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地战——关于中华文化复兴的葛兰西式分析（八）

八、社会化：功能与使命

作者：康晓光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康晓光等著《阵地战——关于中华文化复兴的葛兰西式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一〇年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二月十九日戊申

           耶稣2016年3月27日

本节将进一步分析社会化的功能；分析社会化、合法性、文化领导权、软力量的具体关系；分析社会化对国内的影响，即对重建自主文化霸权的影响；对国际的影响，即对中国软力量建设的影响。

1、中国的力量结构及其存在的问题

约瑟夫•奈指出：“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享有7%~9%的高增长率，使其国民生产总值令人瞩目地增长了三倍，同时也提升了中国的声誉和软力量。然而，即使是中国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会在发展中遇到诸多困难。二十一世纪初始，美国经济是中国的两倍多。而且正如一位新加坡专栏作家所观察到的，‘就软力量来说，要花更长久的时间才能取得接近美国当前水平的影响’。”[1]约瑟夫•奈的论述虽然简单，但很中肯，简明扼要地道出了中国力量结构的基本特征。真不愧是大家，独具慧眼。

约瑟夫•奈的意思是说，中国的硬力量获得了巨大发展，但还不足以与美国匹敌，而且软力量的差距则更大。这是正确的判断。打个比方，权且把国家看作一个人。近三十年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扩大了中国的经济总量。这相当于这个人的肌肉增加了。然而，目前我们的经济质量并不高，自主创新不多，掌握的核心技术也很少，对战略产业也没有多少控制权。这相当于这个人的骨骼还不发达，甚至患有软骨病。但是，最严重的问题还不是这些，而是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缺少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有效的意识形态、有感召力的生活方式和基本制度。这相当于这个人没有灵魂，处于精神分裂、六神无主的状态。从目前来看，对中国这个人来说，继续长肉，似乎问题不大，再用个二十年或三十年把骨骼发育健全也完全可能，但是要把灵魂和精神发育健全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没有半个世纪努力是不可能的。如果说发育肌肉和骨骼就是建设“硬力量”，那么发育灵魂和精神就是建设“软力量”。可以说，中国的硬力量建设已经步入正轨，而软力量建设还刚刚起步。

作为一个世界头号强国的战略分析家，约瑟夫•奈关注的是一个国家在国际层面的软力量。实际上，一个国家的力量，不仅体现在外部，也体现在内部，而且国内力量和国际力量是相互影响的。一个贫穷、落后、缺乏公正、道德堕落、文化分裂的国家是不可能拥有什么国际影响力的。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大国的成员，我们不但要关注软力量的国际层面，更要关注它的国内层面。实际上，对于今日中国来说，后者更为重要，也更为软弱，因而也更加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

今日中国的道德沦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破坏，传统文化的精华已经丧失殆尽，但糟粕却留下不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折腾，来自西方世界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精华也所剩无几，但许多糟粕同样留了下来。改革开放这三十年，引进了不少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糟粕，但好东西又没学来多少。可以说，今日中国的道德是三大文化源流糟粕的“集大成”。可谓“礼崩乐坏，道丧学绝”。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我们都不拥有来自价值观和道德的软力量。

软力量匮乏还体现在当下的中国模式或中国发展道路缺乏正当性。不仅缺乏来自国际社会的应有的认同，更缺乏来自国内的应有的认同。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乃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五十多年，中国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成就也非常突出。如何理解它？如何评价它？这种发展模式的成功之处在哪里？它为什么能够成功？对于这些问题，不仅国际社会缺乏认识，连我们自己也缺乏认识，不仅老百姓缺乏认识，就是党政干部甚至领导人也缺乏认识。对我们自己的成就，对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基本上说不清楚，其结果就是严重地缺乏自信，缺乏对自己成就的肯定，缺乏对自己模式正当性的论说。如果说软力量的缺陷表现为发展模式缺乏正当性，那么这其中最严重的缺陷存在于政治正当性建设领域。我们对自己的政治体制严重缺乏信心，过分渲染它的弊端，对于它的长处几乎不置一词，而且来自官方的辩护也是软弱无力，甚至令人生厌。这种状况不得到根本扭转，软力量建设就无从谈起。

由此可见，就中国国内而言，软力量建设的关键，一个是道德建设，一个是制度建设。道德建设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提出我们的价值观，而且要论证这种价值观的优越性。制度建设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探索中国模式以及如何完善这种模式，更重要的是，还要确立这种模式的正当性或合法性。

2、当今中国的合法性困境及其出路

1978年以前，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来自西方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来自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2]改革以来，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发生了重大转变。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政府致力于建设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绩合法性基础。进入9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在继续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促进社会公正来扩大自己的合法性基础。与此同时，中国的领导人也尝试建立合法性理论，先后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依法治国”、“以德治国”、“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等理论主张。中国政府也意识到需要把民主法治纳入合法性基础的范畴，并且在改革之初就启动了法制建设进程。[3]进入21世纪，中国政府又进入了新一轮合法性基础调整与重建的时期，一方面继续巩固和拓展政绩合法性基础，强调经济增长和社会公正并重，一方面回归党的传统，提出“新三民主义”。[4]

