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部门要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为此，向社会抛出20个重大问题，请全社会发表意见。前几天，全社会突然一窝蜂地议论了一番高中文理分科是否应取消的问题，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但是，最近上海市教育部门再次对“孟母堂”行使权力，让我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也许，最应当讨论的问题是：政府管制教育的权力之边界究竟在哪儿？ 

在当下中国的所有教育试验中，孟母堂确实算得上是最特殊的一个。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社会变化的本质，是政府控制的范围收缩，社会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活动空间，经济领域如此，文化领域如此。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也是因此而繁荣的。 

教育领域同样如此。在公立学校之外，出现了私立学校，打破了公立学校对教育的垄断。不过，绝大多数私立学校在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上，与公立学校并无太大差别，它的评估标准也仍然是升学率等等指标。当然，这类学校确实增加了一些公立学校所没有的教育内容。孟母堂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全面地置身于正统教育体制之外：它不仅是私立的，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也完全自成体系。它以传统中国私塾的形态，教导孩子学习中国的传统经典。 

正因为它是如此特殊，它也就成了测试中国教育体制是否健全的一块试金石。当地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无法容忍孟母堂，再三与其纠缠，最近又发文指控全国首家全日制私塾孟母堂违法办学，要求其限期改正。这种种离奇举措，就是当下教育体制需要改革的最重要理由。改革的方向则是形成一种健全的政府-教育间关系，孟母堂之类的教育尝试能够获得成长的空间。 

此话怎讲？归根到底，孩子是家庭的，教育是家长的事情，怎么样教育孩子，乃是父母的自然权利，因而，教育是家长所在的社会的事情。这一点，乃是讨论全部教育问题的出发点，而在当代中国，绝大部分教育官员、教育专家乃至民众，在讨论教育问题的时候，都忘记了这个前提。 

既然如此，教育就理应是多元的、多中心的，因为社会是无限丰富的，不同群体的教育需求是不同的，教育企业家的想象力是无限的，尤其是在讲求个性、创造性、多样性的现代社会。两者相遇，现代社会就会自然形成多种多样的教育样式。具体来说，学校的经营模式可以是多样的，既可能有私立营利性学校，也可能有私立公益性学校，也可能有财团法人举办的公益性学校。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也必然是多样的。比如有的学校侧重科学，有的学校侧重古典，有的学校侧重知识灌输，有的学校侧重人格养成。多元的社会所对应的必然是多元的教育，孟母堂这类教育机构完全有理由存在。 

当然，鉴于教育能产生较大的正外部性，能够增进公共利益，一个明智的政府会对社会的教育生产提供各种便利，甚至会直接投资兴办教育，向国民提供一些教育产品。亚当•斯密确定政府三大职能，第三项涉及“公共产品”，重点就是教育。然而，斯密又说得非常清楚，政府在这方面的职能其实是很有限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教育所需费用可以由受教育者的家庭自行承担，政府只需帮助那些无力为孩子提供教育的家庭。 

也就是说，政府在教育领域的职能相对于社会来说是“辅助性”的。换言之，政府只有帮助的义务，而没有禁止的权力。这就是哈耶克在讨论垄断问题时所说的原理：政府可以提供教育产品，但绝不能因为自己提供产品就禁止社会继续从事教育产品的生产。政府介入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增加国民的选择范围。如果政府禁止社会继续从事教育生产，政府就是设立了一个垄断，而垄断绝不可能有利于民众。 

按照这个原则，政府可以完全开办公立学校，但这并不给政府带来不受限制的教育权。哪怕是公立学校，应当开设什么样的课程，如何教学，也不是政府自己说了算，而应当由公众通过民主程序来决定，每个公立学校的治理也应当容纳社区公众参与甚至主导。至于社会自己开办的其他教育，不论是营利性的还是公益性的，政府均无权查禁，除非这些学校危害公共安全、有悖公序良俗。惟有如此，才能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竞争性教育体系，这样的教育才有可能构成文明繁荣的基础。 

孟母堂给孩子教了什么，不是十分重要，重要的是它的与众不同。关心教育、关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人们，实有必要关注、思考这个与众不同的孟母堂的命运。因为，它表明了社会向往教育多元化的自然趋向。面对这种倾向，解散它的教育管理权力是合理而必要的吗？

2009年0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