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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来】儒家经济思想的“自由放任”倾向

儒家思想曾深刻影响了西方“自由放任主义”的内涵，而其本身在经济上也存在着鲜明的“自由放任”倾向。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儒家承认人之自利心的存在，并认可人们积极追求物质财富的行为；二是遵从劳动分工，认为不同分工共同促进社会发展，反对干预人们自然形成的分工；三是反对限制商品流通的任何税收政策，主张发展自由贸···

【张晚林】北宋中期正统论之辩及其牵涉到的政治哲学问题

欧阳修援引《春秋》之大义而首倡政治的正统论，本应是一个基于政治理想的哲学问题，具有其超越维度；但他基于“迹”而论正统的立场，就把作为正统的哲学问题讲成了现实的史论问题，从而失去了其超越维度。章望之对之提出批评，重提超越维度，但苏东坡起而反对，维护欧阳修的立场，进而从“实”的立场，即从“有天下”之“实”讲正统，从而完全···

【黄玉顺】“超验”还是“超凡”——儒家超越观念省思

哲学与宗教的超越观念之间本来不应当构成冲突，但前提是必须承认人（包括圣人）不可能超越凡俗世界；人可以是超验的，但绝不可能是超凡的。然而无论西方理性主义或中国儒家心性主义的超验哲学，其“内在超越”的超验性都试图取代超凡性，于是导致了人的僭越，而这在凡俗世界的权力格局中必然导致权力的僭越。

【陈赟】“普遍历史”构思的文明论困局

以思辨形态构建“普遍历史”的努力，不可避免地导致以下问题：历史目的与历史主体的断裂，使得历史本身脱离了具体个人的生存；历史中的生存本来是参与性的，但在普遍历史构思中具体个人反而成为旁观者；由于历史体验中的无常感受被等同于意义虚无体验，历史意义于是被构思为来自超越性的历史目的之植入，因而历史中的生存被贬抑为一种克···

【盛邦和】主“动”、做事、义“利” ——论颜元的儒家生活态度

明清之际,中国近代精神形成过程中,颜元学派思想曾起过重要的作用。颜元及其后继重新审视汉、宋两学出发,对中国传统思想作了深刻的批判与继承工作。他们反对宋学空谈性理及汉学埋首经卷的倾向。主张“理在事中”,力图把当时脱离实际的学风,转上“经济事业”的轨道。他们力斥宋儒“主静”思想,主张人生要务在于“动”与“勤”,倡导治生敬业、入世···

【徐兴无】五岳与三公

山川之祀是人类古老的祭祀，人们通过这样的仪式表达对自然的理解、期待和承诺。儒家经学文献中所载山川之祀极具人文色彩，神灵被理解为现实社会制度中的政治权威与道德象征，其祭祀之仪也类同于祭享人类之礼。山川之祀一方面通过礼敬自然确立政治权威和文化认同，另一方面通过礼制确立尊崇自然，祈求山川利泽人类的信仰。

【鲍文欣】“三世本为一事” ——熊十力《原儒》中的“三世”新说

在《原儒》中，熊十力一改清季以来将“三世”说诠释为“三世进化论”的现代传统，另立新说，可称其为“三世一事说”。它以熊氏改塑的经典系统为文本依据——“六经”表达了一套融贯的理论主张。“三世一事说”有三个要点：第一，“三世”并非指三个连续的历史阶段，而是指三个连续的行动步骤，在这个意义上，圣人为历史立法。

【彭国翔】儒家传统的静坐功夫论

静坐自宋代以来已成为儒家功夫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它在儒家功夫论中所扮演的角色?或者说，作为一种以君子和圣贤人格为追求的功夫实践而非一般的养生方法，静坐在儒家传统中究竟应当如何定位?较之佛、道以及世界上其他宗教与精神性传统的静坐实践，儒家式的静坐又有何种与众不同的特点?对此，学界迄今似未见较为全面···

【高瑞杰】汉代三统论之演进——从董仲舒到何休

汉儒董仲舒创三统说，强调圣王受命应天，必须依据黑白赤三统循环往复，实兼礼仪象征义与实质变革义；又将《春秋》纳入三统谱系中，以《春秋》当新王，存商、周为二王后，并匹配一整套政教制度设计，使得《春秋》可为汉治所取法。然其强调汉治亦当用夏教，实无法摆脱其失道覆亡之命运。经过纬书、《白虎通》诸说之推阐

