“其为气也,…···
汉代经学经义纷争,其原因一则出于对师法家法之专守,一则出于以经义论衡汉政的分岐。前者学界多有讨论,而后者则须在汉人说经与汉代政治实践的话语中探寻其关系。如《后汉书·儒林传》载何休“以《春秋》驳汉事六百余条,妙得《公羊》本义”,而服虔“又以《左传》驳何休之所驳汉事六十条。”《公羊》、《左传》二经传皆传世,而所驳汉事···
现代社会的家庭对于代际之间层秩的含混不清,导致了慈爱与孝爱的时间之流的紊乱。通过分析家庭这一传统共同体的现代困境,厘清慈爱与孝爱的界限,由此倡导慈爱与孝爱的不断重新发现与更新,并提出在具体条件限定基础上重建以年龄为基础的家庭正序。
《世说新语》不仅承担着为魏晋玄学“立此存照”的历史使命,同时,对《世说》的诠解和评价,一直存在着“任自然”与“归名教”的力量博弈,即便在“西学东渐”的近百年间,这一“问题意识”依然未能逸出学者的视野和论域之外,表现出十分强劲的内在张力和诠释能量。对“名教自然之争”的回答,不仅涉及对魏晋历史和人文的不同评价,也关乎每一位知···
以往对朱子的研究,多将其当作理学宗师,而忽略其心学造诣,尤其是朱子论学的心学功夫论,未能引起足够重视。事实上,朱子论学主张“心与理一”“心要在腔子里”“读书须是虚心切记”等,皆如钱穆先生所说“未尝外心而言理,亦未尝外心而言性”,本质上可与陆王心学相得益彰,融通无碍。哲学史上聚讼不已的“朱陆异同”说,诚未可仅以“朱理陆心”···
当我们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深入到陶渊明的诗文旨归与人格根底中时,则不难发现,陈寅恪所谓“外儒内道”与“新自然说”,实在很难成立,梁启超、朱光潜、李长之诸家将陶渊明归于儒家的观点更具历史和逻辑的合理性。陶渊明的隐居生涯与安贫乐道,有着深刻的儒学支撑,而君子志节和圣贤追求,更是陶渊明一以贯之的精神信仰,惟其如此,陶渊···
本文通过对于明代「自然」之辨的理论辨析,探讨「心」作为一个哲学概念的多重思想蕴涵。一方面,明代自然之辨厘清了作为天道机制、存有与政教秩序的诸面向,能够丰富和扩展吾人对于心体概念的理解。另一方面,白沙思想中作为天道机制的自然,阳明思想中作为存有的自然,与刘宗周、黄宗羲思想中作为政教秩序的自然,这三个层面的自然之···
首先,沃格林将中国文明厘定为一种没有彻底摆脱宇宙论秩序的人类学秩序,这一点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其次,沃格林的天下时代说将人类社会从宇宙论秩序到心性论秩序的变迁理解为一个历史性的进展过程,而从中国文明内部的参与者视角来看,由皇、帝、王、霸所代表的历史变迁则可能被刻画为一个历史性的倒退过程,这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
周敦颐与牟宗三均将诚看作创生世界的实体,却对诚在具体体验中的独特性着墨不多。更有学者将诚理解为抽象、孤悬之体,与其“体在用中”“存有在活动中”的特色南辕北辙。立足于《中庸》以澄清诚是如何创生万物的,遂成为重要的课题。诚表示维持本然状态,即上天所赋予的人与物之本性。人具有的诸种禀赋为萌芽之诚,天道的本然状态则是生生···
牟宗三对“德福一致”问题的解决,其根本目的不在于说明“德福一致”的可能性,而在于借此问题反驳康德人的道德是有限的判断,证成“无限智心”与“天地万物一体”二者的无限性乃是“一致”的,继而使儒家良知本心所具备的价值性与物自体的价值意味可因此无限性的确认而得到“一致”的落实,最终兑现为儒家“新外王”理想的责无旁贷。
晚明越中士人祁彪佳,为阳明学讲会证人社之重要成员,常与社中白马山会诸友举“七日静参之会”,还在寓山园或云门寺进行静坐实践,故《祁彪佳日记》成为考察其本人及越中士人静坐修习的难得个案。祁彪佳等人的静坐,受晚明阳明学以及“三教合一”思潮的影响,故在静坐的形式上多采用佛、道的方法,其目的则与修身日记或举放生社、参与赈灾···
李之才以卦变名家,其相生卦变与反对卦变以专言象数、不释文辞为原则,对此前致力于解说卦爻辞的卦变传统作了根本改造,对旧有传统辗转相生、两爻相易的卦变方法也有调整。李之才传人邵雍罕言卦变,前人对邵雍易学中所谓卦变内容的认识多出误解。
目前一些儒者呼吁回归中国传统家庭,以为这是中国文化区别于并且优越于西方文化之处,这其实是夸大了家庭的中西之异,遮蔽了中西家庭形态的古今之变。事实上,无论中西,家庭构成方式是基本一致的,即若干核心家庭组成较大的家族家庭,若干家族家庭组成更大的宗族家庭。
东汉班固所撰《白虎通义》(下简称《白虎通》)是现存最早的经学通义类文献,也是汉代经学的综合表述,但是其研究一直未能深入。一些有关《白虎通》研究的综述文章都有这样的判断。[1]一个关键的原因可能是:传统经学的主体性在现代学科体系中已经消亡,因此,传统经学研究《白虎通》的学术方法和学术脉络,特别是清代经学的研究方法···
二十等爵的法律特权是法家为了贯彻农战政策而将爵的尊贵性与刑罚的严酷性、威慑力协调起来的产物,具有非贵族化、扁平化、工具化和受法家国家本位思想影响等特征。随着二十等爵向五等爵过渡,爵的法律特权经历了一个由慢到快的贵族化历程,最终在魏晋时期因世家大族的壮大和儒家思想的影响而彻底成为官僚贵族的专属物。
宋儒始以汉儒说诗《诗》多穿凿附会,欧阳修作《诗本义》,斥汉儒之说“非《诗》之本义”[1];朱子称《小序》“可信处绝少”、“其为谬戾,有不可胜言”[2],然推阐诗之本义又谈何容易?四库馆臣论欧阳修《诗本义》曰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
复礼为仁,是荀子为了实现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目标而进行的理论探索。克己,主要是指治欲,方法是“以义克利”。而礼义的制定与践履,就是“复礼”的意涵,具体方法就是法后王以察先王之道。一方面,制定与践履礼义可以克己(治理人欲),从而“克己”被进一步收归到“复礼”中。而另一方面,“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表明复礼才是真正完满意义上仁的···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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