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的兴废与大陆新儒学的目标

作者：曾亦（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

来源：《天府新论》2016年第1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腊月二十日庚戌

           耶稣2016年1月29日

《天府新论》编者按：

百余年前，清政府实行学制改革，从此拉开了对西学亦步亦趋的大幕。置身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传统学术遭受比佛教输入更为激烈的西学冲击。道术为天下裂，传统的人文教化之学分化为现代诸人文、社会学科，儒家学统随之崩解。学统是道统的肉身，道非学不明，学统不立，道统焉传？反省以现代西方学科范式来改造中国传统学术的削足适履，构建中国学术的自主性以重建学统、赓续道统，毋宁说是现代新儒家乃至每一位现代中国学人的天命所在。

基于此，《天府新论》编辑部联合弘道书院，于2015年12月5日在都江堰文庙共同主办了“范式转移与学统重建——现代学科分化背景下的儒家天命”研讨会，这是继去年我刊主办“儒家思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后的第二届“天府新儒学论坛”。此次会议邀集了法学、政治学、外交学、心理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代表，围绕学科分化、范式转移、理论创新、经学复兴和学统重建等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在此辑录会议精彩发言以飨读者。以下内容已经发言者审订，本刊略有删节。

好像这里就我与黄开国教授的学科方向最为接近，都是研究《春秋公羊传》的。刚才黄老师的发言主要讨论了康有为的经学思想，那我也打算从康有为开始谈起，不过是从另一个方向谈，即从康有为的戊戌变法引发的晚清新政着手，尤其是西方新式教育对当时中国学制改革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经学科的设立和废止。

记得我原来念中国哲学研究生时，那还是在上世纪90年代，当时就觉得读中国哲学似乎比读西方哲学矮了一头，所以，我和同学都会去选修一些西方哲学的课程，但西方哲学方向的同学一般不会来选修中国哲学。当然，他们这个态度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当时的中国哲学研究，根本上来说，不过是用西学的那套概念、范式来处理中国古代的思想材料而已，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的附庸。当时已经有些西方哲学出身的学者转过来兼治中国哲学，却因此还有某种优越感，这大概由于他们对西方哲学的掌握，使他们可以高屋建瓴地研究中国哲学。虽然他们对于死守西学的研究者来说，算是先知先觉者，但从现在来看，毕竟还是落伍了。毕业以后，我开始研究经学，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那些做中国哲学的同行大概是受了西学方法论的毒害，却瞧不起做经学的。为什么呢？他们认为经学不够哲学，缺乏思想。毫无疑问，这些人由于抱残守缺，坐井观天，终于还是被时代抛弃了。

最近这几年来，似乎风向变了，因为大家都开始讲经学了。不仅学院里，甚至民间国学爱好者，都声称自己搞经学。一时间，经学成了最时髦的学问。这从民国初年经学科的废止到现在的经学热，乃至进入中、小学课堂，刚好是一百年时间，可以算是彻底完成了一个大逆转。但是，经学到底是什么呢？不仅民间学者，而且包括学院学者，多半是糊涂的。对于民间学者来说，他们自以为只要是读读经典，就算是经学了；而对于学院学者来说，在这方面的见识也未必高明到哪里去，尤其在很多治中学的学者那里，依然不过是用西学那套范式来处理更多、更新的材料而已。

然而，不论我们追溯到汉武帝时“五经博士”的建立，还是清末经学一科的设立，经学仅限于对《诗》、《书》、《礼》、《易》、《春秋》这“五经”的研究，后来扩大到把“四书”和小学类也纳入经学研究的范围。到了民国初年，在蔡元培、范源濂等人主导的学制改革中，正是按照西学的分科，将经学原来包括的内容分散到哲学、文学和史学这三种西式学科之中，这意味着以一种不同于传统经学的范式来从事对古代思想材料的研究。因此，今日经学的复兴尚另有一层意义，即对西方学科范式的超越。如果落实到哲学学科，则必须首先摒除以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的范式来从事经学研究，当然，对于出身文学或史学的学者来说，同样也应该有这种破除西方学科范式的自觉。总言之，目前经学要真正得到复兴，不仅是在研究对象上，而且还在研究方法上，都必须超越过去哲学、文学和哲学的学科局限。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主张“回到康有为”，其中尚有一层意义，就因为康有为是晚清今文经学的殿军，因此，通过回到康有为，其实就开辟了一条通往传统经学的康庄道路。可以说，目前讲经学，首要在于提倡一种研究经典的新方法、新范式，这种方法或范式首先体现在汉人讲的“家法”。直到清中期公羊学复兴，如刘逢禄等人，还声称要回到西汉今文学者治经的“家法”。当然，很多“家法”到后来已经失传，但有些还是保留下来了，如《公羊》、《穀梁》、《毛诗》、《丧服》，还是可以让后人去推求的。

