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儒佛两家都强调治病救人。动机都很好，发心都很大，都是为了把人救出各种苦难。佛教的心愿尤其大，不仅治人的病救度全人类，而且范围扩大到鬼畜等“众生”。

但是，两家救人的目的和方法有别。

先说目的。佛教的最终目的在彼岸，是要把人救出世间，度到“三界”外，“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金刚经》）

佛教只讲万法归一，不讲一归万法，所以把“万法”、把宇宙万物及人的生命全都视为“一”的幻化，都是没有意义的，唯一的或者说最大的意义就是从万法中，从一切现象（包括肉体及精神）中解脱出来，永离世间，归于“一”，归于“无余涅槃”。

随意网友曰：“‘无住而生心’是在‘心出世身入世’上更上一层：‘心出世、心再入世’（经过出世洗礼的第二个心不同于第一个心）……佛道以‘出世’为重心，因为这是‘入世’的先决条件。”云云。

此君不乏佛学修养，但此言实已有违佛教宗旨。因为，对于佛教来说，“出世”是根本追求，是“最高理想”，不能当作“入世”的先决条件看待。“心出世身入世”也好，“心出世、心再入世”也好，都不是最终目的，都仅仅是“度人”的方便。大乘菩萨乘愿重来，也是为了把更多的人度离世间。

二

儒家的最高目的在此岸，是为了把人度到“良知”之中，让人成德成圣。儒家也很重视“性与天道”，但特别强调现世现实，认为离开了现实世界别无天道可言，离开了生命现象（包括肉体及精神现象）别无本性可言。

佛教是“出世还家”，把最终归宿安置于“西天极乐世界”或“涅槃”，要求信徒疏离政治、社会乃至家庭，最后跳出三界外；儒家则是“就地回家”，从事事物物中去明明德、致良知。佛教的佛要脱离三界，儒家的良知佛（圣人）则是即世即身的成就，而且只有世间才能成就。“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的太平世大同理想就是儒家的“东方极乐世界”。我说过：

在发现更加适宜人类生活的星球之前，儒者的良知国、佛国就在地球上，致得良知、识得仁性者就是良知佛。从自己做起、以身作则将世人的良知普遍唤醒，从中国开始、把人世间建设成为良知世界、良知佛国、人间净土----大同理想的最高境界，此乃东海的最高追求，也是东海派世世代代的理想和伟业。（《东海之骂》）

只讲万法归一，不讲一归万法，“离世觅菩提”是必然的。“一”为性，为本体，为菩提，“万法”为相，为现象，为世间。不讲一归万法，重体轻用，重性轻相，重菩提轻世间，在所难免。

佛教强调“不离世间觉”、“不许离世觅菩提”，其实在根本处仍有性相割裂之嫌，原因就在这里。抛开世界求真如，抛开现象求本质，在根本上毕竟仍是“离世觅菩提”了。熊师十力说佛教有“反人生、反宇宙”的倾向，道理也就在这里。

三

重性轻相的流弊是很大的，比如缺乏科学精神（对格物致知没有兴趣），制度精神轻视外物，轻视外境，轻视现世，轻视世间各种知识学问乃至是非善恶的分别等，所谓“人生如梦”，正是末流“轻相”者的人生态度。

随意网友与东海争辩，强调“体上着眼,跟谁都是哥们儿”、“释尊跟提婆达多是哥们儿”的观点，也是“轻相”的征兆。（详见《三复随意网友》）。

释尊在世时曾与提婆达多的“邪说”作坚决斗争并视之为不可救药者逐出教团，而提婆达多则多次企图谋害、暗杀释尊。如果这算是哥们儿，那也是一种极特殊的“哥们儿”，势不两立的“哥们儿”，不是世人可以理解的。

说提婆达多是释尊前世最初发心学佛时的老师，其分裂教团、发表邪说、折磨并企图谋害释尊是为了“引导释尊”，乃是某些佛经的说法，东海不置可否。但要警惕这种说法成为某些别有用心之徒作恶犯罪的借口。

前世是前世，今生一是今生，动机是动机，结果是结果，有联系，但不能完全混同。即使佛经上述说法是真的，释尊也没有因此在提婆达多“叛变”后仍“跟提婆达多做哥们儿”。这体现了释尊对佛法的责任感，可见释尊本人还是有谱的。

“体上着眼,跟谁都是哥们儿”这话本来没错，这正是儒家“民胞物与”、“天下万物一体之仁”的通俗化表达。随意网友错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没有分清本体（性）与现象（相）的区别，所以才会与东海争辩不休。

本体与现象不二亦不一。“五百年前是一家”，所以不二；而现在，人人各异，物物不同，“亲亲仁民爱物”，不能不有所分别，区别对待。在大善大恶大是大非面前，更是一点含糊不得。

