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庞朴、梁漱溟与《中国哲学》创刊

作者：翟奎凤（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原载《国学茶座》总第14期，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4月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三月十一日戊子

          耶稣2018年4月26日

我在清华国学院做博士后时，因选编清华国学文存系列之《梁漱溟文存》，多次拜访过梁漱溟先生长子梁培宽先生。2015年12月26日，山东大学在北京主办了庞朴先生逝世一周年追思会，一时学者名流云集，对庞公的学问及为人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我因参与部分会务工作，会后第二天才抽空如约去看望梁培宽先生。其实，梁先生并不知道我此次来京是因纪念庞公的会，真没想到，他拿出一封庞公致梁漱溟先生的信给我看，因缘巧合以至于此，真是不可思议。梁培宽先生如今已九十高龄，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敏捷，平静和蔼。梁先生曾随尊翁梁漱溟先生在山东邹平生活过好几年，对山东很有感情，他也知道庞公与山东大学关系密切，所以知道我要来，早就把这封信放好，嘱托我转交给山东大学作永久保存，这更让我激动不已。因此，放下手头工作，特地赶写此小文，以作纪念。

全信约二百余字，为毛笔行书，书法很漂亮，其内容如下： 

漱溟教授：

日前偕一博同志趋谒，并为《中国哲学》杂志约稿，蒙赐早年思想一文，为小刊增光，不胜感谢。

《中国哲学》系三联书店筹办之不定期刊物，每年估计可出版四期，刊载有关中国哲学研究成果、资料及中国近现代哲学诸流派的绍介和回忆文章。书店委托我们几个青年人代为编辑，由于我们才学疏浅，虽勉力经营，仍觉困难重重，捉襟而肘见。今后尚乞先生时赐教言，鼎力提掖，以期为中国哲学的研究共辟一块新园地。

大作已抄录完毕，如果送审顺利，可望于创刊号上问世。原稿璧还，敬请查收。

并祝

大安！

生庞朴 敬上

二廿三

梁先生告诉我，庞公向他父亲约的这篇稿子后来发在三联书店所办《中国哲学》第一辑（创刊号），出版于1979年8月，文章题名为《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这篇文章写于1969年，在《中国哲学》是第一次刊发，后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七卷。所以，庞公给梁漱溟先生的这封信当在1979年2月 23日。

我虽研究中国哲学，但对《中国哲学》这本杂志所知甚少。李存山先生告诉我说：“《中国哲学》是由当时研究中国哲学的同仁创办的‘以书代刊’的刊物，先是由社科院历史所的包遵信为主编，庞公等学界先进为编委，出了不少期，在当时影响较大。后由历史所的姜广辉任主编，也出了不少期，如关于简帛研究的论文，也影响较大。姜广辉调到岳麓书院后，似没有再出新刊。庞公写给梁漱溟的手迹，当属现代学者的书法上品。我觉得很有书法价值和当代学术史的意义。”

信中第一句“日前偕一博同志趋谒”，“一博”同志是谁呢？我请教了几位前辈也一时想不起来，遂在微信上公开请教，蒙好友吉林大学法学院王小钢教授提示，说是“董一博”。我一查董一博生平，果然，可以推断，就是董一博先生。

董一博（1912一1987年），山东滕县沙沟镇人（位于现在的滕州市薛城区南部），1929年9月入滕县第一高级小学读书，1931年9月入济南育英中学求学，其间参加了共青团。由于革命活动频繁，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追捕，从1933年至1935年辗转流亡在外，与组织失去联系。抗日战争爆发后，董一博在家乡积极组织读书会、抗日后援会、鲁南抗日青年团活动。后与枣庄朱道南、褚雅青等共产党人取得联系。1942年，调山东滨海解放区工作。1944 年，任滨海建国学院分队长。1947年调鲁南军区任解放军军官训练处处长。1949年调任华东大学部主任，教授哲学。1950年，调任山东大学讲师。1952 年调华东局文化部秘书处任处长。1954年，调中央燃料工业部任教育处处长。1956年，调任北京电力学校校长，1958年任北京电力学院筹建处主任，后任北京电力学院（今华北电力大学）副院长。1978年，董一博调任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主任。1981年董一博离休后，以极大的热忱投入中国地方志修纂事业，这年7月，他出任全国地方志协会副会长。董先生喜欢儒学与中华传统文化，为推动中国地方志编纂作出很大贡献。

我们知道庞先生20世纪40年代末也曾在华东大学学习工作过，20世纪50年代初也调到山东大学工作，正好与董先生这一段有交集，所以很有可能两人此时就认识了。那么，庞公与董一博是老熟人，所以庞公随董一博去看梁漱溟先生，当在1978年董先生任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主任时。因为梁漱溟先生为政协委员，董与梁先生想来是比较熟悉的，董先生对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也非常热爱。我推测，这可能是庞公第一次见梁漱溟先生，董一博是引荐人。三人都有很深的山东情，都对儒学与中华文化很有兴趣，梁漱溟先生在山东邹平做过多年的乡村建设，影响很大。1986年《孔子研究》创刊号刊载了中国孔子基金会的组成人员，梁漱溟先生是顾问，庞朴、董一博、葛懋春先生等均为基金会理事，说明他们对孔子儒家文化都很认同。

从信的字里行间及其书法之美，我们都能感到庞公对梁漱溟先生非常敬重，落款自称学生，恭敬之情更是溢于言表。当然，梁漱溟先生的文章也要送审，亦可见《中国哲学》办刊之规矩。1988年，梁漱溟先生去世后不久，庞公写了一篇文章《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从梁漱溟先生的文化定义谈起》，最后说“梁漱溟先生在六十多年前将世界主要文化归纳为三种类型，可以看成是对文化的民族性进行探讨的先导，梁先生更将这三种类型排列为先后相随的逻辑次序，也可看成是对文化的时代性的承认。虽然其中需要进一步讨论之点颇多，但它对于我们认识文化的时代性特别是民族性的启迪作用，则是不能否认的”（载1988年7月20日《科技日报》），这篇可以看作是对梁先生的纪念，庞公对文化民族性的阐扬，应该说与梁先生的影响有着直接关系。后来《梁漱溟全集》在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庞公为此作了很多推动工作。

庞公与梁漱溟先生的这些因缘，可以说是从这封信所透露的1978年登门约稿开始的，董一博很有可能就是他们最初相识的介绍人，而三人因缘的背后离不开山东和山东大学，应该说山东情、儒学情使他们在心理情感思想上都很投缘，建立并保持了很好的友情。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