康有为基于他对《公羊》“三世说”的阐释，主张中国改革必须要向西方先进文明学习，这种主张体现在教育上，就是引进西式教育和废除科举。由于戊戌变法的迅速失败，康有为的许多主张都没来得及施行，直到庚子之乱，朝廷实行新政，重新开启了戊戌间被中断的变法。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就是1902年以后实行的学制改革。这个学制改革体现了张之洞“中体西用”的精神，即不仅引进西学教育，又保留传统教育于经学一科，共同融入晚清的学堂教育之中。但是，这种改革表面上创立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经学科，实质上却是将经学“子学化”了。因为从西汉以后的传统教育中，学校只以经学教授天下学子，可以说，儒学在思想上的尊崇，其实是由学校教育中经学的独占地位所决定的。上午好像有好几位老师都提到古代图书的四部分类问题，其实，图书分类跟学校教育是两码事，不论汉代的七略，还是后来的四部，“经”只是其中一类，似乎并没有太多独尊的地位。但若就学校教育而言，从汉武帝建立“五经博士”开始，一直到最后科举考试的废除，学校教育的内容都不过是经学，至于其他子部、史部类图书，从来就没有作为学校教育、学习的内容。因此，从教育和人才选拔的角度来看，经学是具有独尊地位的。现在有些学者老说儒学不过是中国文化和思想的一部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因为这种说法既不理解什么是经学，也没有把图书分类与学校教育区分开来。

所以，古人讲的官学就是经学，但是，当清人最初把两千多年的经学教育简化为经学一科，这实际上就留下了后来攻击经学的口实。这对于经学在古代的独尊地位来说，经学一科的设立，不是太保守，而是太激进了。然而，对于传统教育的批评者来说，却意犹未尽。因此，不久就有主张废止经学科的议论出现了。当时学部主持下的中央教育会甚至通过了废除小学堂读经的议案。唐文治曾经说道，“辛亥之夏，学部广征名流开教育会，综核同异，维时废经之说已盛行”。此外，罗振玉反对废除读经，而于式枚却提醒其“暂避锋芒”，可见，当时废经的舆论已颇盛行，实不待于民初蔡元培的废经举措也。

从晚清到民国初期，最初对于经学的批评还只是针对儿童读经的批评。正如今日国学复兴，儿童读经似乎比高校中的经学教育要更早一些。记得在十多年前，我曾在曲阜参加过一个全球儿童读经的比赛，规模很大，儿童的国学素养也很高，可见，儿童读经实为经学复兴的先导。当我们回到晚清时，那时批评儿童读经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其一，认为经典太难，小孩读不懂，不利于儿童的正常成长。不难看到，这种观点到现在还是很普遍，譬如，认为儿童应该快乐成长，要减轻功课的负担，这正是清末民初人士的观点。其二，传统教育中的某些内容，譬如《诗经》中有不少关于男欢女爱的描写，清末民初人士则认为有诲淫之嫌，不利于儿童的成长。这种观点却恰与现代人的看法相反，因为我们现在主流的媒体和教育界人士，都觉得应该尽早对儿童进行性教育，这种观念背后的逻辑就是觉得现在儿童多半早熟。总之，我们现在的舆论界和教育界，有很多混乱而矛盾的观念，时而认为儿童不够成熟，处处想着要保护儿童，甚至搞什么《反家暴法》；时而又觉得儿童很成熟了，故希望他们尽早进入成人的世界。

