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承认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二十年是中华民族最近一个半世纪里所不曾有过的黄金时代，如果我们相信拥有十三亿人口和五千年传统的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将给世界文明史带来巨大影响，那么，学术界就有必要对创造或主导了这一切的中国共产党在其指导思想方面的种种变化和创新给予足够的重视。可以说，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到“中国共产党章程”的修改，再到“三个代表”思想的确立，其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和理论价值，只有在这样的背景或框架中才能得到比较深刻的解读和比较准确的评估。

研读胡锦涛总书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这种感觉进一步得到印证。我愿就此谈几点个人体会。

从逻辑上讲，马列主义思想体系可以区分为抽象的精神原则和具体的纲领方案两个层面。如果说作为方法论的前者放之四海皆准，那么作为施工图的后者就必须根据时间地点的不同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同志长期拒绝承认中国革命的历史特殊性，不屑于对中国革命经验进行理论的总结和提升，把马克思主义当教条。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遭受挫折和损失，思想方法上的原因即在于此。这也正是毛泽东撰写《实践论》揭露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错误的现实背景。以此为标志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经验的重视，深化了他们对马列主义的认识。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论上的自觉和成熟，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得以诞生。但是，在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即取得政权之后不久，大跃进、人民公社，尤其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个从理念教条而非实际需要发起的运动，又大伤国家民族的元气。人们不禁要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视中国经验，是不是应该还有一个更深刻的中国共产党之历史地位与使命的内在层面：作为中国社会一分子的中国共产党，其与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中华民族之间究竟应该是怎样一种关系？其所信奉的理念所追求的目标，与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中华民族之间又究竟应该是怎样一种关系？前一种关系是不是逻辑上优先于后一种？

如果说这一问题在开始向西方寻求真理救国的时候尚是不言而喻，那么，到形而上学猖獗、教条主义横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文化大革命”时代，已是完全异化颠倒昏悖错谬了。但是，在全球化全面推进、现代性日益深入和苏东巨变、朝鲜僵化的今天，对位居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就这一问题做出回应和说明，已不仅仅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祸福兴衰。应该说，邓小平同志从中国经验出发，用平实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调校其作为执政者对中国社会的认知，从而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发展战略加以调整的时候，实际就已经开启了回答这一问题的逻辑思路。当江泽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最坚定、最彻底的爱国者”，当《中国共产党章程》宣示中国共产党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当胡锦涛强调“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以兴国为己任、以富民为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世界都看到，世纪的交替中的新一代共产党人，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明确了自己与民族生命的内在联结；作为执政党，他们明确了自己对于服务社会公共利益的责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对此最透彻系统的阐述。

由于近代中国深陷于民族生存的危机，向西方寻求保国保种的“真理”，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最普遍的思维定式和心理取向。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走俄国人的路”，就是因为他们朴素的相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从当年共产国际的一些领导人物，到当今美国的一些大学教授，都喜欢讥诮他们身上鲜明的爱国主义性格特征，有意无意地将他们贬为所谓“民族主义者”。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民族主义似乎成了一个贬义性名词。实际上，如果把民族主义定义为对本民族根本利益和基本价值的忠诚与认同，那么，这样的民族主义何罪？不管是否承认，对它的持守乃是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一切社会团体获得其存在合法性，追求其远大目标的基础或前提。“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是一种充满激情和思辨色彩的修辞口号。现实中，我们无法设想，没有民族的解放，会有全人类的解放！检视中国革命史的曲折坎坷，从主观的方面来说，几乎每一次大的失败都是因为偏执教条，而每一次大的成功则都是因为尊重现实。因此，从国际共运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来看，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远不只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历史经验的简单总结，更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理解、对未来发展的准确把握而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自觉和成熟。由“救中国”到“中国特色”再到“奔小康”，中国共产党的历程作为中华民族生命形态之近代展开，可谓越来越清晰明确。它的意义，则将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得到证明。

经典建党学说的科技背景、社会背景以及其它诸多历史条件，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自身机制的更新，都已发生巨大改变。同样，由于历史的原因，马克思等人作为革命家和理论家，主要是从其思想的逻辑和革命的需要出发，提出了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建党学说。而对夺取政权之后，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如何定位处理其与国际、国内各种矛盾关系，即如何执政的问题，却没有也不可能提供能够满足我们今天所需的现成方案。毛泽东晚年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学说，已由十年文革的惨痛教训证明是极左的错误。要而言之，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从自己的经验和责任出发，调动起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去承担这一思想探索和理论创新的历史使命。

