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关中男女不同席》一文,可以说,详细解释了男女不同席的由来,消除了不少对此习惯的误解。获得了不少读者的理解。
临近清明节,连续接到一家临近清明节,连续接到一家电视台、两个网络视频的采访邀请,内容是:谈清明节。电视台、两个网络视频的采访邀请,内容是:谈清明节。
告密往往是告密者针对被告者,排除了其他更容易选择的公开正常的渠道,自愿向能够施害的权高位重的另一方,主动采取的一种卑劣阴暗的社会行为,因而不仅破坏了个人私德,也伤害了社会公共伦理,从来都为正常的社会所不允许,当然也是传统中国不言自明的历史性共识。
学生处于人格和思想的关键成长期,对教师课堂讲义与言论缺乏审慎的理解与判断,不适合承担课堂监督责任。学生举报与告密机制损害了师生关系的基础性信任,破坏了教师的师道尊严,甚至倒逼教师照本宣科,疏远学生,不负责任。学生监督机制的政治收益远远低于对师生关系破坏的社会成本,更造成课堂思想活力与学术前沿互动的衰退。
长久以来,我们社会所争议的,往往只是常识、底线意义上的事情。对常识、底线的不断争议,表明这个社会缺乏底线层面上的共识凝聚,表明底线屡屡失守、被突破,当此之时,却从来没有一种健康的力量出来坚持常识、捍卫底线。
近代以来,在儒学与自由的关系问题上,形成了两种常见的对立观点,一种是视儒学为自由的敌人,一种是以自由为儒学的价值。从检讨这两种观点入手,通过引入“情感-责任”的视角,重新分析儒学仁爱的思想内涵,可以发现儒学的仁爱与自由主义的权利,是各自独立、互不代替的价值。无论今日还是未来,继续阐述仁爱精神,对儒学和社会,都是···
我们都知道,宋朝时,几乎每一个城市都修建有瓦舍勾栏。瓦舍是城市的娱乐中心,里面设有酒肆、茶坊、食店、摊铺、勾栏、看棚等游乐设施;勾栏则是设于瓦舍之内的演出场所,每天都会表演杂剧、滑稽戏、歌舞、说书、杂技、魔术等节目。但你未必知道,宋朝的瓦舍勾栏很可能是宋政府的一项市政工程。
儒道佛三教关系是中国哲学、思想乃至文化领域中最为重要的关系,但若要对其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却洵非易事。
无论你进行的哲学探索有多少,仍然有很多方式让你当不成哲学家。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一辈子都处于人生的干扰之中,难以集中精力搞哲学。
对《论语·述而》中“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浮云”,前人见仁见智,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意见。其一,认为“浮云自在于天,非己之有”,因而“浮云”指与己无关。其二,认为是喻指聚散无常,容易逝去。皇侃《论语义疏》又云:“浮云倏聚歘散,不可为常,如不义,富贵聚散俄顷,如浮云也。”其三,认为是比喻不值得···
浙学“由经入史”,但未成为专门的史学一脉。同样,“由史入文”,浙学也未成为专门的文学一脉。学者不排斥“小道”“小技”,合诗文于经史之学,昌言文本《六经》,风雅之遗,“经经纬史”,文以经世。在浙学史上,经、史、文三者之间更多的是互动,而非对立。其文学一脉因时而变,变化终不离于本根。以文章言,重浙学统绪,乾嘉而后变化始著。
韩愈为人写墓志铭大约80篇,其中有不少名篇传世,被赞誉为“古今墓志第一人”(清代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有人认为韩愈的墓志铭言过其实,甚至是阿谀奉承,为此所得收入“谀墓金”有伤斯文,似乎唯利是图、“大逆不道”。如果我们从墓志铭创作缘起的朋友之情、教化意义等方面来反思这个问题,就会发现,这些指责有失中肯。实际上,韩愈···
在现代新儒家第一代代表人物里,马一浮是一位具有隐逸名士风采的诗哲、国学大师。他出入三教,归宗六艺,立足于传统经典,坚守成德教育,以完善人的生命境界,由此形成了他具有自己特色的国学教育思想。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作为诵读祖先诗书经文的我们,不能忘却或故意忽略祖先向我们传递的重要信息。有些信息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忽略这些信息命题,就难以立身、难以为人,其中之一就是“善恶报应”理论。
这一篇,政治不正确。请谨慎阅读。
最近看电视剧《芝麻胡同》,从前的老店,人与人,礼仪往来,有里有面儿,客客气气,对话全在规矩礼数中,各守本分,虽市井细民,纠纷争斗,也随时能以人间公理做尺度,绳己约人,你看到的是对文明价值观的力行和实践。
上海流浪汉沈巍的视频,第一时间看到了,尽管仅数条视频,且都很短,但闻其所言,无不切中义理,片言只语,胜过许多当今专家废词滔滔数千。
这篇小文,是我女儿吴桐同学给我新书《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写的小序,收入小书“女儿序”。
中华文化是一种具有人文精神的文化,其最大特点是重视教育。中国书院经历了1000多年的办学历程,是中华文化的典范,凝聚了中华人文精神传统,形成了一套具有浓郁文化特色的书院精神和书院制度。它不仅是中华文化的重要遗产,而且还具有很强的文化生命力。当我们今天在思考和呼唤中华文化传承创新的时候,书院应该而且正在成为传统文化···
苏费翔、田浩两位教授合著的《文化权力与政治文化——宋元时期的〈中庸〉与道统问题》英文版出版于2013年,但笔者迟至2017年底才获悉本书将由肖永明教授译成中文(中华书局2018年5月版,下简称《文化权力》),2018年6月捧读之后,感到其中很多内容与拙作《师统与学统的调适:宋元两浙朱子学研究》(当时已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关系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