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论语》研究与传播领域,鲍鹏山教授和刘强教授所形成之“鲍刘现象”颇值得关注和探究。“鲍刘现象”所昭示出的示范意义及其所形成之精神气象,已为当下《论语》研究与传播领域开辟出一条通达宽广、追随与响应者众多的正道,亦成为当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实践。
中国式的立言方式--“述而不作”,重在学术、思想、文化之生命整体性和生生的连续性。也许,这是重振儒学和中华文明,使其成为当代性的活的文化精神的一种可能之途径。
2013年,当时正在陕西师范大学求学的邓国元从师友处第一次听闻孔学堂时,除了引发进一步了解、认知的兴趣与动力,更多的还有好奇。因为,他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皆求学于贵州师范大学,其间并未听说贵阳有这样一个集学术研修与社会教化为一体的机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命脉,国家十分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我们应当自觉弘扬传统文化。当大部分人尚未意识到其重要性时,已有部分人默默地承担起了这份责任,这些人离我们并不远。周景耀老师便是其中之一,他凭借一腔热情,积极投身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之中,给我们做出了良好的榜样。
中国文化自孔孟开始,从整体上看,就始终强调两头功夫:一是向内体认生命存在的真谛,认知自己、了解自己,净化和提升心灵世界;再是向外了解世界存在的真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建构合理的人间社会秩序。在内是仁义、是本心、是良知,在外是天道、是天德、是天理,都属于本体论范畴,具有形而上的特征,不仅要对其做出学理性解释,···
张先生的儒学思想,具有深厚的历史维度,注重天命直觉的内在体验,讲求汉宋佛道的贯通和大小传统的互动,主张以活泼泼的生命境界为导向的政治生活秩序的建构。
抚今追昔,继往开来,孔子儒家的学说,蕴含着中国人的血脉和元气、智慧与精神。在与孔子、与曲阜、与儒学的结缘历程中,杨朝明不断实现着自己人生的丰实与升华,成为一位得时行道、深受社会尊敬的当代儒者。
对于外界将其与盛名在外的父亲相比较,甚至认为他一辈子都活在父亲的光环下有些“可怜”。钱逊的孙女曾问过他是否介意,得到的回答是完全不介意。
“我30年学马列、教马列,又回到传统文化上,是不是就抛弃马克思主义了?其实不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并非对立,应该把二者相结合。所以我对我一生这两段,都不后悔,都不否定。”这也正是其父钱穆一生所秉持的大历史观,“不肆意地割裂历史、抛弃传统,对待自己的历史怀有温情与敬意。”
2019年7月25日,《华西都市报》A2版要闻刊发了对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研究员的专访报道《儒者行天下希望为中国赢得更多儒学话语权》。
蔡先生还提倡保留“天地圣亲师”三祭牌位的儒家生活礼俗,身体力行,却显现出一个生活实践中的超越取向,意味深长。
“新山长”朱汉民主持岳麓书院的21年间,致力于推动和完成岳麓书院的现代复兴,修复建筑,扩建院落,恢复讲坛,引进人才,建设了硕士点、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岳麓书院重现“道南正脉”的气象。千年书院重获新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复兴和当代中国国学发展的重镇。
儒家目前最重要的工作不是与其他宗教争地位,而是如何恢复和重建教化体系,其中包括让经典阅读活动重新进入课堂。因而需要开展大量扎实严谨的学理研究工作。儒教无论作为宗教或哲学都有自己极为独特的性格,它长期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发挥着支配的作用,但并不像其他宗教那样走组织化、建制化的道路。历史上的儒教从未因信仰问题与其···
我多年读书治学,沉浸在自己的学术世界中,痛感中国文化长期遭到人们的误读误解,遂将兴趣转移到了传统文化义理系统的梳理。但任何一个有生命活力的文化,都是需要载体的,于是我便调入贵州大学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目的是通过书院办学模式来坚守自己的人文理想,更重要的是向世人昭示中国文化的真精神。
作为中国传统教育的研究者,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受益者,郭先生看到了中华民族文化经典背后不朽的价值,无论是对于个人心灵之安顿,还是对于民族生命之发展,抑或是中西文化之汇通,都有着深刻的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