理论是需要的产物，而需要则总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实践主体的需要。今天中国共产党人所处的环境，其外在方面的重要特征是：一方面，冷战结束的方式及其结束后的世界格局清楚无误地表明，曾经辉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跌落谷底。相对于西方社会，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政治、经济还是科技、文化或者军事实力，都严重不对称；另一方面，“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零和游戏性质业已改变——基于核威慑、核均势的安全观念虽然脆弱，却基本得到维持，各方对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和环境诸公共议题也有着较为广泛的共识，因而和平与发展一直是世界的主旋律。内在方面最重要的特征则是：唾弃教条，回归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瞩目；加入WTO使我们在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程度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在存在种种矛盾冲突的同时，也存在相当程度的共同利益；虽然仍有许多具体的利益关系和内部矛盾需要调节，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根本利益却基本一致。

于是，应该制订怎样的行动方略才能保持自己的先进性以确保自己的执政党地位不动摇？成为中国共产党当前最大的理论需要。“三个代表”思想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方面展开这一论述：从满足先进生产力的要求和适应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重新论证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义理价值上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以反映维护和增进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重新阐述其作为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巩固拓展其社会基础。这一切，卑之无甚高论，实际却是寓雄奇于平淡：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它以理性而开明的眼光与心态，兼具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思维方法——既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新形势下审时度势进行战略部署打开了前所未有的思维空间，从而既彻底又稳妥地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角色转换问题，使自己的先进性与时俱进。十六大把这一理论“上升到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高度，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意味着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举步惟艰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将引领自己的国家大踏步汇入时代潮流。
党的先进性既是个理论问题，也是个实践问题。如果说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主要是从与国际共运的内部关系中，对经典党建理论进行创造性更新，旨在重建中国共产党性质的先进性，那么，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则主要是从与现实社会的外部关系中，将这一理论的精神落实为相对具体的施政原则，明确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作为“三个代表”思想指导意义和理论逻辑的深刻阐述和充分展开，我认为，《讲话》的创造性表现在它完善了“三个代表”思想一些理论和结构上的环节，使其沿着党建学说的轴心，进一步拓展为立党、执政、兴国三者统一而且具有可操作性的系统结构。

《讲话》用四个“关系”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意义：关系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关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那么，今天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什么？今天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什么？今天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作为执政党角色的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做，才能真正在现实性上成为这一切的代表者？这是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首先必须正视的问题。为什么人们普遍对《讲话》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八个字概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令人印象深刻？我认为，关键就在于它是对前述问题的最好回应——打开了落实的通道、提供了落实的保证。“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是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和前提，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目的和归宿”。通过对“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凸显，《讲话》将“三个代表”思想中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逻辑要求转化为具体方针。“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坚持把广大群众是否赞成、是否受益作为决策和工作的重要依据”。这意味着这一落实同时也是一种保证，因为是否真正做到了“三个代表”要由人民说了才算。——曾几何时，劳民伤财的“穷过渡”“共产风”可都是以代表人民利益的所谓革命的名义发动！

用现代政治学的语汇来说，“立党为公”的公，就是公义（socialjustice）和公利（publicgoods）；“执政为民”的民，就是公民（百姓、民间）及其愿望和需求。荀子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于是而有政府之起。西方文化中，主流的国家理论与此相近。在这样的论述中，人们的行为都是趋利的；但政府的运作，却不能如此。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认为：公共利益或曰普遍利益，才是政府行政运作的出发点和目标。公共利益并不抽象，大致可理解为社会各集团利益之和。儒家的《大学》也指出：“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这个国就是指政府；这个“义”则是“利之和”，即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点。中国共产党反复宣示，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八字方针在以现实关注代替乌托邦冲动，确立“人民历史主体”地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已不仅仅是从理论出发，从合规律性来论证自己立党和执政的合法性，同时也注意从实践出发，从合目的性来论证自己立党和执政的合法性。这样，就建立起了与人类优秀的政治文明传统交流对接的窗口，从而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进程获得广泛的基础和强大的支持。

儒家的社会理想是“均、富、安、和”。由于地区、阶层间的发展状况有欠均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现阶段要求对弱势群体给予较多的重视。但从执政者与社会的关系看，寻找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点，建立起公平高效的政治、经济和法律诸方面的制度，求取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才是事半功倍长治久安之道。据“新华社”报道，中共政治局最近一次集体学习安排的内容是“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胡锦涛总书记在这项学习活动上强调，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在八月份的瑞金讲话中，对“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落实是与党风建设联系在一起的。从“党风”到“制度”，无疑是一种推进和深化。这一切都是“三个代表”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譬如，由武汉青年孙志刚冤死广州收容所的惨剧，而决定将所谓城市收容制度取消而改造为城市救助制度，就是一个精彩案例。“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面对这样一份亲民情怀，我们心底自然也燃起更多的期待。

最近，一位俄共党员在谈到中共的改革为什么会造福人民时写道：“因为他们是真正的中国人，与自己的国土血肉相连。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社会，是唯一至少3000年没有改变自己文化基础的文明社会。有着这样历史的人民不会自暴自弃，不会把其他文明社会（哪怕是取得重大成就的社会）看作完美的标准和模仿的榜样。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在未来仍将是地球上的一个非常伟大的文明国家。”

果如是，则共产党幸甚！共和国幸甚！中华民族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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