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核物理到中国哲学，“旧邦新命”与我的学术理想

作者：白彤东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原载“复旦通识”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二月十四日辛酉

          耶稣2018年3月30日

“复旦通识”公众号编者按：本学期的【深夜识堂】，我们会为大家带来以“我的专业”为主题的系列人物专访，聊聊老师们的学术人生。

今天我们采访到的嘉宾是：来自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白彤东教授。白彤东老师的学习背景是很“神奇”的：本科在北大学核物理，博士在波士顿大学念（西方）哲学，毕业后在美国泽维尔大学哲学系开始做中国哲学方向的研究，来到复旦后教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也是中国哲学。如果我们去网上搜索关于白彤东老师的文章，“旧邦新命”、“先秦思想与现代性”、“中国传统回应西方挑战”一定是高频出现的主题。中国哲学到底是怎样吸引着白彤东老师这样大跨度的改变了自己的研究领域？这份为传道而论辩的使命感源自哪里？

嘉宾介绍：白彤东，北京大学核物理学士；北京大学科学哲学硕士；波士顿大学哲学系博士。2009-2010美国泽维尔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终身教职），2010年4月至今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2011年至今上海高校特聘教授（东方学者）。研究领域：中国哲学、政治哲学、科学哲学、物理学哲学。近期研究重点：在中西、古今参照下来诠释、“接着讲”中国先秦政治哲学。

采访人：于超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毕业生，现在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工作。

Q：在您读大学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学习核物理这个专业？我看到您在北大时的照片，那时您似乎一点也不像理工男，而是更像“文艺青年”呢！

我在初中、高中的时候就属于文学青少年，对各种古文诗词、当代小说都特别有兴趣。那时候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还挺多的，对各种事物都好奇，也模模糊糊的感觉自己挺喜欢“哲学”（现在想想就是我一直以来的那种“好奇”的状态，让我觉得想要知道这个世界最根本问题的答案，自然而然的最后走到了哲学道路上），但其实并不明确知道具体想要学什么专业。报志愿之前，我父亲带着我去见了他的中学同学，一位很有名的物理学家，他对我说，你去学物理吧，物理把其他学科都吃掉了，并且学了物理将来学什么都容易。我虽然不太肯定他前面一半的说法，但是确实觉得，当时搞自然辩证法的很多学者，好像连中学物理都没学好，所以就决定考物理系。但为什么最后学了核物理，原因很简单，因为没考上第一志愿的北大物理系，就上了第二志愿的技术物理系核物理专业。当时北大物理类专业是分等级的，最难考的是物理系，第二是我们这个技术物理系，接下来是地球物理系、地理系、地质学类等等专业。所以我学核物理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原因，自己的兴趣也一直在理论上，对实践没什么兴趣（可能主要是因为手笨，并且也因而认定劳力者治于人）。

在大学的时候，虽然我读的是核物理专业，但我其实一直挺像文学青年的。我们那一届学生入学之后都要军训一年，在这一年里，大部分学生都在空余时间自学英语。我就比较“文艺”，拿着本《诗经》断断续续的读完了。不过那时候哪懂《诗经》该用版本比较好，就是读了带白话翻译的文本而已。后来我还试图参加北大文学社，但是被拒绝了。

虽然最初选择学物理是比较懵懂的，不过到现在我还是觉得，学了物理之后有很多益处。确实学了物理之后，想转去学其他学科都会比较容易。学物理需要特别扎实辛苦的学术训练，而人文学科即便没有本科打基础的话，也是相对容易学习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本科阶段学物理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而且物理学是现代科学的最好代表，而现代科学是人类近几百年最重大的文明进展之一。真的学懂一门现代科学，某种意义上也是“通识”的基础。

Q：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中国哲学的？从您的论文、演讲中可以看出您对传承中国哲学有着很强烈的使命感，但从您的学术经历中我们很难了解到您中国哲学的师承。您可以谈谈您对中国哲学的热爱与使命感是来自哪里？

大概是在大一大二的时候，我因为对哲学感兴趣，就去听了一些哲学系的课。那时候我主要感兴趣的是西方哲学，但我听的课比较杂，其中有一个学期，就选过一门“中国哲学史”的4学分的公选课，是张学智老师讲的。张老师讲课很投入，并且因为是公选课，所以他传授的不是按照专业课要求的与当时流行的“唯物”、“唯心”的划分来讲的，而是一种发自自己性命体验的讲法，我们可以感受到他身上那种儒家的颇具感染力的气象。

在我学这门课的那个学期，冯友兰先生去世了，当时在学校看到了很多纪念冯友兰先生的文章，又看了冯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有一天我路过图书馆，忽然看到图书馆里面挂着纪念冯友兰先生的对联，也是他自己亲笔书写过用以自勉的话“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当时我虽然不甚明白其中的含义，却也觉得深受触动。就是这一个学期，选中哲史的课、读《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先生去世这些事件凑在一起，我第一次开始对中国哲学有了兴趣。之后我自己就开始断断续续的读了一些经典，对中国哲学的情感也就越来越强了。

