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华文明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就，这是世所公认的。直到明朝，中国的制度以及经济科技等各方面，仍居世界先进水平。这种成就与儒家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中华文明实质上就是儒家文明。

富民是儒家仁政的重要内容。儒家外王学不仅致力于制度建设和优化，对万物的研究开发和经济科技的发展也颇为关注。

《尚书•大禹谟》曰：“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正己之德，正人之德也。利物之用，利用自然资源，厚生，厚民之生，使民众生活富足。平治天下三件大事，正德第一位，“利用”、“厚生”不可少。正德必须通过“利用”、“厚生”去体现。利用和厚生，又离不开物质的开发科技的进步。

《易•系辞上》强调“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这是孔子的精神，儒家的精神。只有“知周万物”才能“道济天下”，只有勤奋探索、不断拓展知识领域，才能“知周万物”。可见儒家是很富有科学精神的。

儒家强调“格物致知”、“开物成务”，这个“物”，指现象界的一切事物，主要又指自然万物。明朝宋应星写过一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著作《天工开物》，用的就是“开物”的原意。王阳明将“格物致知”理解为“格心性致良知”，是心学的偏差。

《周礼》是儒家外王经典。其中《冬官》（《考工记》）堪称我国第一部古代科技名著，其科技信息含量甚大，内容涉及先秦时代的制车、兵器、礼器、钟磬、练染、建筑、水利等手工业技术，还涉及天文、生物、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冬官》开门见山指出：“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可见儒家对科技生产的重视。已故科学史家钱宝琮先生曾经指出：“研究吾国技术史，应该上抓《考工记》，下抓《天工开物》。” 

外王学在汉朝制度设置方面一展雄风之后，在大多数王朝郁而不彰（却也暗流不断，清晚期又有所复兴，主张变革的龚自珍、康有为等都是外王巨子），特别是物质开发和科技发明，确实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鼓励。随着宋明儒学的不断“内敛”和内向化，它们越来越遭到忽略和轻视。但在清朝之前，也没有被特别压制。这与儒家“先天”具有较大的开放性、宽容度和自由精神有关。

只有到了清朝，某些技术性的发明创造才被禁止并贬为“奇技淫巧”。所以，中国需要返本，儒家也需要返本。返回孔子，开儒家局面之新。返回儒家，开中国政治之新。

刘绪贻教授认为:“经过研究，我认为中国之所以极难迈出工业化、现代化步伐，是和中国两千年的儒学统治密不可分的。总的说来，儒学统治对中国工业化、现代化是具有重大阻碍作用的。”（再版60年前旧作《中国的儒学统治》之因由）

这段话有两个问题。一、中国两千年来，儒学作为意识形态，对于历代政权起到了一定的儒化作用，所谓“以道制势”，但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儒家政权和儒学统治。

二、自汉朝到清朝，越到后来，儒家受到的扭曲越严重，到清朝达于极点，“中国之所以极难迈出工业化现代化步伐”如果说与满清统治密不可分，那就对了；说与满清儒学有关，也不算离谱。刘绪贻教授说成“和中国两千年的儒学统治密不可分”，就很不如实了。

2010-3-10东海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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