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作为儒学的核心价值,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基础作用。孟子引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孟子·离娄上》),以行仁作为人道的必然选择。
他以“心性为一”即“一本义”为“圆教模型”,以重新定义“可能”和“理解”为前提,以“心体”建构为实现路径,以“上下其讲”为思维路径。就“上讲”看,他以沟通“心体”“性体”“道体”为主以实现“心体”的“上提”;就“下讲”看,他以“心体”之“流行”为主以实现“心体”的“下委”;“上提”“下委”为一双向回环,“心体”建构从而形成一个理论闭环。
不是“自我”拥有身体,而是身体拥有“自我”。这是我们在返回孔子的“身体观”时,首先需要澄清的一处认识。尽管“自我”与身体之间的界限在“子曰”之中经常是模糊的,但是作为人自身所是的那个德性化身体,却极易被“自我”所遮蔽。因此,确切地说,“修身”并非对身体本身施加某种操作,而是解除“自我”对身体的遮蔽,让人的德性化身体能够显现出···
帝制儒学要求平民百姓在政治上绝对服从的观点是普遍存在的。尽管一些学者试图挑战这一流行的观点,但他们未曾论及帝制儒学中关于政治义务的理论。通过研究清代的政治宣传,尤其是《圣谕广训》,作者认为帝制儒学的政治义务是一种家长式感恩理论。
“贤能政治”历来存在两种理解模式。第一种模式将“贤能政治”理解为一种治理方法。这种理解源于孔子,其讨论范围是政治职位,并且可以得到后果论意义上的证成。第二种模式将“贤能政治”视为一种正义理论,即为了按照正义的要求给予人们其应得之物。
“生活儒学”和“进步儒学”都涉及现代儒学的两个关键词,即“进步”与“自由”。对这两个基本价值观念的理解,生活儒学与进步儒学之间既有基本的共识,特别是在对现代性价值的认同上;同时又有一些重要的差异,尤其是在儒学与自由的关系问题上。
当代儒学理论已经形成一股明显的情感转向趋势,其中尤以“情理学派”为代表。目前亟需通过反思其中暴露出来的理论问题,推动当代儒学情感转向的进一步发展与深化。
乡约兼顾个体成人与关系维和的双重功能:自我实现具有超越性与社会性的“即凡而圣”价值;人际关系的维和建构了伦理情谊化的乡村熟人社会。《吕氏乡约》《乡仪》的伦理操演与情感感化机制对当前乡村人际交往和公共生活建设均有裨益。
程颐对王安石注解坤卦六二爻的“因物之性而生之”之说提出了激烈的批评,此为易学史上的一桩公案。从思想来源看,王安石《易解》中对坤六二的诠释根本立足于儒家立场,但“因物之性”之说实有玄学思想的渊源。而程颐的批评则一般性地指出了“因物之性而生之”无论在玄学还是儒家思想中都难以成立的原因,即在于此说违背了自然物性观念本有的···
一方面,阳明物论充分尊重物的独立性,与心相区别;另一方面,良知被提升为本体,物在良知学的伦序中被重新规定,良知不能理所当然地像性理一样成为万物的本体,形成知体物用,而是在知为意之体、物为意之用的独特结构中,与物统一。其根本原因在于阳明没有最终证成天理和良知为一,他在儒家传统物论和良知本体基础上的物论之间的罅隙···
第八届全国书院高峰论坛已于日前圆满落幕,海内外百余位专家学者参会,共同探讨了如何在完成文化生命之传承的同时,让书院“活”起来,并精神性地继承,创新性地活化,立足书院的现代性,扩大与发挥书院的教化作用。
虽然张祥龙的现象学儒学呈现出某种明显的现代特征,但我们并不能够因此而简单地将他划入现代新儒家的行列中。像贺麟那样的现代新儒家都是现代性的拥趸,都立足现代性立场论衡儒家传统,而张祥龙则不然,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是现代以来第一个充分认识到现代性的严重问题、进而对现代性进行了彻底反思的儒家学者,他由此而开启的思想方向···
刘咸炘整合老、孔,发展与提升了儒学发展现代转型的新境界。他期待中国儒学史从非左即右、往而不返、争斗不息、别有所图的邪路上回归老子、孔子的太古之道。刘咸炘坚守先秦儒学的中观理想,对中国真正的自本自根的中国文化具有坚定的信仰。刘咸炘认为,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包荒含弘,任天圆道,返本开新,才是中国儒学光明的未来。
“周程授受”是宋明理学史上的一个大问题。在朱子及其批评者那里,“周程授受”都不仅是一个事实问题,更是一个哲学或义理问题。朱子对“周程授受”关系的建构,既出于重建道统的努力,亦基于其对道体—工夫的诠释和理解。
从儒家亲亲尊尊原则切入,聚焦《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可以揭示天、地、质、文四法循环的学理脉络和丰富内容。天道阴阳之气的不同运行轨迹,对应了人世王政、官制、礼法不同面向,追溯天授圣王的异象,能够使“四法”流转获得可靠根据。殷质、周文及其分别与亲亲、尊尊相结合,建构出王权继承的基本秩序。
第八届全国书院高峰论坛已于日前圆满落幕,海内外百余位专家学者参会,共同探讨了如何在完成文化生命之传承的同时,让书院“活”起来,并精神性地继承,创新性地活化,立足书院的现代性,扩大与发挥书院的教化作用。
孔子的经典诠释学思想,不仅具有“哲学诠释学”那样的世俗存在论意义,还具有创世论的超凡“创生”意义。这种思想深刻地蕴含在孔子的“天命”观念之中,可以称之为“天命诠释学”。
本文关注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伊儒会通,它不仅仅局限于明末清初之回儒的著述活动,实际上伊斯兰、儒家、佛教和道家在这些学者那里融汇成了新质的哲学思想。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思想进程与元明清三代乃至民国的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密不可分,需要我们用全面的发展的眼光去看待。
孟子性善论与“尽心”相关,要人负起对自己的道德责任。善性人人皆有,尽心却非人人皆能。在孟子论述中,尽心问题士与民实有不同要求。民无恒产则无恒心,不能期待民众在饥困中还要“尽心”,但“士”可以做到,也应有这样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中华文明讲道理的方式决定了他能够从差异出发看待世界的统一性,人类追求美好的生活,人类各大文明的圣贤以其各自方式探索人类未来的美好,但不必走齐同的道路,而是可以“各美其美”,通过充生达理实现美美与共。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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