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汉代规谏与咨政的治国谋策

作者：黄云 孔扬

来源：《学习时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四年岁次癸卯十一月初六日庚戌

          耶稣2023年12月18日

西汉初年，陆贾应时作《新语》，“粗述存亡之征”，回应了汉高祖刘邦“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的问题。《新语》作为汉代第一部语类文献，分上下2卷12篇，以总结分析秦及先秦历代盛衰存亡的经验和教训为基础，吸收重构了儒家、道家、法家、纵横家以及阴阳家等各派众多观点与主张，系统陈说了规谏与咨政的治国谋策，为儒家思想成为官方主导意识形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班固很推崇《新语》，《汉书·高帝纪》中有言，“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显然，班固认为《新语》已经被纳入汉代上层建筑的重大议题之中，成为汉朝王权秩序架构的一部分。

握道据德，席仁杖义，大道无为，是《新语》最重要的政治哲学理念。《新语·道基》曰：“是以君子握道而治，据德而行，席仁而坐，杖义而强，虚无寂寞，通动无量。”这是陆贾对自己思想的高度概括。

行仁义道德

陆贾在《新语》中写道：“圣人怀仁仗义，分明纤微，忖度天地”，“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要想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必须要达至圣人之境。成为圣人，于民众可以有认同效仿的对象，从而达至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教化效果，于社会也会形成“危而不倾，佚而不乱”稳固安全的社会架构。“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仁义”在天道和人事中一以贯之，为政者只有通过以仁德为根本，安心定志，博学广识，明辨是非，不为声色犬马所乱，不为阿谀巧言所迷，不为利欲神怪所诱，才能成就其功业。

如何施行“仁义”“道德”呢？陆贾看到“孔子遭君暗臣乱，众邪在位，政道隔于三家，仁义闭于公门”的社会现实，他一改孔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仁政主张，与时俱进地提出把儒家价值体系与君主权力结合在一起的主张，这就为仁政思想注入了强大推动力。

合儒法之道

世间诸物都是圣人因时、因需、因人的情性而成就的，因而圣人“因变而立功，由异而致太平”，即采取何种治世方法并不是亘古不变的，要遵循历史逻辑、紧扣社会需求，做到“因天时而行罚，顺阴阳而运动”，不能以武力征伐得天下再用其守天下，应效法汤武逆取而顺守的策略推行“尊儒术而不黜百家”的儒法合治思想。陆贾承袭荀子思想，指出“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纲，屈申不可以失法，动作不可以离度”，进退合乎法度、赏罚分明，发挥上行下效的示范作用，才能取信于民，这是天下大治的至道所在。

陆贾通过分析，客观地认识到，法治思想产生发展具有历史必然性，因其在治国中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比如皋陶就通过“立狱制罪，县赏设罚”来实现“异是非，明好恶，检奸邪，消佚乱”的治国目的。那么，德刑赏罚该如何分配呢？陆贾提出“设刑者不厌轻，为德者不厌重，行罚者不患薄，布赏者不患厚”，即倡导德赏重、刑罚轻的治世方法。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法虽然重要，但是法并不是万能的。单一的法无法解决“民免而无耻”“刑罚积而民怨背”等根本性问题。毕竟法律属于外部的强制性措施，如果内心不主动接纳这套规则体系，社会很难实现真正的和谐稳定。所以陆贾提倡“乃设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仪，明父子之礼，君臣之义”，在立法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人文道德教化，在人的内心建立起君臣父子等五伦关系的道德规范和忠孝节义的道德观念，从而实现道德的自我约束。

陆贾主张礼法结合，他从实际运用层面阐述了“礼法结合”的社会功能。一方面，法势必对道德与仁义的施行起到保障作用，正所谓“道因权而立，德因势而行，不在其位者，则无以齐其政，不操其柄者，则无以制其刚”。另一方面，礼义又对法度的实施起到制衡作用。陆贾认为，礼与法有先后之分，有主次之分，有轻重之分，即先礼后法，礼主法从，重礼轻法。

中和至无为

陆贾目睹了曾经一统海内的强大秦国由于建国后施行尚刑、黩武、侈靡、蔽贤等太多弊政致秦二世而亡的史实，有感于秦末汉初内忧外患的社会实际和思想领域大融合的新趋势，在继承原始儒家主流思想和价值核心的基础上，通过援道入儒来弥补儒法结合的弊端，创造性地建立了一套不同于以往的儒家治理思想体系，即提出以儒家思想为主，以法家思想为辅，援道家无为而治的“中和”治国方略。

行中和的好处在于执政者通过行“中正平和”之政，让老百姓感受到从政者的威严，感念从政者的恩德，称赞从政者的治理智慧，从而愿意跟随并听从他所施行的政策。通过将圣王作为政治和道德的楷模，移风易俗，以自身的道德和功业使民众受到影响和感化，形成“民畏其威而从其化，怀其德而归其境”的德立而威生、无为而治的“人文化成”局面。这种局面是通过自我克制的清静无为，最终达到“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的治世境界。可以说，这种设计无疑是顺应汉初所提出的“轻徭薄赋”“与民生息”的治国方策的。

另外，陆贾是一位经验理性主义者。他认为，应从近世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挺立道德主体，充分发挥“道德仁义”的德行力量，把桀纣的暴虐失败作为理政的警戒，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斥佞进忠，不专恃刑罚，从而达到“上明而下清，君圣而臣忠”的安邦定国目的。

为什么要从近世的历史中寻找答案呢？在陆贾看来，“远水不解近渴”，历史久远的经验并不一定能适应当下的环境，是否能够带来实际效用，是否能够解决现实问题，才是衡量标志。因此，陆贾强调，“道近不必出于久远，取其致要而有成”，这句话表达了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只有就近取“道”，一切从现实出发，才能有所大成。

陆贾的《新语》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兼综各家所长。陆贾提出：“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这一“尊儒术而不黜百家”的思想，也反映了汉初儒家在与秦汉制度相整合时思想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