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建元五年春,始置五经博士[1],元朔五年夏六月,诏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2]。从此,以博士学官制度确立了汉代经学的传授与官僚的选拔,此可参考王国维先生所撰《汉魏博士考》、《汉魏博士题名考》[3]二文。值得关注的是:博士之职虽为教授五经,课试弟子以补充官僚···
1933年“良知是个假设,还是个呈现?”的公案,经1981年“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的公案,最后演化为1995年“牟宗三是理性主义,还是反理性主义?”的公案。这桩三重公案,对理解牟宗三哲学“先验论”与“经验论”的交融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牟宗三同黑格尔一样“否定”了康德的物自身界线,“呈现”了良知,让国家成为文化物和神圣作品,从而超越···
在不违背韦伯理论研究目标的基础上,聚焦于他关于中国宗教的论述,对比杨庆堃从制度性宗教/弥漫性宗教对中国宗教的分析,来重新思考韦伯用正统/异端划分中国宗教的理据和意义所在,或可为探讨中国宗教对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以及中国的政治组织结构提供了何种动力支持和形塑力量提供有益的理论借鉴。
董仲舒的名言“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惯常被误解,以为它是对于社会全体成员的一条普遍的道德要求;其实,它只是特别针对政治权力与政治精英而言的一条特定的政治伦理。“义”与“利”的对立乃是基于两种主体的对置,即“君”与“民”或“官”与“民”的对置,意味着:民众谋利乃是天然权利,权力谋利则是不义
董学为《春秋》学,按某个维度看,相当于今日的历史哲学;公羊学,是宗教性历史哲学,即王道学。董子的历史使命是重修王教复旦大学,于六艺中特重《春秋》。他响应时代的要求,探讨治国思路与治国活动内涵的宗教性——合乎天命,试图从《春秋》学中整理出礼学的基本结构——国家体制包含“天、君、民”三个层面。当代学者多半未把天看作国家···
当下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形势需要教育学研究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和实证保障,而中国本土教育学理论的建构也有赖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灵感源泉。当前阶段对传统文化的教育学研究,可以从明确问题域、建立有效的研究对接方式、对教学实践展开多样化探索等方面寻求突破,尤其要强化方法论层面的文化自觉。
中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国语·晋语八》记载了“叔向贺贫”的故事。叔向去拜访韩宣子,韩宣子抱怨说:自己虽有正卿之名,却没有足够的官场交际费与贵族大夫交往,为此感到发愁。韩宣子本以为叔向会同情他,没想到,叔向却向他道喜祝贺。叔向列举了晋国历史上栾氏、卻氏两大家族的兴衰存亡故事来开导他。栾武子虽清贫,但能把德行放在首位,乐善好···
朱子认为湖湘后学近禅,但他对后者的批评也借用了禅宗,采用以禅抑禅的方式。首先,朱子批评湖湘学派的「观过知仁」会导致「一心三分」,笔者在《大慧语录》中找到了类似「一心三分」的说法,还有朱子批评湖湘学派时引用的公案;其次,朱子批评湖湘学派的「以心求心」,认为:「即觉其失,觉处即心,何更求为?」转而提倡「常惺惺」的···
“性”概念是在天命论和宇宙生成论的双重思想背景下产生出来的,它联系着“天命”和“生命体”的双方。其一,“性”概念的提出,是为了追问生命体之所以如此及在其自身之本原的问题。它是一在己的、内在的且潜在的本原和质体。其二,“性”来源于“天命”,是“天命”的下落和转化,而人物禀受于己身之中。“天命”与“性”虽有位格的不同,但其实体并无···
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为代表的第二代现代新儒家,是现代新儒学的高峰。第二代新儒家承第一代之绪,将儒学的特质界定为“心性”;同时,他们进一步追问心性如何接通现代性的问题,这是第二代新儒家的核心问题意识。对此问题,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回应是:现代性的核心精神是主体性的确立,儒家的心性之维体现出道德的主体性