不过其实在本科的时候我也不是很确定我到底对什么哲学最感兴趣，因为本科念的核物理，硕士念科学哲学比较方便，于是就去保送了北大的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在读硕士的时候我大概可以确定自己将来是想做中国哲学的，但我又想出国看看。中国哲学在美国通常都是在东亚系或者宗教系，而不是哲学系（西方人的偏见）。而我又觉得，既然自己去了人家的地方，就要好好学学人家的哲学是怎样的，这样将来我能够知己知彼，才能做出点成果。当时波士顿大学的科学哲学很强，我就想去那儿。于是直到博士毕业开始教书，我才开始正式做中国哲学的研究。

Q您提到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这本书，和“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这幅对联对您有着深刻的影响。我看到您的第一本关于中国哲学的著作，标题就叫做《旧邦新命——古今中西参照下的古典儒家政治哲学》，您选择源自《诗经》的“旧邦新命”作为标题，也是因为受到冯友兰先生的影响吗？

上大学看到这幅对联的时候，我就是觉得这个话说得很好。当时比较无知，甚至根本不知道“旧邦新命”是源自《诗经》里的话。受到触动之后，我去看了一部分《三松堂文集》，才明白一点冯友兰先生这幅对联的含义。后来我有了自己第一本讲中国哲学的书，最开始，我起了一个很长很啰嗦的题目（就是现在的副标题），编辑希望我起个简洁的题目，脑袋一拍，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了“旧邦新命”。也不仅仅是第一本书的题目，有很多骨子里面的想法，比如对中国哲学的态度、什么意义上中国哲学是哲学这种问题，都很明显的能看出冯友兰先生对我的影响，潜移默化的影响。有时候我甚至会忘记，一些和冯先生的观点很契合的想法究竟是在冯先生的书中看来的，还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虽然没见过冯友兰先生，而且我现在做政治哲学，就研究领域和一些根本性观点上来说和冯友兰先生都有所不同，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对冯先生是有很深刻的情感的，甚至在北大的时候给一门中国哲学的课写期终论文的时候，因为那门课的老师是冯先生的学生，就暗示自己是秉承冯先生的薪火的，可见冯先生对我的触动有多大。不过现在想来，当时自己太无知无畏、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

Q：您在物理、科学哲学、中国哲学这三个领域都有过比较长时间的学习，您会不会偶尔在心中比较它们之间的异同，或者思考它们之间的关系？

我想科学哲学就是比科学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物理学有它最基本的假设，而科学哲学就会问基本假设成立的条件是什么。我觉得这样的追问是挺自然而然，并不是说这样就显示了哲学有多深刻，它只是一个问题的自然延续。

而这一段学习科学和科学哲学的经历，可能对我中国哲学的研究并没有什么直接影响，但至少我会对科学有更多的尊重。有时候科学跟人文的对立被夸大了，有的人文领域的学者对科学家有很大偏见（也有很多科学家对人文学者有很大偏见），比如负面一点的会觉得科学都是很冰冷、机械、没有人情味的；又或者是比较正面的偏见，觉得科学家什么都懂，知道的都是绝对的真理。至少我自己是真正的去学过一门科学的，后来又学人文学科，所以亲身地体验到了这两种想法都是不可靠的。这样比较复杂的学习经历，至少可以让我有一个“平衡的三观”。而且我觉得，要想真正学好文科或者理科，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要有清晰的思维、表达能力，并且有一个更广义的关怀。

在具体的问题上，之前的学习也会对我现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产生一些影响。比如我在做科学哲学的时候遇到过一个叫“论证轮廓”的概念，就是说有的时候论证不是一步一步给出来的，而只是给出一个大框架，叫argumentation sketch。前一段时间我在写一篇讲传统中国有没有哲学的文章，里面提到比如《论语》里面的内容粗看起来像是完全没有论证的，但仔细看的话，它实际上是有的。但是那种论辩不像西方论文体那样一步一步论证下来。我就突然想到，这其实可以用“论证轮廓”来解释，《论语》的一些论辩给的是大框架，只是具体的论证步骤没有写进去而已。但具体论证步骤没有填进去不能说明它不是一个论证，更不能说明它论证的不好。这个想法是受到了科学哲学的启发。

Q：前面提到的您的《旧邦新命》这本书，在网上早都卖断货了，但是很久之前您还研究科学哲学的时候写《实在的张力：EPR论争中的爱因斯坦、波尔和泡利》这本书还能买得到。似乎这本书的阅读门槛更高一些。您可不可以以这三位科学家为例，简单讲讲刚才提到的对科学家的偏见为什么是错误的？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这个世界的神秘性就在于它居然可以被理解。我们通常会觉得科学家是能够很理性地描述世界的，但是爱因斯坦会觉得，这种描述的可能本身就具有某种神秘性、宗教性。他也说过，他信仰斯宾诺莎式的、在事物的秩序和谐里显示出来的上帝。泡利就会更极端一些，他觉得这世界本身就有它非理性的一面，我们人类的理性有一个界限，界限之外的事物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了解，我们必须尊重这样的边界。他们是那么聪明那么有理性的人，做了最大努力，然后最终发现了人类理性的局限。所以我想他们这样的情怀比一些其实是出于头脑不清楚的人文情怀，是更经得起考验的，更深刻的。

