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当归：畅通官员回乡路

——退休官员变身新乡贤(观察篇之二)

专题参与调研记者：刘巍巍、李劲峰、王菲菲、刘翔霄、梁军、向定杰、沈洋、马剑、叶含勇、韩振、袁汝婷

来源：半月谈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二月初九日戊戌

           耶稣2016年3月17日

编者按：半月谈记者在基层调研发现，当前退休官员返回乡村成为新乡贤，仍是少数人的选择。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社会环境及文化心理的剧变，制约着退休官员融入乡村、惠及乡土。

01乡愁之切，乡土之远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城乡发展不平衡，城市的经济收入、教育资源配置以及高知识含量的工作性质等，使乡村中的优秀人才流向城市。”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刘毓庆分析，由于医疗、教育、文化等资源的不均衡分布，以及退休后国家良好的养老保障机制，退休官员的回乡路受阻。

当下，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农村面临精英流失之困局。“那些早年凭借升学考试跳出龙门的农家子弟，迅速被大城市的潮流所裹挟，进而失去了还乡诉求。”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看来，城市化浪潮让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资源向城市集聚，习惯了城市生活的退休官员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后，缺少获得感和舒适感，告老还乡者自然锐减。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王安白归纳了当前官员还乡的三种情况：一是从乡村走出去，已经没有了农村土地，回乡之后租房居住，相当于休闲;二是虽然官员本人没有了土地，但是家族其他人还有土地，回乡之后借住在亲戚家;三是官员本人与农村完全没有关系，也没有亲戚在村里，完全租房子住。

作家长征认为，古时官员告老还乡的制度已不能适用于今天的社会现实，这是环境变化所致，还乡难以成为官员退休后的普遍选择。

“过去文官致仕、武将解甲，官员在家乡拥有土地与房产，回乡成为一种合乎自身利益的选择。”王安白说，如今返乡官员在农村难有立身之地。

甘肃省委党校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张建君表示，很多官员来自农村，但早期户籍管理规定把官员和乡村之间的纽带彻底割断了。农村留给他们的只有乡愁，而非乡土。

重庆巫山县大昌镇原副调研员方孝泽是退休返乡干部，谈到自己为何能够返乡时，他说：“一是女儿在老家，二是老家有爱人的田地。很多人想退休后返乡，但是老家条件太差，或者已经没了土地。”

02生活不适应，存心理顾虑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如今的官员返乡不同于古时的乡贤举家回乡。现在的官员家眷往往都在城市，他们返乡后，由于亲人不在身边，等慢慢变老后会带来很多现实问题，比如医疗保障不到位、生活无人照顾，等等。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邵晓莹告诉半月谈记者，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巨大落差，阻碍了退休官员的返乡路。现在的官员退休待遇、医疗保障等生活要素已经与所在城市完全绑定。回到乡村，生活条件将发生极大变化，很多是依靠个人力量无法解决的。

一位江苏盐城籍退休干部夏先生说，几十年在城市工作，医保、社保都在南京。回老家后，异地衔接比较麻烦。“再说苏北农村医疗资源无法与南京相比，上了年纪的人，万一有个急病，从村里开车到市里医院要一个多小时，救治哪来得及。”

西部某城市退休老干部胡先生也表示同样的担心：乡下医疗卫生条件太差，自己老骨头了，经不起病痛折磨。老家与他同庚的一位老人，突染重病需要上医院检查，只能靠亲友推着架子车送到几十里外的乡镇医院，但路途颠簸，还没送到医院就在半路离世了。

“村卫生室只能治疗一些头疼脑热的病症，卫生室年轻大夫只能输液、给点简单的药物。”退休干部杨生海说，村级卫生条件确实比较落后，就医非常不便。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原平市子干乡子干村党支部书记栗翠田说，一些官员之所以不愿回乡，除了客观条件制约外，还有其他一些主观上的顾虑。他们长期在城市工作，与农村联系较少，回来之后和村民沟通交流不太适应，也有一些村民对这些退休官员的期望值过高，一些官员回来后落不下好。

“农村是相对封闭又很现实的地方，你返乡要给当地带来发展成果，老百姓才觉得你有价值;如果你不给老百姓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他们会觉得你才干不够，往往不会尊重你。”一位退休官员说。

