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荀子为中心,从书目选择与读书次第、读书为学目的与态度、读书为学方法三个方面进行抽绎与省思。
产生于商周之际的忧患观念可通过对我国先秦时代众多典籍的文本线索钩沉而开显出来。孔子对于理论形态的忧患意识有豁显之功。
先秦儒家论玉具有鲜明的学派传承特征,在立论上具有明显一贯性,在入思向度上却呈现出差异性,可谓“玉”彩纷呈。孔子、孟子、荀子论玉不以器型立论,而以玉所呈露的品质立论,且具有以比喻义论玉的一贯特点。
火葬习俗古已有之。先秦典籍中保留了有关火葬的大量文本证据。大体言之,《周易》中的离卦与火葬有着密切关系,作为刑法处罚方式而存在,主要指向不孝子这一群体。
孔子、荀子在龙的具体形象方面并无建树,其主要贡献在龙与天道、人道的理论贯通与文化塑造方面。其对龙文化的新推拓主要体现在龙德与天道方面,具体阐发了龙之德的三个方面,即神圣之德、玄妙之德与君子之德。龙德与人道中蕴含了龙之善恶,以龙喻君子、圣人、君主,龙与人间社会之礼三个层面。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古今其实并没有我们今天通常认为的不可逾越“鸿沟”,而是一体无隔的关系。现代记者与古代史官可对接、契合甚至融通之处可从新闻与历史的相似性、监督职责的神圣性、实录性,以及需要共同具备的“四才”四个方面进行如下解析。
人贵有“辨”的道德理性主要解决了人物之别、天人之分与人自身结构之辨。由“辨”而“辩”的语言逻辑明确提出了君子必辩以及期、命、辨、说四种思维形态。礼治之“辨”的社会治理方式则蕴含了社会人群的等级贵贱之“辨”、亲疏、远近之“辨”以及和同秩序之“辨”——明分使群的礼序观。
从内在心性、价值观念、社会组织、统治方法等方面对“一”这一富有统率性意义和总体架构性意义的概念进行分析、梳理、诠释性研究,试图从框架结构、逻辑层次、思想维度上说明“一”这个核心性观念深刻体现着荀子哲学所坚持真理的绝对主义与价值的观念上的至上性。同时,也厘清了这一观念所涵具的“齐言行,一统类”的学术思想旨归,表榜出荀···
荀子对“积”的关注超越了在其之前的任何典籍。荀子之“积”涵具教育学意义、人性论意义、伦理学意义、政治学意义等多重意蕴。教育学意义之“积”深入探讨了学习的起点、终点、目的、过程、方法等;人性论意义、伦理学意义之“积”则主要指向“化性起伪”的积伪工夫论;政治学意义或曰德化治道视域下之“积”则包含了君道四统、群居和一的隅积之道···
荀子游学稷下受到齐国稷下重兼容、通权达变、趋时求合学风的同化。对齐文化的接受使得荀子广采稷下诸子之说,思想呈现出包容百家,理性与深度并重,广度与宽度相济的特点。荀子以礼为观照社会问题的参照系,实现了隆礼、重法与尚术的系统综合,完成了礼、法、术的思想性与制度化、规范性与仪式化,人间性与现实化,审美性与人文化的统···
鲁文化中的儒文化是荀学之本源与根柢。荀子独具特色的学术思想正是对鲁学中的儒文化进行文化批判与理论熔铸的结果。
荀子对数术虽没有专门立论批评,但检视《荀子》一书,可抽绎出其对数术传统的系统批判。
张祥龙对孝道哲学研究的新推拓之“新”可用批判熔铸与汇通转化这两个词来概括。具体言之,即批判中西哲学,熔铸科学、哲学,甚至文学,汇通古代文献与现代学术,以现象学的方法解剖古代文献中的孝道意义世界,将文献中折射出的孝道真理作现代解读,将孝道研究与人类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学科的新进展相沟通
齐鲁文化合流分为三个阶段。在合流的后两个阶段,荀子主要发挥了文化批判与理论熔铸的巨大作用。 他从解构与重构的道统、传经与弘道的学统、建构与影响“礼义之统”政统三个维度对儒家“三统”的形成、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对齐鲁文化合流作出了卓越贡献。
一个以往被忽视的荀子出场对于思想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荀子所处的战国末期距今也已2200多年,与21世纪之新时代早已不可同日而语。面对当下人类所处的内外环境、所遭遇的问题、对于未来的遐想与憧憬,荀子有无意义,在何种程度上还具有意义,又有何种意义?这些问题的解答只有回到荀子本身才能找到答案。
天生人成与礼术合一构成了荀子养生思想的两大支柱。其中,天生人成是荀子养生之道的基石,指向了其养生的丰富层面——身、心、性、情、欲。礼术合一是荀子养生之道的具体下贯与落实,指向了养生的具体理论。具体言之,礼术合一包含了礼以养体、礼以别异、礼以制欲的中和养生之道以及中和以养气、床笫之私有度、莫善于诚、虚壹而静等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