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可以说是参赞化育之学。参赞化育,即参赞天地之化育。参赞化育的终极根据是天地,是宇宙,因此参赞化育就是效法、辅助天地或宇宙来化育万物和人类。在《易传》看来,天地或宇宙的功能就是生生,人效法、辅助天地或宇宙来化育万物和人类,本质上也是生生,是使万物和人类更具生命的活力和力量,是成就万物和人类的生生。
《关雎》是《诗经》的第一篇。如果考虑到早期经学“《诗》、《书》、《礼》、《乐》、《易》、《春秋》”的顺序,《关雎》也算是全部六经的起始。《韩诗外传》云“六经之策,皆归论汲汲,盖取之乎《关雎》”[参《韩诗外传》卷五第一章。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在新时代我们应该“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实际上,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是最能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层精髓的精神标识,因为语言是人类有意义生活的载体,而文···
“元正启令节,嘉庆肇自兹。”这是晋代诗人辛萧咏年的诗句。元正亦称“元旦”,是每年的第一天。一年节令时序开启,美好喜庆的日子从这一天开始到来。因之,普天同庆,天下齐欢。
由于文化惯性,忠孝观念对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还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虽然这一影响处在不断弱化过程之中。当前,我们仍然需要对忠孝观念进行厘清反思及创造性转化,以期疏通与现代社会不契合之处,甚至还可以生发出更多的现代意义。
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终生供职于高等院校,先后执教于五所大学,后来易名为国立河南大学的中州大学是他归国后任职的第一所大学。在纪念河南大学建校一百一十周年之际,冯友兰和这所大学的关系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其实,冯友兰在中州大学只有两年时间,虽然后来又去过两次,但都是借路顺便去的,并且时间很短。
1927年2月16日,汤一介出生于天津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祖父汤霖是清朝光绪十六年(1890年)的进士,父亲汤用彤是近现代中国哲学界融会中西并精通中文和梵文的学术大师之一,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47年,汤一介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正式开始哲学修习。
封建礼与册命礼是西周时代的重要礼制,是学者着力研究的学术问题。一次完整的封建或册命程序当是由酝酿、典礼和落实三个部分组成。目前,学者多集中于讨论封建与册命的朝廷典礼环节——时间、地点、仪节、人物、赏赐等,但较少关注朝廷典礼之前的酝酿与之后的落实环节。
朱熹(1130—1200)既是南宋的道学宗师,也是重要诗人,中兴诗坛大家尤袤在《朱逢年诗集序》中,称赞其“以道学倡其诗”。朱熹的诗在南宋广为传颂,如他写武夷佳景及抒发个人悠然情怀的《武夷棹歌》十首,和者尤多。晚宋时期,姚勉的《梅庄夫人墓志铭》记载梅庄夫人邹氏“尤爱诵文公先生武夷山十咏,宛转高下其声以歌之”。
《孟子·公孙丑上》说北宫黝之养勇,“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这里的褐宽博,赵岐注:“独夫被褐者。”焦循《孟子正义》:“褐宽博即是衣褐之匹夫。”焦循在解释“褐宽博”的时候,只解释了“褐”,没有解释“宽博”。
首先做到物质丰富,其次做到礼乐周备,最后做到心体灵明。有此三条,也许年味不会太淡薄,人生也不会毫无滋味吧!
姓名和称谓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称谓往往代表着不同的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孔子弟子众多,性格、出身、入门时间乃至成就都有很大不同,在《论语》中对他们的称谓也非常复杂。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称谓方式。
古人认为诸子学说各有其核心观念,但用一二字统摄一家学说往往会以偏概全。古人何以喜用一二字概括一家之学?首先,当然可说是行文简洁的要求;其次,古人认为诸子之学是“道术为天下裂”的结果。《庄子·天下篇》就说,“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于是“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
科举制度是我国隋唐以来国家人才选拔的重要措施,是一代人才的管辖。王安石于熙宁四年定贡举新制,经学一域“罢诗赋、帖经、墨义,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
魏晋南北朝是《书》学研究最为重要的时期,若干《书》学公案都形成于这一时期,如《舜典》《泰誓》《益稷》的版本问题;王肃、郑玄之争;孔传古文《尚书》的成书年代、作者及真伪。这些问题不仅是《书》学史,也是经学史、学术史、思想史研究的重要问题。
今天是除夕夜,我相信大家又会收到铺天盖地的祝福信息,其中频率最高的就是新年快乐和新春快乐。但可能有人发现了,我们明明刚刚才大寒,为什么要祝新春快乐,春在哪里呢?这个问题的出现可能就跟我们很熟知的一个名词有关:春节。
凭借非同凡响的天资禀赋,心忧天下的胸襟抱负,以及“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积累,又遭逢崛起的机遇,左宗棠不仅在晚清时期创立了无人能出其右的千秋功业,也成为身处逆境百折不挠,凭借真才实学立身扬名的典范。
琴与瑟是两种古老的乐器,历史悠久,意蕴深长。《世本·作篇》言:“瑟,洁也。”《说文解字》曰:“琴,禁也。”琴与瑟是礼的音乐载体,也是文人志趣的象征。琴有五弦、七弦和十弦之分,瑟有二十五弦和五十弦之分,不同形制的琴与瑟互相配合,弹奏出穿越千年的和谐乐章。琴和瑟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出现多次,其中琴在《诗经》···
《礼记》是儒家的重要经典,无论是《十三经》《五经》或《四书》中,都有它的身影。清代学者焦循说:“以余论之,《周官》《仪礼》,一代之书也。《礼记》,万世之书也。必先明乎《礼记》,而后可学《周官》《仪礼》。《记》之言曰:‘礼以时为大’。此一言也,以蔽千万世制礼之法可矣。”可见,《礼记》在中华文化史中的地位十分重要。
《礼记》是戴圣编选,故又名《小戴礼记》,成书以后,便流行于世。戴圣用其教授弟子,刘歆议事时,加以征引,影响逐渐扩大。西汉以来,学者对《礼记》的研习就没有中断。《汉书·儒林传》云“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桥仁是戴圣的弟子。桥仁继承其师之学,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以广其传,这是目前知道的最早研究《礼记》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