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概念是在天命论和宇宙生成论的双重思想背景下产生出来的,它联系着“天命”和“生命体”的双方。其一,“性”概念的提出,是为了追问生命体之所以如此及在其自身之本原的问题。它是一在己的、内在的且潜在的本原和质体。其二,“性”来源于“天命”,是“天命”的下落和转化,而人物禀受于己身之中。“天命”与“性”虽有位格的不同,但其实体并无···
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为代表的第二代现代新儒家,是现代新儒学的高峰。第二代新儒家承第一代之绪,将儒学的特质界定为“心性”;同时,他们进一步追问心性如何接通现代性的问题,这是第二代新儒家的核心问题意识。对此问题,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回应是:现代性的核心精神是主体性的确立,儒家的心性之维体现出道德的主体性
5月15日,“返归六经:重光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高端学术论坛(点击查看论坛内容)在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举办。本次论坛汇聚了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和浙江大学文史哲各学科的40多位专家学者,旨在围绕经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及其丰富内涵、当代价值等问题展开多角度、多层次的研讨。
《孟子》“天下之言性也”章,一直未得善解。根本原因是,人们不能理解孟子论性的基本立场。此章的“故”字,于人则为事迹,于物则为轨迹,皆指人物之现象而言。孟子认为,时人言性都只是说到了人事之现象而已,未能着眼于“以顺利为本”的角度,反思现象之情实。正如湍水或东流或西流,只是表面的、偶然的现象。
朱子的思想体系从其发展到完成,一直遭遇许多质疑与争议。从朱子当时,就有象山与其争议,批评他是“支离”[1]、“学不见道”[2]、“见道不明”[3]。朱子之后明代理学的发展,即承袭了象山的“支离”、“不见道”之批评,把焦点置于朱子心与理为二以及格物穷理的问题。这是从白沙首先指明此问题即在“心与理”的关系,他从朱门的吴康斋学,但发觉“···
周代的政制、礼法、宗庙、祭祀维系于血缘伦理,都与公羊家的“亲亲”原则相关联。“嫡长子继承法”是周人的制度创新,解决了夏商以来王权交接的问题,具有里程碑意义。周王分封遵循“褒有德”、“尊勤劳”,血缘亲属优先,兼顾异姓战功。“封建亲戚”是对血缘关系的绝对信任,借助宗法力量而维护王权核心利益。周天子作为盟主并不拥有天下疆土统···
改革开放以来,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到「经济发展、文化生根」,迎来了崭新的机运。人们进到现代之后,应当克服「主客两橛观」,回到人之为「活生生的实存而有」的生命真实。如此一来,才能从「本能之能」、「知能知能」进到「觉性之能」,寻求文明交谈及人类和平的可能。
可用道来表达物质世界中作为宇宙本原、世界本体的概念,用藏来表达价值世界。构成道的基本元素为气,它有质、能和理三种基本形式。万物所拥有的质、能和理,可分别谓之物质、物能和物理,其中物能就是万物之性。所有形式的人性,皆属气质之性,所谓义理之性是不存在的。心有感知、体知、认知和觉知四种认识功能,其中前三者分别指向物···
宋代理学以易学为理论架构,但各家立论不同决定了对易理的不同阐扬。叶适集永嘉事功学之成,与朱、陆鼎立。陆学以心为本,故叶适于易学尤以破程朱理学为主。叶适从文本与思想两方面否定《系辞传》与《序卦传》,主张以《象传》为依据,兼及《彖传》,还理于象,于事上呈现义理的丰富性,从而为事功学确立易学论据。
本文讨论《礼论》的兴起及其撰作方式与中古经学发展变异的关系。认爲《礼论》类著作因《石渠礼论》《白虎通义》而发端,针对礼典中不易理解和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论证,有别于章句训诂,从而开辟了经学诠释学的另一种路径和方式。东晋南朝以降,以刘宋何承天《礼论》爲代表,此类著作大量出现,发展爲与义疏学并列的两种文体和学问。
