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强调:“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真正做到以文化人、以德育人。”从学科特点出发,人文学科最大的功能和作用正应当表现在“立德”与“树人”上。
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特色之一是数千年连续不断的文字及承载文字的典籍体系。古籍文化是这一特色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精神标识。天一阁为我国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天一阁藏书是中国古籍文化的优秀代表。书楼俱存、书楼同在,是天一阁作为藏书文化遗存独一无二的特色,象征着中国古籍文化乃至中华文明顽强的生命力。天一···
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儒家“生命的学问”的总纲,也是儒学生命教育的基本依据。人生的理想在开发人人可走的大道,这一大道是通过每一个人德行的修养的正路而展开的,德行修养的可能基础,就在于人人内在的仁心仁性的发用上,仁心仁性的发用落实在诗书礼乐的人文教化中。
“太子天下本”事关权力更迭的稳定性,儒家通过完备的太子教育将传贤的理想性注入嫡长子世袭制,使得继世的权力更迭方式同样带上了正当性的内涵。“君子大居正”高于一切,而是先前的立子立嫡之法历经让国、尚贤这种儒家大义的激荡与显发,变得更加义蕴丰厚、更加正大光明。
春秋早期的邓曼,堪称“中国第一女哲”。她对中国哲学的贡献,不仅在于具有涵盖形上学、形下学以及“天人之际”关系的思想系统,更在于她做出的三个思想首创:一是“天道”概念(天帝显示的必然法则);二是“天不假易”命题(天帝绝不宽容傲慢轻率之人);三是“天道盈荡”命题(事物发展到满盈状态时,就会动荡不安,这是天帝确定的必然法则)。
我们生活在后理性时代。后理性时代并不哀叹或者怀疑已经失落的文明的高度,该文明一直受到专制力量的围攻。
焦虑不是病态,它驱使我们将未知推开。
北宋思想家李觏面对佛教盛行的局面,立场严正,坚定辟佛,应当视为宋代儒学复兴运动中的一辟佛儒者,而不是亲佛的儒者,更非阳儒阴佛之佛士,其辟佛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色与时代特征。在文化冲突与交流并存的今天,全面反思李觏辟佛思想,对于确立文化自信,挺立文化自觉,有着重要启迪意义。
本书是作者在多年前开设的本科生通识选修课《儒家元典导读》《中华元典与人文修养》讲义基础上完善而成,通过分析文本、列举例子、切身体会、讨论问答、课后思读、随附语录等方式,讲解九部富含人文修养资源的儒家元典
在“一”与“道”的关系上,荀子提出道出乎一、体常尽变的天道论。在“一”与“多”的关系上,荀子以知通统类进行归纳与把握,认为礼归大一,对人道论进行了理论说明。在“一”与“壹”(专)的关系上,荀子提出了并一不二、虚壹而静,实现了认识论的突破。在“一”与“微”的关系上,荀子提出了执一行微、积微而圣的工夫论。荀子“一”论大义涵摄了天道···
价值观念往往由主体意识而生成,亦因为其在社会生活中的落实与表现而成为人生世界的灵魂。但这并不是说价值观念就与主体意识同步而生,而是必然要表现为此前价值观念的某种继承与发展;只有在主体精神真正确立之后,新的价值观念才能真正生成。
康有为经常引述《谷梁传》“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然后生”来阐述孔教的特点与优越性。人由天而生,决定了人要敬天、祭天,修心养性、净化灵魂是“事天”的重要工夫。上天有好生之德、仁爱之心,决定了人要有博爱精神。由阴阳而生,即人由父母而生,决定了人要孝敬父母,要祭祀祖先。
圣经粲然,如日中天;道贯古今,犹川行地。日月丽天,固无所用其赞述;载籍湮晦,必广求之师儒。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涉及“利”与“命”、“利”与“仁”的关系,即利是否可求、对行“仁”该秉持什么样态度的问题;“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则涉及“性”与“天道”或“天命”的关系,即性的来源问题及修身养性与其人生遭遇之间的张力问题,其核心均是对命运的关切。
宋代儒学是宋学的主流,程朱理学又是宋代儒学的主流。作为宋代新儒学的主要流派,程朱理学及其王道论不仅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政治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也成为儒家王道思想最成熟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形态。
王夫之在此问题上更认同天文历法之士的说法,强调对天象观测的合理性,这实际上为理学框架下实证的天文科学研究之合理性保留了余地,揭示了儒家思想并不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抵牾。经过对张载、朱熹二者思想的批判性继承,王夫之的“浑天说”已经成为了关于天道运化的学说。
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二个结合”),自然应当从经典入手,对经典中的“天下为公、讲信修睦、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等观念,进行深入阐释和现代发扬,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更加中国化,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现代化。
孔颜之乐这一生命的信仰超越了功名利禄,故能收拾人心。从三个方面影响了士人的行为:第一,给予士人生命的意义。第二,给予士人人生的前进动力。第三,给予士人学术的方向。这一思想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无论是乐广的“名教中自有乐地”还是范仲淹的“瓢思颜子心还乐”皆是对这一思想的继承,并深深地影响了当时及后来的士人。宋明理学的···
“中国诠释学”建立在中国文化独特而自成体系之“一本性”之上,有其自成一格之“中国性”,见之于经世致用之精神、政治之取向以及生命增上之愿景,不能简单视为“(西方)诠释学在中国”。中国诠释学至少有“实践诠释学”“生命诠释学”“政治诠释学”三种类型,三者都是不同程度的“实学”。
虽然图书学的观点、论据和符号的推演、论证存有不合理因素,其解释未必符合《周易》文本的意义,但它是经学解释方法的创新。从符号学角度理解图书之学乃至中国古代文化,突显中国易学和中华文化的内涵,有益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互鉴,推动世界符号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