《孟子》“天下之言性也”章,一直未得善解。根本原因是,人们不能理解孟子论性的基本立场。此章的“故”字,于人则为事迹,于物则为轨迹,皆指人物之现象而言。孟子认为,时人言性都只是说到了人事之现象而已,未能着眼于“以顺利为本”的角度,反思现象之情实。正如湍水或东流或西流,只是表面的、偶然的现象。
朱子的思想体系从其发展到完成,一直遭遇许多质疑与争议。从朱子当时,就有象山与其争议,批评他是“支离”[1]、“学不见道”[2]、“见道不明”[3]。朱子之后明代理学的发展,即承袭了象山的“支离”、“不见道”之批评,把焦点置于朱子心与理为二以及格物穷理的问题。这是从白沙首先指明此问题即在“心与理”的关系,他从朱门的吴康斋学,但发觉“···
周代的政制、礼法、宗庙、祭祀维系于血缘伦理,都与公羊家的“亲亲”原则相关联。“嫡长子继承法”是周人的制度创新,解决了夏商以来王权交接的问题,具有里程碑意义。周王分封遵循“褒有德”、“尊勤劳”,血缘亲属优先,兼顾异姓战功。“封建亲戚”是对血缘关系的绝对信任,借助宗法力量而维护王权核心利益。周天子作为盟主并不拥有天下疆土统···
可用道来表达物质世界中作为宇宙本原、世界本体的概念,用藏来表达价值世界。构成道的基本元素为气,它有质、能和理三种基本形式。万物所拥有的质、能和理,可分别谓之物质、物能和物理,其中物能就是万物之性。所有形式的人性,皆属气质之性,所谓义理之性是不存在的。心有感知、体知、认知和觉知四种认识功能,其中前三者分别指向物···
宋代理学以易学为理论架构,但各家立论不同决定了对易理的不同阐扬。叶适集永嘉事功学之成,与朱、陆鼎立。陆学以心为本,故叶适于易学尤以破程朱理学为主。叶适从文本与思想两方面否定《系辞传》与《序卦传》,主张以《象传》为依据,兼及《彖传》,还理于象,于事上呈现义理的丰富性,从而为事功学确立易学论据。
本文讨论《礼论》的兴起及其撰作方式与中古经学发展变异的关系。认爲《礼论》类著作因《石渠礼论》《白虎通义》而发端,针对礼典中不易理解和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论证,有别于章句训诂,从而开辟了经学诠释学的另一种路径和方式。东晋南朝以降,以刘宋何承天《礼论》爲代表,此类著作大量出现,发展爲与义疏学并列的两种文体和学问。
马相伯曾言:“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100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可见,马相伯不仅是一位知名的教育家,而且是一位曾积极参与清末新政、中华民国建立等政治活动的政治家。更为难得是,马相伯以丰富深厚的学养和见识,在20世纪初期发表数十篇政论性文章,通过人禽之辨、形我与神我之辨,将古典式对人、国家起源的理解与自由、平等、···
《孟子》“天下之言性也”章,一直未得善解。根本原因是,人们不能理解孟子论性的基本立场。此章的“故”字,于人则为事迹,于物则为轨迹,皆指人物之现象而言。孟子认为,时人言性都只是说到了人事之现象而已,未能着眼于“以顺利为本”的角度,反思现象之情实。正如湍水或东流或西流,只是表面的、偶然的现象。
王阳明《节庵方公墓表》因提供了所谓“弃儒就贾”的典型以及“四民异业而同道”论而被视为“新儒家社会思想史上一篇划时代的文献”,然而《墓表》实则是一“乌龙”之作,墓表主人公“未尝一日从商”。《墓表》的写作时间既非传统所系的嘉靖四年,亦非当今学者认定的正德五年,而是正德十一年,故称其为“晚年定见”并不确切。
政治是儒家的志业,在中国传统社会脉络之中,政治基本上局限在“学而优则仕”进路,儒者透过取得政府职位展现德能以实现政治理想。不过,在现代社会,政治的意义不限于狭义的从政为官,而应该从广义的观点,只要关心并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不论是从政为官或知识分子论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就此而言,儒家的政治思···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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