Q：一次次专业的改变，说起来是轻松又有趣，但实际上您一定是下了很多功夫的。就比如说申请出国读博士，听说您在上大学之前是学俄语的，但去美国要考英语，您是怎么把英语提升到现在这个水平的？

高中的时候我是学俄语的，89年上北大，全部学生要在军校里军训一年，军校里没有俄语老师，就让我们几个学俄语的学生也去跟着学英语。那个时候我英语是什么水平，比如回北大英语分级考试，阅读理解题出现了几次“explain”这个单词，但我不认识，把它当成了“paint”，想着这刷一下漆那刷一下漆，这文章到底在干什么呢？后来我就比较花心思学习英语，我的体会是，每天坚持背五分钟是没有用的，只要一停下来，马上就掉回去了。好像语言是有台阶的，要一次性多使点劲上了这个台阶，之后就很难掉下来了。

后来我考了托福、GRE以后准备出国，但我们当时如果要出国，就要赔付在国内读本科、研究生的培养费用。那时候是96年，本科和研究生的时间合在一起，我需要交两万块钱。96年的两万块钱，可能相当于现在一二十万了。当时我就想自己挣到这笔钱，就跑到新东方，当时还叫东方，兼职教了一段时间英语。最开始的时候，教一次课两个半小时有400左右的收入，相当于大学毕业生在机关的月工资。并且俞敏洪很快就把钱涨到了1千一次。所以这大概是我人生中最土豪的时候吧。

Q：其实您相当于是一位“半路出家”的中国哲学学者，那您在研究中国哲学的时候遇到过怎样的困难？

困难太多了，最开始很多字也不认识，句子也不懂。开始试着教中国哲学的时候，我在美国，用的是中国经典的英译本。翻译本可能都是有问题的，但对我来讲和使用了白话今译本一样，至少可以把思想讲通了（虽然不一定讲对了）。当然这只是个开始，慢慢得我就去了解了一些基本的版本，相对系统地去阅读。这些都是需要付出一定努力的。我自己做研究的时候四书的文本使用的比较多，但研究内容偏向政治。而其实现在讲政治儒学的人大多是以五经文本为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有时候我也就会觉得自己处于很奇怪的位置。最近我有一篇文章就在说儒学复兴更需要“子学”（一种站在儒家立场上的哲学路线）而非“经学”。其实我想做的事情是讲个道理出来，只要讲道理，自然就会走哲学道路。而很狭义的经学，它也讲道理，但道理最终是要诉诸权威的。这个权威，连独尊儒术的时代，其实都不能保证稳定一致，更别说多元的当代了。这种哲学立场，可能也是我做学问的一个天然的偏向，回到刚才说的，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上溯到冯友兰先生一脉的传统。

Q：白老师您许多文章的主题都与“让中国传统回应当代挑战”有关，这是您学习中国哲学的使命感，或者说学术理想吗？

我对中国哲学感兴趣，不是因为学不了西方哲学。这其中的原因，往高说，是有为中国哲学正名这种迫切感；通俗地说，就是争口气，为中国哲学争口气。中国哲学不是神神秘秘、讲不清楚的、只能用情怀式的鸡汤忽悠人的，它可以让现代人、西方人听得懂，它可以有它的贡献，会有它的意义。这里我不是否定最终的“神秘”，我刚才说到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人，也是有一种很强的神秘主义精神。但我觉得真正深刻的神秘，是要建立在一种很深刻理性的基础上，否则神秘只是一个头脑不清楚的代名词。所以我觉得不能接受中国哲学只有中国人才能懂，只有受过中国哲学科班训练的人才能懂这种观点，我希望让有基本思辨能力的人都能看明白中国哲学关心的问题。

至于读懂中国哲学之后又有什么意义，中国哲学对人生、人类社会有它独特的了解。中国哲学有它自己的理想政治形态、理想生活方式，也会试图去推广它的理想，它是有实践的价值的。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我们无法保证其结果是好的。更一般地讲，哲学本身也不一定有真正的好处。在我说自己是教哲学的时候，我经常补上一句，这是世界上最没有用的学科。哲学的原初动力是一种“好奇”，想知道这个世界和人类社会最最根本的问题的好奇。可是英语里有句话叫“ignorance is bliss”，“无知是福”，有的人知道的多其实反而生活得更痛苦。这之后，我们可以选择放弃好奇，做一只快乐的猪。但即使这样，我们是一个选择做猪的人。如果本来就没有好奇，我们只不过是一只长得像人的猪而已。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