但是，时至今日，改革以来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危机并未得到有效解决。这种危机首先来自理论的贫乏。如今马克思主义已经边缘化，政府又明确拒绝竞争性选举，传统和宗教也被摧残殆尽，结果中国政府既不能凭借历史必然性证明其合法性，又不能借助选举程序获得合法性，也没有传统和神明来授予合法性。可以说，自改革以来中国实际上并没有有效的合法性理论。于是，中国政府只能依赖亨廷顿所谓的“政绩合法性”维持政治稳定。其次，中国的合法性危机还有“非理论”的原因，即理论与实践的背离。明明是推行资本主义的权威主义政府，却宣称自己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和民主主义，而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不共戴天，民主主义要消灭权威主义，政府所宣扬的是要消灭自己所作所为的理论。当然这种尴尬的局面具有很大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味道——号称自己是马克思的继承人是历史包袱，宣称追求民主是迫于外部世界的压力。

有鉴于此，当今中国面临的最重大也是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建立合法性理论。这一任务要求我们回答这样的问题：在当代中国，什么样的政治秩序具有合法性？

由于已有的合法性理论的“显学”都无法为当代中国的政治秩序提供合法性论说，所以要建立中国的政治合法性理论，向外求索没有出路，必须返回过去，从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寻找出路。在诸子学说中，儒家最关注政治合法性问题。儒家倡导“以德服人”的王道政治，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政治。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5]冯友兰指出：“盖王、霸，乃孟子政治理想中二种不同的政治。中国后来之政治哲学，皆将政治分为此二种。王者之一切制作设施，均系为民，故民皆悦而从之；霸者则惟以武力征服人强使从己。”[6]

3、中国的软力量与中华文化重建

如何建设中国的软力量？关键是文化重建，而文化重建的关键，一是重建价值体系或道德体系，二是重建政治哲学或意识形态。

文化重建，必须有所继承，有所创造。有一种说法，认为应该通过把中国的传统、西方的社会主义传统和资本主义传统融汇贯通来重建中国的文化。这种说法没错，但是远远不够。要谈三种文化传统的融汇，那就要说清楚如何融汇，在融汇的过程中以谁为主。如果不说清楚这些问题，那就等于什么也没说。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的融合是一个现实，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和结果。时至今日，已经没有人敢说一种文化可以独霸天下。今天人们争论的实质问题就是在融汇的过程中以谁为主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还是应当坚守本土文化的主导地位，同时吸收外部世界的文化要素，重建今日中国的文化。这就涉及到“中华文化复兴”这一主题。复兴不是简单地、机械地复古。复兴也不是一个轻薄的概念。它有严肃的内涵。如果仅仅是从中华文化中汲取某些成分，或是泛泛地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那不是我们所谓的“文化复兴”。所谓“复兴”是对文化的核心精神的保守、继承、发扬光大。文化的枝节可以抛弃，形式可以改变，但核心精神不能丢掉。这是一个大原则！

真正的全球性的软力量一定具有普世性。但是，如果中国在建立自己的软力量的过程中，向已经存在的普世性体系看齐，那就是被别人同化，而不是同化别人，这恰恰说明中国不具备软力量，这样建立起来的东西能不能叫软力量值得商榷。中国真要建立自己的软力量，真要建立自己的价值和制度的吸引力，那就要建立一种新的普世性体系。也就是说，伴随着自己的崛起，重新确立一种新的普世性体系。这种新的普世性体系的诞生，不是向已有的普世性体系看齐的结果，而是用一种新的普世性体系取代旧的普世性体系。

儒家文化的复兴，对于我们的道德重建，对于社会秩序的重建，对于中国人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对于政治正当性重建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外也是如此。今天中国已经把外交政策建立在儒家学说的基础之上了。胡锦涛在耶鲁大学的演讲就是一个明证。对外传播儒家文化，还可以宣扬中国的价值观，也可以强化中国的制度的正当性。同时，这样一种文化传播的意义并不局限于文化领域，它也对中国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全球竞争具有非常积极的影响。所以，文化复兴对中国的软力量建设至关重要。

对于中国来说，文化的发展与政治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7]未来中国的文化如果彻底西化，那么中国的政治也将彻底西化。这就真的应验了福山的预言——历史终结了。如果中国的文化能走上自主选择的道路，那么未来的政治发展也会别有一番天地。也就是说，如果中国不能掌握文化发展的自主权，那么也就不能掌握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自主权。在这种意义可以说文化决定命运！这也是葛兰西的文化理论的基本论断。我们研究文化，不是就文化论文化，而是把文化的演变和政治的演变结合在一起，而且是立足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

