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三统是公羊学中重要理论,具有多重理论意义。通三统要求存二王后,要求以天下万民为本,不私一姓,是对特定政权之合法性的限制。三统之说源于三正,这是其天道依据;其实质则为忠、敬、文三教,蕴涵着德教文质互变的规律。“通”三统的真正思想力量不在于要把三种不同的“统”并包进来,而在于以一贯之道去“通”这三统。仁政施于上,德教···
“朱张会讲”确实非常有名,对岳麓书院、对儒学本身都影响深远。今天把它当作一段佳话、一种良好的学风来传说,当然不能说错,但它深刻的思想史内涵、激烈的观点交锋、复杂的影响效果,我觉得更应该得到揭示和清理。这不仅可使佳话更精彩,也可使书院的底蕴与光辉从记忆中激活而契入当代思想建构散叶开枝。
汉语“传统”的名词义项包括“既有的事情”和“根本的事情”,后者可以体现在前者当中,前者并不全都属于后者。
关于王阳明“龙场悟道”公案,已经有数以百计的文章作出研究、论述,但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龙场悟的是“格物致知”之道,有人说悟的是“心即理”之道,也有人说悟的是“知行合一”、“致良知”之道。甚至有人将王阳明的良知四句教归入“龙场悟道”论述中。但论者多半是随意判断,而缺少史实的考证和系统性分析。因此,我也来凑个热闹,···
山东曲阜复圣颜子庙右侧有一道石坊,上书“优入圣域”四个隶书大字。这显然是后人对孔门弟子颜子之极高赞誉。然而位居“四科之首”、深得孔子厚望的颜子却“不幸短命死矣”,其身后并未留下可资后人研读的著述,以至于今天有人在提及孔庙配享时有“退颜进荀”之议。这就警示我们,对于古人津津乐道的“孔颜”道统及“优入圣域”之论,需要有一个真···
2018年12月16日,李守力先生参加由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主办的第一期“慈善文化会讲”,受聘为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并发表就职演讲:《从经学视野看慈善》。
朱子认为四书是儒学的精华,他继承二程的理学思想,为《中庸》学开了新的方向,即《中庸》诠释中的心性之学和以“道心惟微”为核心的道统论。《中庸》诠释史,大致经历了德行论、为政论、性情功夫论和道统论四个阶段。
张尔田、陈寅恪关于李商隐巴蜀游踪诸诗的认识存在分歧,集中体现在对李商隐《无题》(万里风波一叶舟)诗之系年及寓意的笺释上。陈寅恪以“假设”论史,注重事实的考证与证成“理念”导引下的系统性历史的存在;针对陈寅恪具有现代气质的治学方法,张尔田持质疑态度,他强调“知人论世”与综合事实和经验的“论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非系···
那些批判孔子的人,不仅是“智不足以知圣人”,“学”也不足以知圣人。他们忘了,孔子代表的不是“势统”而是“道统”。真正的儒家思想,一向都有“道尊于势”“从道不从君”的传统。
廖平以九州说、畿服制的诠释化解经学的空间限制,康有为以三世说化解经学的时间限制,而以四书为代表的儒学首以义理诠释为主,其由修身而至于齐治平的理想,其重点在于重申儒家的道德理想,以教化为主。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应对经学由言常道而成地方性文化的危机,重新确立经学的天下性质。廖、康、沈所进行的经学理论探索是在新的天下时···
论语乃孔门圣经也。惜时下注本杂乱,血脉难接,迫切需要标准读本。而学以阶圣,当有次第,故这个读本又需要分级。少儿读经以理解语境语意为主,是为初级。及其稍长,则需要以通义理为主的读本,是为中级。未来则需要以通公羊大义,进而以六艺之教而通贯之的读本,是为高级。
如果中国传统慈善文化不足以“独自”支撑中国现代慈善事业发展,那么,以传统慈善文化为基础“能否”以及“如何”开出适应现代社会的慈善文化?为了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回答一个“前提性问题”,即是否存在中国传统慈善文化?如果存在,它拥有什么样的内涵、逻辑与功能?本文尝试回答“前提性问题”。
清华大学贝淡宁(Daniel A. Bell)教授因闻蒋庆先生论儒家“政治儒学”,有得于心,然仍有所惑,故于2008年8月至龙场阳明精舍拜访蒋先生,晤谈数日,疑义相析。时杨汝清先生在座。清华大学哲学系曾雪灵据录音整理,现公开发表,以飨读者。因全文较长,特分上下两篇,此为下篇。
整理者按:清华大学贝淡宁(Daniel A. Bell)教授因闻蒋庆先生论儒家“政治儒学”,有得于心,然仍有所惑,故于2008年8月至龙场阳明精舍拜访蒋先生,晤谈数日,疑义相析。时杨汝清先生在座。清华大学哲学系曾雪灵据录音整理,现授权 公开发表,以飨读者。因全文较长,特分上下两篇,此为上篇。
“诗道性情”是王夫之全部诗学理论的起点与核心,它植根于深厚的人性论基础当中。人性论中的“善/不善”、“诚/不诚”、“性之情/物之情”、“隐/显”等二分对立视角,成为王夫之辨析诗中之“情”的主要依据。
章学诚“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以反思天下学术为己任。他以战国为节点,将天下学术区隔为“三代盛时”之“源”和“三代而后”之“流”两个不同的区间,并判分了两者“合道”之“得”与“离道”之“失”的二重境界。就得失而言,“三代而后”的现实学术有必要回归“三代盛时”的学术理想;而两者的源流性关联则提示了回归的可能性。他的“文史校雠”之学,通过···
未来以经学为主体内容之中国哲学,当以解决时代问题为动机与核心,通过传统中国哲学经典文本与时代问题的对话(dialogue),以新的经学理论形态“修复”(rehabilitate)传统经学“教化”(Bildung)之用,并藉此以消除中国传统经典与现实生活信念之间的紧张,实现经学“无时间性”(timeless)历久弥新之价值,以深具双重效度的“中国哲学”···
对于晚周诸子哲学缺失一种“哲学何为”的追问,上百年的中国哲学史写作历程,只是“被哲学”的结果。重问哲学何为就是试图重新以“民”的名义思考哲学的事业,其与以“人”的名义之间构成一种鲜明的差异。如同智慧地爱区别于爱智慧的哲学路线一样,不一定在同等程度上相知,却可以在情的层面上同欢喜、共忧患,这也是同作为人的尊严所在。以“···
一种哲学作品读起来未必是“最哲学”的,也未必是“最中国”的,却是“最中国哲学”的,这种意义必定具有时代性。而这种哲学作品以“做哲学”为其创作的主张,不但能鲜明地与之前的哲学活动相区分,乃至使其更像是被哲学所做,则这种时代意义进一步显示出来。
人性论是天人论之枢纽,更是社会与人生论之基石。孔子不言人性善恶,只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贯同掼通惯),但孔子之后的孟子、荀子却各著书说“性善—性恶”并流传甚广。古来饱学者于孟荀人性论素有理解差异,近来一些浅者的臆断燕说更致其扑朔迷离甚至紫之夺朱。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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