马相伯曾言:“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100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可见,马相伯不仅是一位知名的教育家,而且是一位曾积极参与清末新政、中华民国建立等政治活动的政治家。更为难得是,马相伯以丰富深厚的学养和见识,在20世纪初期发表数十篇政论性文章,通过人禽之辨、形我与神我之辨,将古典式对人、国家起源的理解与自由、平等、···
《孟子》“天下之言性也”章,一直未得善解。根本原因是,人们不能理解孟子论性的基本立场。此章的“故”字,于人则为事迹,于物则为轨迹,皆指人物之现象而言。孟子认为,时人言性都只是说到了人事之现象而已,未能着眼于“以顺利为本”的角度,反思现象之情实。正如湍水或东流或西流,只是表面的、偶然的现象。
王阳明《节庵方公墓表》因提供了所谓“弃儒就贾”的典型以及“四民异业而同道”论而被视为“新儒家社会思想史上一篇划时代的文献”,然而《墓表》实则是一“乌龙”之作,墓表主人公“未尝一日从商”。《墓表》的写作时间既非传统所系的嘉靖四年,亦非当今学者认定的正德五年,而是正德十一年,故称其为“晚年定见”并不确切。
政治是儒家的志业,在中国传统社会脉络之中,政治基本上局限在“学而优则仕”进路,儒者透过取得政府职位展现德能以实现政治理想。不过,在现代社会,政治的意义不限于狭义的从政为官,而应该从广义的观点,只要关心并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不论是从政为官或知识分子论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就此而言,儒家的政治思···
朱子丙戌所撰《杂学辨》标志着他由溺佛到归本儒学的转变。《杂学辨》非一般意义上辟佛老之作,而是通过严厉批判苏轼、苏辙、张九成、吕本中四位“贵显名誉”之士以佛老解经之阳儒阴佛思想,来达到辨紫朱、清门户、正人心、崇孟学、立道统的目的。朱子对四者的批判集矢于性命论和工夫论,驳斥了性道不可言、以诚造化、格物默识等异端之说
但我们可能从中世纪思想家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他们的焦点不是集中在命运之箭射向自身,而是他们如何顽强地生活下去。这是波爱修斯在其人生最黑暗时刻的安慰,在命运罗盘再次旋转之时,如果我们抽时间理性反思自我,它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安慰。
西方文化和哲学普遍性的神话,是建立在将普遍与特殊概念截然二分的知性思维方式上的。如果我们接受黑格尔普遍、特殊、个别的辩证关系的思想,将普遍理解为一个动态的、有差异的同一的概念,同时吸收中国传统对普遍性问题思考的积极成果,我们就不但能够以超越现代性思维的方式证明中国哲学的普遍性,而且还能对普遍性概念本身作出中国···
继武帝致汉全盛之后,宣帝又为中兴之主,为政多修武帝故事[1]。武帝立《五经》博士,独尊儒术,宣帝亦欲广其学。且自武帝之后,经学为利禄之途,家法分析,章句兴起。故平议同异,增设学官已成必然之势。甘露三年(前51),汉廷召开石渠阁会议,“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
“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个中国俗谚,表达了中国人一个很清楚的观点,那就是“识时务”最多只能算是“为俊杰”之事,惟独读书学习“做圣贤”才称得上是做天下第一等事。[1]然而,处境尴尬的是,在一个世俗化的现代社会中,不仅学做圣贤已经很难做为现代公民的理想,凡事都要求应依一种“全面性的学说”,来做为政策决定的依据,更难免会被批判干犯···
本文将沿着继承山崎暗斋(1618—1682)思想流派的崎门派儒学者之思路,对近世后期的日本儒学者怎样定位《家礼》一书的殡葬仪式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具体来说本文将以在近世后期各自开创了尾张崎门派和上总道学的两位儒学者、中村习斋(1719—1799)和稻叶默斋(1732—1799)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至于为何要将此二人作为研究对象,其一源于···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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