退休返乡干部丁汗平说，最初决定回乡干事时，身边阻力不少。一方面是家人明确反对，认为自己年纪大，退休要好好安享晚年，没必要回村里“折腾”;另一方面也有不少风言风语，说自己当局长退休，还想回村当组长发财。这样的说法让自己感到特别寒心。

半月谈记者在基层采访时，也有一些基层干部群众提醒，要防止个别返乡的退休官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干扰乡村治理，甚至搞“期权腐败”，这不仅对家乡发展不利，还会造成社会负面影响。

03创新政策机制，鼓励更多退休官员奉献乡村

“当前确实存在很多退休官员故土难回的现象，建议政府出台相关政策，解决退休官员还乡遇到的一些实际困难。”全国人大代表、太原理工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院长李瑞丰说。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都匀市委组织部部长胡荣忠曾主动请缨，到地处麻山腹地的长顺县敦操乡任党委书记。在他看来，现在不少干部退休后在城市扎堆而无所事事，是干部人才资源的闲置和浪费，组织部门要创新体制机制，为退休干部干事创业营造良好的氛围和平台。

湖北工业大学公共管理系主任刘耀东建议，国家要把投资重点向农村转移，结合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消除横亘在城乡之间的收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文教卫生等几大鸿沟。“未来随着农村面貌的改变，许多走出故土的游子会被不断吸引返乡发展，形成城乡良性互动。而退休官员应当成为这一潮流的引领者。”

不少接受采访的人士建议，鼓励县乡机构对退休官员实行荣誉聘任制度;对于返乡后贡献较大的退休官员，应该按照有关规定予以表彰;要真正关心爱护返乡离退休干部，为他们的健康生活创造条件，解决实际困难。譬如，可将农村闲置的村委会房屋、办公设备利用起来，为他们提供生活、工作的场所。

如今新乡贤群体零零散散，如果不加以系统梳理，不加强管理服务，不对这一群体回乡作贡献的热情加以保护，新乡贤群体很难良性发展。地处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带的重庆市巫山县双龙镇，近年对全镇能人摸底，建立能人库，镇里400多名创业能人回来了80多名，带回外面的先进技术和开放理念。双龙镇党委书记刘廷艳说，可参照此模式建立退休官员信息库，提供精准服务，吸引他们回乡工作生活。

官员还乡变乡贤，权力约束新起点。湖北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南建议，要探索科学、合理、严谨的制度保障，加强后续管理监督制度，更好地发挥退休返乡官员的正面功效，真正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做乡贤就是要讲奉献、讲境界!”半月谈记者采访中，许多退休官员表达出这样的心声。

赵德瑛今年已是89岁高龄，当年他从山西晋城市教育局副局长位置上退休后，回到了老家阳城县町店村。他自掏腰包，发动群众，将山上的甘泉水引入村里;挨门入户走访调查，编撰村志……村里无论谁上台当干部，都对赵老尊重有加。虽然在乡村生活有种种不便和困难，但赵老都努力克服，从不倚老卖老，在个人待遇上讲条件、提要求。

提倡更多退休官员自发自愿到乡村当新乡贤，并非对所有退休官员的硬性要求。退休官员当新乡贤，应当不拘一格，灵活多样，各地有很大创新空间。可以回故乡当乡贤，也可以去异乡当乡贤，出生在城市的官员退休后也可以自发到农村当乡贤。而且，官员退休后既可以全年、全天候地常住乡村作贡献，也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常下乡看看，年老干久者可以随时回到城市。究竟选择什么形式，视主客观条件而定，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事而异。关键是要有一颗情系乡民的心，要有奉献精神和公共责任，真正乐于并善于做服务“三农”的实事。

2016年初，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意见》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发挥离退休干部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组织引导他们通过传承党的优良作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传承优良家风、关心教育青少年，开展法治宣传、化解矛盾纠纷、参与社区建设等方式传播正能量。

正是在发挥自身优势、传播正能量方面，南昌原市长李豆罗等一批退休官员已经走在了前列，成为新乡贤的先行者。他们满怀着乡愁，带着对土地、对乡亲的深沉之爱，在乡土中国续写着人生价值，推动着社会发展。其行为和精神值得倡导。

地方政府应当因地制宜，探索路径，细化政策，创新机制，倾注关爱，让越来越多的退休返乡官员回得去，留得住，干得好，生活得舒心。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