【专访】干春松先生：如何从思想和社会的互动中把握儒学的精神

就学术进路而言，如果说，本科毕业后我之所以选择中国哲学作为专业，是受到了两个人的重要影响，一位是方立天老师；1984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上本科二年级的时候，方老师最后一次给本科生上课，他不会故作惊人之语，特别平实，讲课和文章都是这样。他讲的先秦魏晋思想以及佛教文献，正好是他的特长。他的课对我们影响很大，我们班当时有···

【赖区平】“心是灵气”作为道学共识——基于道学史的考察

心之理气归属问题是道学研究中的基本问题，这从对朱子学的研究中即可看出。将此问题置于整个道学史的视野下，通过系统梳理周张二程以及朱子学、阳明学、蕺山学等相关文献，可以明确得出：“心是灵气”乃是一个道学基本共识、常识，这表明心（本心）有属气的面向（当然这并非指心只属气）。因此，批评朱子学“心者气之灵”之说

【徐兴无】东汉古学与许慎《五经异义》

按照汉人的观念，通说诸经一类的文献应该归入“五经通义”或“五经同异”等名类之下。但是《隋书·经籍志》（下称《隋志》）称之为“五经总义”，四库馆臣对此极为赞同，遂依此列目[1]，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亦称：“《提要》于此类之立名，亦可谓斟酌尽善矣！”进而又辨“五经”较“群经”、“七经”、“九经”诸名为妥[2]，然皆不辨“总义”与“通义”···

【齐义虎】《礼记·王制》之官制研究

儒学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分。前者以《王制》为经典依据，推崇孔子，主张改制立法，是早期的经学；后者以《周礼》为经典依据，推崇周公，主张复古从周，是后世的史学。史学重在记录历史，保存国故，面向过去；经学则要指导现实，经世致用，面向未来。故周公之制已属于旧制度的陈迹，孔子之制则是正当其时之新法。本文通过文献断代的···

【颜清辉】圣人之言——论孔子语言之根据、发生与朝向

其语言不是逻格斯，它并不依靠推理，也不是为了解释世界，更不会抽象。而是敬恪往古圣王之言，并以之为典范，从而召唤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德性。在语言的召唤之下，将人导向成德、成人乃至成圣的具体行动之中。当语言达成其使命之际，便自行隐退归于无言，至此，整个宇宙便化现为天德的恒久运动——道。最终，语言又重新显现，以全无意···

【代生】咨政耆老与先秦治国理政 ——以清华简“书”类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中《殷高宗问于三寿》《厚父》《祭公》《郑文公问太伯》《成人》等篇记载了君王向耆老请教为政，还有部分篇章强调重用耆老，反映了先秦时期咨政耆老的传统。虽然时势不同，但耆老的回答都指向了以史为鉴、效法先王、任用贤才、修养自身等问题，这些思想正是中国古代的治国理政之要，也是千百年来形成的优良传统。君···

【余治平】“制民之产”：从生存需要到财产权利 ——现代法权哲学视野下孟子“恒产”“···

王者施行仁政当察觉民情疾苦，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要，尊重并维护其财产权利。民众“善心”必须以个人“恒产”被确立和保护为前提。孟子最早在个体职业、财产与整体社会稳定之间建立逻辑关联。“制民之产”在君王是“发政施仁”的分配政策和制度安排，在民众则是基本人权，包括产业权、财富权。民众只有在拥有产业和财富之后，才能行使自己应该···

【陈来】论古典儒学中“义”的观念 ——以朱子论“义”为中心

“义”的哲学意义，先秦时代有以下几点：道德、道义、正义、端正。汉代以来，对“义”的道德要义的把握，其要点在坚守对道德原则的承诺，明辨是非善恶，果断裁非去恶，其根源是对先秦的“以正为义”作了转进。受此影响，朱子很强调义是面对恶的德性。朱子在《四书集注》中主要以“义者宜也”的故训，作为义字的训诂义，但他对义字作哲学思想的···

【王志俊】从小大之辨到逍遥之游 ——以王船山《庄子解》为诠释中心

“小大之辨”是《逍遥游》的重要主题，王船山关于逍遥之义的阐发基本上也是围绕着“小大之辨”展开的。然而，王船山却背离了《庄子》“破小以立大”之本意，明确反对“大而不能小”“小而不能大”的自我限制，最终走向“无小无大”“小大一致”的价值解构。在此基础之上，王船山又引入暗含浑融圆转、变化日新的“天均”之喻，消解对于小大两端的攀援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