中国在软力量建设方面，最大的缺口在文化领域，但是最大的资源也在这个领域。中国有一个富有魅力的文化，它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十三亿的人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有遍布全球的华人，加上汉语这种独特的语言，这些都是中国最宝贵的文化资源。如果这个资源运用得当，就是天下无敌的力量。如果这个力量运用得当，中国的明天就不可限量。

中华文化赋予中国人伟大的抱负。中华民族是一个有雄心的民族。中国人的自我感觉并不比以上帝选民自居的美国人差。日本人把这称之为“中华情结”，意思是说，中国人无论多么落魄，都坚信自己应该成为最好的。我认为，这就是中华文化五千年不绝的根本原因。胡锦涛总结的很好，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非常重要的，要是没有这份自信，就不可能在五千多年的历史中，无数次沉沦，又无数次重新崛起，而且一步步走向新的高度。你说中国最大的软力量是什么？就是这种民族的自信，甚至是一种非理性的自信。这种不断崛起的信念和潜力，这种死去之后重头再来的能力，就是我们文化的生命力的最深厚的源泉，就是我们最宝贵的、最大的、终极的软力量！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正是由于硬力量的发展成功，才赋予中国以文化的自信，才使得我们能够提出软力量建设的问题。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中国今天不解决软力量的发展问题，硬力量的进一步发展也不可能。

软力量建设不是可有可无，而是非常重要、非常紧迫。不解决道德和价值观问题，不解决政治合法性问题，而经济、社会还能持续发展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国际地位也很难进一步提高，也无法为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可以说，如果中国不能解决软力量的问题，无论是国内发展，还是国际发展，很可能都难以为继。在这个意义上，软力量建设关系到中国长治久安，乃至生死存亡。

4、社会化的意义

在《唤醒中国》一书中，费约翰用“唤醒中国”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民运动”盖棺定论。[8]但是，国民运动所唤醒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中国了。在那个时代，中国一方面 “自掘祖坟”（摧毁自己的文化），一方面“向西方寻找真理”。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中，一会儿学习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主义，一会儿“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可谓“东倒西歪”，而“一以贯之”的惟有“迷失自我”。近年来的本土文化复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正在找回自我，中国真正地醒来了。我之所以要用“中国归来”给研究这场文化复兴运动的著作命名，就是因为这四个字蕴含了两层含义：第一，中国开始找回自己的灵魂；第二，中国正在回归“天下”的中心。

通过对国民革命中的文化、政治、阶级、民族主义的分析，费约翰指出，决定民族命运的是政治，决定政治方向的是文化，而决定文化胜负的不是一时的多数，而是纲领、理论、意识形态的说服力。某种价值观与秩序的合法性的建立，在根本的意义上，依靠的不是选举战，而是宣传战。在终极意义上，“笔杆子”比“枪杆子”更强大！最终的胜负，不在于一时一地吸引的人数的多寡，而是掌握了真理并且征服了人心。这才是真正的“王道”。“王道”的核心就是掌握文化领导权。而社会化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必经之路。

本土文化复兴，尤其是本土文化的社会化，其根本意义在于重建中国的价值观，赋予中国所作所为合法性，完善中国的力量结构，构筑中国争雄世界的软力量。所以，文化复兴是事关中国未来命运的“大事件”。

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如果不掌控国际文化霸权，那么其国内文化霸权就难以获得持久的稳定性。或者说，没有国际文化霸权，就没有稳定的国内文化霸权。有鉴于此，中国首先要建立新型的民族文化；然后建立这一新型民族文化的霸权，使其在国内拥有文化领导权；最后，以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后盾，在世界上建立新型民族文化的霸权。这是中国应有的文化大战略。

考克斯指出：“只有一个国内实现了或正在实现社会霸权的国家才能建立世界霸权秩序。一个正在形成中的社会霸权在巩固自己的力量的同时，其扩张性的能量也向外部世界发展。”[9]这也许是一切伟大国家的宿命！

【参考文献】

[1] [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第91页。

[2] 改革之前，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中国政府的另一个合法性来源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表现为大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在确立了毛泽东个人作为领袖的合法性的同时，也就确立了他所领导的共产党和政府的合法性。

[3] 康晓光，“经济增长、社会公正、民主法治与合法性基础——1978年以来的变化与今后的选择”，《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4期，第72~81页。

[4] “新三民主义”指胡锦涛在西柏坡讲话中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5] 《孟子·公孙丑上》。

[6]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0页。

[7] 经验数据的统计分析证明了这一论断。参见：《中国归来》，第430~462页。

[8] [美] 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三联书店，2005年。

[9] [加拿大] 罗伯特·W·考克斯，《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105页。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