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儒家若是读了著名灵长类动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F.deWaal)的《灵长类动物与哲学家》(PrimatesandPhilosophers,以下简称《灵哲》),可能会觉得很高兴,甚至有一种“沉冤得雪”的感觉。
阳明后学的分野一直受到关注,王阳明融《易传》《中庸》《大学》合内外思想为一炉,通过创造性诠释“格物致知”以纠宋儒务外而遗内之偏,重新确立“合内外”致思路向,王阳明“合内外”的境界可以说“无内外”,“无内外”之“合内外”是即内即外,即外即内。
从人性论看,性善论是王夫之对于人性的基本判断。君子之德不是传统的仁、义、礼、智、信的不变结构,它受“智”与“时”的因素影响。君子之“德”与“位”、“禄”等之间表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情势。君子之德在调整人的关系中具有特别的意义。王夫之对传统君子观的改造突出了“智”的关照,突出了个体修德中“人者我之所能”的主体特质,对传统君子观赋···
损人和骂人有啥区别?损人是以尖刻的言语挖苦人,骂人是用粗野或恶意的话侮辱人。骂人是个技术活,技术含量高的叫损人,技术含量低的叫骂人。
西方王船山研究经历了从历史-政治研究向哲学研究的嬗变,研究成果总体不是很多,不过,汉学家毕来德和朱利安围绕船山研究展开的一场激烈争论吸引了汉学界内外的广泛注意。
本文根据学界即有的研究成果,分别对诸子学、理学及今文经学在清中期之后的复兴状况做了概要性的梳理。
西汉《仪礼》简、东汉《熹平石经》残石、明代《孔子圣迹图》、商周十供等孔庙礼器……近日,“高山景行——孔子文化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240余件(套)精心挑选的文物、古籍以及艺术品汇集一堂,系统展示孔子思想形成、发展、传承的历史,讲述孔子文化的深远影响力。
在近代中西古今的双重纠葛之中,梁漱溟以自觉的儒学精神剖析中国文化,在进行中西文化对比的基础上,认定中国的建国之路应该从乡村入手,并在理论和实践上作出了儒学现代治理模式的新尝试。其理论的基石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论;而其关键则在于建立“新乡约,新礼俗”。
古代书院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存在,它作为一种独特的教育组织,曾在知识传播、文脉传承、人格培养和社会教化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
论语乃孔门圣经也。惜时下注本杂乱,血脉难接,迫切需要标准读本。而学以阶圣,当有次第,故这个读本又需要分级。少儿读经以理解语境语意为主,是为初级。及其稍长,则需要以通义理为主的读本,是为中级。未来则需要以通公羊大义,进而以六艺之教而通贯之的读本,是为高级。
本书以宋代的奏对活动为切入点,分析宋代君臣之间信息交流的途径,以及制定决策的方式。并以此为基础,对宋代皇权政治做了重新审视。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侧重分析皇帝与除宰辅之外的臣僚,是如何通过奏对,进行信息交流的。下篇重点分析皇帝与宰辅大臣如何经由面对面讨论,对已经获得的信息加以处理,最终做出决策。作者着眼···
儒学一定要介入生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那么挖掘传统礼乐的精神需要结合时代需求,甚至可以说,礼乐的传播比研究更重要,至少两者需要并重。对于新一代青年来说,除了要具有公民意识,还需要有教养。教养的培育需要礼乐。
本书以哲学的理论和哲学的历史为考察对象,其具体内容涉及对哲学自身的本源性追问、伦理问题的考察、中国哲学以及中西哲学关系的反思、儒学的再思考。哲学对自身的追问不仅围绕何为哲学、哲学何为等问题展开,而且体现于对哲学自身走向的思考。由哲学理论和伦理问题转向哲学的历史,便涉及如何理解中国哲学的问题。宽泛而言,理解中国···
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所著《高邮王氏四种》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名著。上世纪初,王国维从罗振玉所购得之王氏遗稿中发现“念孙案”涂改为“家大人曰”,遂致疑《经义述闻》引之说为念孙归美,由此引起《述闻》乃至《王氏四种》著作权纷争。
王念孙、王引之在古文献学上以精通小学、校勘见长,与段玉裁齐名,而比段玉裁更加严谨,被学界誉为“训诂之祖”。
昨日发表东海律:人民是政府的镜子,底层是高层的镜子,社会是政治的镜子。政府好不好,看人民;高层好不好,看底层;政治好不好,看社会。
最近,手机每天都能收到抖音上的点赞提醒——我对抖音号“在线看蓝田”的一条视频发表了几句评论,许多人对此表示认同。
宋元易代之时,“唐宋变革”开启的近代化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逆转。套用“唐宋变革论”的说法,不妨称其为“宋元变局”。我们看中国近世史的演进,既要注意“唐宋变革”,也应当留意“宋元变局”。“宋元变局”对于中国历史走势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不但塑造了元朝社会,而且限制了后世历史发展的方向与走势。
2020年新年伊始,德国学者何乏笔(Fabian Heubel)携家人研学王船山故里。怀着对船山先生的敬仰,何乏笔身着道冠汉服,在船山总会专家志愿者老师陪同下,首先到湘西草堂拜谒王船山,参观王船山生平事迹陈列展览。参加船山文化园第五期国际船山读书会,并与研学基地导师们进行中德哲学座谈研学交流。
孔子作为儒家的开创者,在《论语》开篇就发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感叹;而亚里士多德作为西方伦理学重要奠基者,也曾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以两章的篇幅来讨论“友爱”问题。可见,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朋友关系都被看作一种重要的,甚至是基本的人际关系。在思想史上,两位先哲也都曾试图为人类确立一种理想朋友关系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