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与儒学研究大系”是燕山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的一套思想文化类丛书。
“文学史”本来就不是文学,而是“关于文学的历史”,不可能过分表现对文学的审美和感悟。反过来,“对文学作品的欣赏如果写得好,倒有可能成为文学。正如一个学者不能有“知识的傲慢”一样,我们也不能因为自己文学的鉴赏能力强,就产生一种“文学的傲慢”。
清代嘉庆年间,学者张金吾曾将其所见的周秦两汉声训材料收集、编纂,在友人鲍廷博的帮助下,出版了其所著的《广释名》二卷。这部《广释名》可以说是对汉代刘熙《释名》一书的增补与辅助,在当时是研究周秦两汉声训不可或缺之书。然而,由于金吾所见的文献较为有限,参考文献的版本也不够精善,外加金吾在编次材料时总是要依托刘熙《释···
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经史关系密切,二者互为联动。因此,在经学走下神坛、史学日益繁荣的20世纪,史学的演进必然有经学的背景和原因。在经学与中国现代史学的演进中,顾颉刚是一位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典型人物。他经史兼通,不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史学家,而且也是著名的经学研究家,在经学研究方面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观点,前者为人们所···
21世纪以来,文学世家研究成为学界新的学术增长点,发展迅速,成果丰硕,为地方文化与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阐释路径。一般的文学世家研究,往往聚焦于传统科举联翩、簪缨相继的士大夫家族,而《明清通州范氏家族文学与文化研究》则致力于文学世家的独特形态和文化精神研究,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中国有没有“哲学”?设若有,是谓“中国哲学”还是“中国的哲学”?这些问题曾在学术界有过一定的争论。现在绝大数学者认为这是个伪命题,但仍有少数人抱有这样的疑惑。最近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哲学通史》(学术版),以新的研究方法和写作范式,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也为广大读者认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提供了一把很好的锁钥。
有关“道统”的阐释,是唐宋儒学家普遍究心的重要论题。崇安刘子翚探幽析微,超越时流,撰《圣传论》以倡新说,在南宋学坛独树一帜。不过,自朱熹做出刘屏山“归家读儒书,以为与佛合,故作《圣传论》”(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的解释性评价,后世学人便以之为“杂学”之书,鲜有深究者。上世纪80年代,陈来先生通过文本细读,明确认识到“···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国学与国魂》,是郭齐勇先生近三十年发表的40余篇文章的结集,其中,既有贴近时代、议论风生的随笔杂感,也有对症下药、擘肌分理的学术论文,虽非一时一地之作,但大旨皆不离“国学”与“传统文化”。
当代国学复兴带动了文庙研究的兴起,正定文庙的功能和作用也得到了重新定位。文庙与文化相互涵养,文庙研究是一门大学问。
《公羊》学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一门学问,它在两汉时期作为显学,深深地渗透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之中。汉以后《公羊》学渐渐式微,隋唐时期几乎成为绝学,到了清中叶又重新复兴,并对晚清思想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然而,在当代学术界,《公羊》学并没有引起学者太多的关注,相关研究成果寥寥可数。近年来,曾亦与郭晓东师致力于《公···
胡安顺等《说文部首段注疏义》,体例完善,内容宏富,编校精审,嘉惠学林,是一部研治《说文》部首的经典之作。全书设有“字头加注”“《说文》原文注释”“《说文》原文翻译”“《段注》原文疏义”“部首集解”“同部字举例”诸项,不仅详细解释了段注部首的原文,且对《说文》部首原文也进行了解释和翻译。内容涉及古今音、古今字形、名物、校勘···
近年来,礼学研究整体上显示出复兴,乃至转盛的迹象,但尚存在不少问题。最近《古礼再研》《中国礼学研究概览》先后出版,这两部由武汉大学杨华教授著述和主编的新作与以往的礼学专论有所不同。
我主张,一方面应该上承清代经学的学脉,而借鉴传统经学的研究方式;另一方面,应该充分吸收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至于目前的儒学研究,必须放弃“接着宋儒讲”这条迎合西方哲学范式的路径,而应该“接着清儒讲”,只有这样才能上溯到作为儒学研究源头的汉儒那里,才能真正理解孔子之道的精神。
王人博先生的《1840年以来的中国》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理解中国的特殊方法,这种方法不是一种教条,而是一个鲜活的实践。
“克己复礼为仁”是儒学的重要命题。朱熹对这一命题多有措意,进行了创造性诠释,“克己复礼为仁”诠释在朱熹学术中居于重要地位。到清代,朱熹的“克己复礼为仁”诠释成为汉宋之争的焦点,彰显了儒学的分化和发展。由于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中的“仁”“礼”“克己”牵涉面广,对此加以研究,能窥一斑而知全豹,实现小切口大关怀,呈现朱熹学术···
文化本身是有生命的。一部文化史,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成长史。中国文化能够源远流长、举世罕见,原因当然很复杂,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恐怕在于我们的古圣先贤能够洞察天道、世务与人心,彰显为道德、事功与文章,为后世留下了一部部文化经典。这些经典,体现着民族精神世界的宽广、强大与深沉,她们就像天空中璀璨的星群,照亮了我们···
书院作为中国古代独特的教育机构,是集私学和官学之两长的特殊产物,从唐代产生,到晚清教育改制时并入官学而废止,延续了一千余年。古代书院发展至宋代已渐成规模,制度也渐趋完备。元代非常重视书院建设,出现了“书院之设,莫盛于元”的盛况。明代开始,书院走出国门,传到了朝鲜、日本、新加坡及东南亚各国,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及当地···
我觉得张灏先生在这本书里面其实给了我们一种方向,一种方法论,就是我们把这些不成体系的人物放在一个时代和思想的脉络里面,看他对这个时代的刺激,产生了怎样的一种生命反应与思想的回应,将个人的生命和思想跟时代整个地联系起来,这是思想史的一种研究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这是对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同时也启···
我曾自诩“钱迷”——国学宗师钱宾四先生的粉丝。钱穆先生曾经说过:“今天的中国读书人,应负两大责任。一是自己读《论语》,一是劝人读《论语》。”这将近二十年来,我一直奉为圭臬。
凡学皆贵求新,理学亦不例外。尽管近四十年来,理学一直是中国哲学与思想史研究中最受学者关注、成绩也最为突出的领域之一,但就理学史的研究范式来说,却一直保持着其固有的特征。时至今日,学者们仍深受朱熹《伊洛渊源录》所开创的理学史研究范式的影响,纷纷以理学代表性人物及其学派作为理学演进的核心线索,绘就理学发展演进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