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年,陆贾应时作《新语》,“粗述存亡之征”,回应了汉高祖刘邦“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的问题。《新语》作为汉代第一部语类文献,分上下2卷12篇,以总结分析秦及先秦历代盛衰存亡的经验和教训为基础,吸收重构了儒家、道家、法家、纵横家以及阴阳家等各派众多观点与主张,系统陈说了规谏与咨政的治···
《尚书》作为一部千古流传的人文经典,其内容之丰富,其思想之深刻,任何归纳与概括的企图,都不免显得简单与粗暴,难逃鲁莽灭裂之讥。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静下心来,细读文本,入其壸奥,深造自得,方可左右逢其源。任何经典的经典性,都是在不断“温故而知新”的文本细读之中逐步开拓与彰显的。
钟嵘《诗品序》论五言诗创作时指出:“故诗有六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六义”说源出汉代《毛诗大序》,其云:“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根据汉儒的解说,“赋”是铺陈直说,“比”和“兴”皆是依托外物进行表达。
清人章学诚评论《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非常精确地揭示了《诗品》与《诗经》的关联。虽然《诗品》主要品评的是汉魏至齐梁间文人五言诗的创作成就,但离开了《诗经》的传统,就无从谈起。那么,钟嵘《诗品》到底是如何接受和发扬《诗经》传统的呢?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根本上是文化的复兴。高校人才培养理应心怀国之大者,自觉担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具体到国学专业,就需要在新时代找准定位,深入思考如何在新文科背景下培养国学专业人才。因此,新时代的国学专业人才应该在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高度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脉络。这就要求从中华民族整体的角度来理解中国···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后,将经学作为一个重要研究内容。2010年召开了第一次经学会议,主题是“经学:知识与价值”。这次会议主要是要解决一个问题:人大国学院的经学研究要走一条怎样的路?周予同先生有一个说法:“经学的时代结束了,经学史的时代刚刚开始。”虽然说是经学史研究,但周先生还有其弟子朱维铮先生,对于经学基本是否定的···
中国古老的经学,目前在正式学科建制之外,此种现象已经存在了一个多世纪,而且有可能会延续更长的时间。身处其中的经学研究者在饱受煎熬的同时,也不得不适应伴随这一窘境而来的研究方法上的改变,并有责任直面这种改变所带来的成功或失败。
乾道三年(1167年)九月初,朱熹在弟子林用中陪同下,前往潭州(今湖南长沙)拜访张栻,讲学论道,诗文唱酬,游山泛舟,往来于州城与岳麓之间,盘桓两月之久;十一月,二人与林用中同游南岳衡山,往来七日,行程200余里,互相唱和,结集成《南岳倡酬集》(下称《倡酬集》)。
张载之学,以《易》为宗,非独其思想可称为易学哲学,其流传于世的几十首诗作中也不乏浓厚的易学色彩——易学也是张载诗歌创作的重要“底色”。
朱子的学问,综罗百代而广大精微。朱子在所耕耘之学问领域,既注重其独立性,又善于统贯综合之。就朱子《诗》学来看,学界常就《诗集传》展开研究,而对朱子《四书》经学中的诗学,则少有论述。然如将《诗集传》与《四书集注》稍加比照,即可发现同样的诗句在两种文本中往往呈现出不一样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