当然，此类观点在晚清时还只是一种在野的言论，但随着民国的建立，这些在野之论随着蔡元培执掌教育部，就很快成了在朝的法令。此时的朝廷不仅重复了晚清批评儿童读经的论调，而且上纲上线，试图在大学里也废除经学教育。譬如，当时有这样一种论调，即将经学与君主政治联系起来。因此，民初学制改革背后其实有一个意识形态的考虑，即建立一种符合共和政体的教育，以“迎合共和”为新教育的基本方向。后来国民党北伐成功，积极推行党化教育，其实正是民初激进举措的翻版而已。

民国初年，蔡元培主导的教育部首先废止儿童读经，进而又反对经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门类的存在，他提出，“旧学自应保全，惟经学不另立为一科。如《诗经》应归入文科，《尚书》、《左传》应归入史科也”。可见，蔡氏的办法就是在大学教育中采取彻底的西式学科分类原则，从而“肢解”经学，将相关内容并入文科之哲学、史学、文学三门。显然，按照这种新学制，旧学不仅是被“肢解”，而且，不少经典内容完全被变相弃置了。譬如，《诗经》被归入文学科后，现代《诗经》研究就脱离了汉人的经解，变成了文学青年的想象和臆解；至于《春秋》被归入史学科后，则现代学者只重视《左传》，而少有措意《公羊传》和《穀梁传》；而归入史学、民俗学的《三礼》，以及视为哲学的《周易》，现代学者的研究基本上脱离了中学两千年来的学术传统，将注疏束诸高阁，唯对经文“向壁虚造”而已。可见，蔡元培的改革事实上隔断了旧学的延续，不过是变相废除传统学术而已。

此外，当时还有一种观点，即批评经学宣扬中国悠久的历史文明，从而助长了国人那种自大保守的心态，不利于向西方学习。诸如此类的批评，如果放在今天，大部分都显得幼稚可笑，甚至是有害的，至少也是不符合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正因为如此，基于相反的理由，现在确实到了经学复兴的时候了。

五四以来，一方面是经学在民国教育体系中的废除，另一方面则是在新学制下孕育出新的传统学术成果，这就是梁漱溟、熊十力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学。但是，新儒学有着先天的缺陷，这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新儒家接受了经学科废止的体制现实，转而站在西式学科的角度去研究儒家思想，这主要是从哲学的角度去建构现代新儒学。进而新儒家把自己的研究对象限制在“四书”范围，因为“四书”比较适合用西学范式进行研究，而将“五经”弃置一旁。其二，新儒家接受了民国以来把经学与君主政治联系起来的污名化处理，故把新儒学的价值取向定位为西方舶来的自由、民主、人权、平等这些所谓的“普世价值”。我觉得，这两点能充分概括这近百年新儒学发展的基本脉络。

因此，未来大陆儒学的发展必然要根本否定现代新儒学这两个基本前提，不仅一方面将儒学的研究对象由“四书”拓展到“五经”，且通过“回到康有为”，进而回到清代被中断的学术传统，即用传统经学的方法去研究经学；另一方面，则否定民国以来对传统政治的污名化处理，即正视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传统和政治资源。我认为，大陆儒学应该在这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即主动吸取传统政治的优秀资源，而为当前中国道路的开展提出建构性的探索。

此外，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研究来看，经过这三十多年的发展，许多领域都研究遍了，我看现在大学里面研究生做的论文题目，只好越做越小，越做越偏。因此，从学术发展的需要来看，必须要拓宽研究领域，即深入到“五经”范围。但是，“五经”中大量问题和材料又不是西学范式能够处理的，因此，这要求我们必须突破目前的学术范式，充分借鉴清人甚至汉人治经的方法。我们如果读了“五经”，就不难有这样的体会，即“五经”中涉及的问题和材料，其广度和深度都远非“四书”能够比拟，当然也远远超出现代新儒学的能力，这需要我们运用新的方法和学科范式。

可见，我们现在讲经学复兴，至少具有这样几个方面的意义：其一，学术研究领域的拓宽和学术范式的转变。其二，接续中国数千年的文明传统。因为“五经”不仅是儒家的典籍，同时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我们对经学的研究，不过是通过对文明源头的重新阐释，而为我们当下的民族复兴注入来自源头的活水。其三，反思西方文明的缺陷和弊端，提出一种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另一条道路，或者说，将向人类展示另一条道路是可能的。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