本体无善无恶、非善非恶，超越善恶，但在现象界，善是善恶是恶，是则是非则非，不能任意混同，更不能用恶的手段去达成“善果”。象某些佛经那样，将提婆达多的邪说及其毁害如来的恶行说成“微密妙行大方便”，这在儒家是绝对不允许的。不论动机如何，恶行就是恶行，在儒家看来，为了善的目的而行恶以及打着善的招牌的恶，都是比单纯的恶更可怕的。

不由得想起几年前，有海外人士一边对东海谎谣攻击，一边却私下表示是为我的安全着想。理由是东海名头太好，只有多泼污水，才能帮我逃避横祸云云，令我齿冷。而今想来，那种“说法”或许是受到某些佛经的启发吧。

四

儒佛两家治病救人的方法也有所不同。

儒家治病救人是不拘一格、“不择手段”的，在仁本立场上，任何方式方法手段都可以使用。格物致知是科学手段，诚意真心是道德手段，齐治平是政治手段，任何手段都可以修身，都归结为修身，修成仁义之身，良知之身。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法律的健全、制度的优化、政治的文明特别重要，所以儒家队这一个方面也特别关注。儒家的礼学、外王学就是关于制度建设、政治文明的学说。

佛教好讲方便善巧六度万行，但碰上政治就不“方便”了。六度万行，偏偏排斥制度和政行（政治行为）。佛教的“五明”，都在儒家的方法之内，佛教的“五明”却涵盖不了“制度明”。这就是“用”上不全面。根据体用不二原则，用的问题就是体的问题，所谓“全体大用”，用倘有缺，体焉得全？

作为个人“修养”，佛教对于某些人是很好的法门，作为一个国家的指导思想，显然儒家要适合得多。无论个人还是群体，对于儒家怎么尊、怎么崇都没关系，越尊崇越好。自古以来，崇儒、皈儒的人普遍高尚，尊儒的王朝都相对文明。崇佛也是好的，但如果崇过了头、崇佛甚于尊儒甚至以佛压儒，那就有问题了。个人如何因人而异，崇佛过头的时代或王朝往往很乱，如南北朝。

曾有“梁上君子”偷盗六祖首级，寺僧认为“梁上君子”这么做也是出于对六祖的爱戴和对佛法的向往，为之说情，要求官府莫究。作为出家人，这是慈悲为怀。但是，世法毕竟与佛法有异，如果对于犯罪行为不予追究和问罪，那么，社会就乱套了。

佛教有其特长和优点，对于儒家和人类社会，都有很好的辅助作用，但是，应该实事求是地给它一个恰当的定位。比如，无论怎样自诩圆满，佛教终究“融”不了儒家外王学说，“融”不了政治制度，“融”不了很多世间法。当然，作为出世法，这无可厚非。这里只是指出这一事实罢了。这是局限也是特点，它如果真把这些东西“融”去了，也就不成其为出世法了。

另外，要治病救人，首先要解决“欲望”问题。因为，人类的各种毛病，人世间各种问题，往往出在欲望的过度和不良上。

佛教对欲望的态度十分严厉，强调禁之绝之；儒家反对纵欲，但也不赞同禁绝，而是主张节制有度和良性引导。显然这是最合乎人性、人道也最合乎本性和“天道”的。宋儒讲“存天理灭人欲”，尽管严厉了些，其实仍有分寸。因为宋儒要灭的是不良的欲望，正常的欲望是被宋儒视为“天理”（实为天理的作用）的。

欲望本是“性体”（即道体）的作用，是人类文明发展乃至生命延续的必要，一种非善非恶、超越人间善恶概念的至善力量。强行禁绝，属于“逆天而行”，于个体利弊难言（因人而异），于社会则绝对是利少弊多。

小结

儒佛两家人生观、价值观的种种差异，两家救人的目的和方法差异，无不根源于两家本性论（即本体论）的差异。这方面的问题东海在《大良知学》中论之已透，广而言之千经万论，概乎言之两句话八个字：良知生生，真如无生。一字之差而已。

佛教自诩圆融，比起古今中外各家各派，佛法确实高明，比古今中外诸家学说包括比道学（道家学说）都高明。佛徒往往好辩也擅辩，自古以来不少佛教大师都是“辩”遍天下无敌手的，教义的高明是很重要的原因。

不过，佛教终究不够圆融，终究有那么“一点点”没有到位。小乘不要说了，大乘包括始、顿、终、圆诸教，终究未能圆证“道体”，与“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儒家相比，终究隔了那么一点点。东海虽对佛经博览深研，上求下索，最后还是皈了“仁教”，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2010-3-7东海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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