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财富观

作者：金纲

来源：作者授权   首发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七月廿六日丁亥

           耶稣2015年9月8日

一般认为儒学只关心仁义，不关心财富，但这不是一个真判断。

儒学有自己独特的中道财富观，在传统中国价值系统中，居于主导地位。

《论语•子路》：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从本章主旨分析，孔子是赞美富贵的。卫公子荆的三句话分别表达了三个评价：“合”、“完”、“美”。“合”，是说已经合格，这样生活就已经不错。“完”则更进一层，是说这样生活已经相当完备，很好啦！“美”，是说相当完美，无以加矣。显然，孔子支持富贵，财富越多越值得肯定。

孔子和儒学从来没有赞美过贫穷。

《论语•述而》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则从吾所好。”《论语•里仁》：“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如果能“求”到，做一个“执鞭之士”也可以。

但求得财富的方法和来源应该也必须是正当的。这个意见就是经常说到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论语•里仁》：子曰：“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述而》：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什么条件下可以求取富贵？什么条件下不要求取富贵？

这就回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老话头。这里的义利之辨，也涉及到邦国的文明与否。大意就是：在邦国的文明时代，应该求取富贵，这个时期，不能富贵，是可耻的。在邦国的非文明时代，应该远离对富贵的求取，这个时期，求取富贵，是可耻的。《论语•泰伯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故论贫富，当引入有道、无道之大义判断。但即使立身无道邦国，在这种精神价值支撑下，不能求得富贵，则依然可以处于“不改其乐”状态。《论语•雍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如果已经求得富贵，则处于“富而好礼”状态。《论语•学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贫而乐”，“富而好礼”，是有意味的。贫穷，既不“贫贱骄人”，也不“谄媚事人”，这些对他都不构成交往的负担；富有，既不构成“以强凌弱”的资本，也不构成交往的负担。这就是君子。无论贫富，他都将获得交往中的自由。“贫而乐”，“富而好礼”所表现的儒雅雍容，就是士大夫风范。

现代士大夫尤其需要学会“贫而乐”，“富而好礼”。它是主体间交往的一种理想话语情境。“乐”、“好礼”，是省略了“谄媚”与“骄傲”的生活方式。一个“贫而乐”的人，一个“富而好礼”的人，不再感觉为权力机器和技术财富所压迫；不再是权力机器的工具，也不再是技术财富的奴隶。他坦荡荡，富贵，富贵处之，贫穷，贫穷处之。他所遵循的“公道-仁德”理念照临下的理性交往（在“礼”这个规范中），不受外在于他的贫富贵贱所影响。他所获得的道义尊严，令他本色处世——无须自惭形秽，也无须盛气凌人。一个心存“公道-仁德”理念的穷人，与一个心存“公道-仁德”理念的富人，站在一起，互相没有尴尬，没有羞耻。他们在“礼”的规定情境中，坦诚交往，自然来往。孔子儒学要培养的就是这样的君子，这样的士大夫。

在国家政策方向上，孔子儒学也主张富有。

《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国家繁荣富庶，在孔子看来，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教之”，这才是文明所系，道之所系。孔子一生在教化天下，在教育君王公侯，教育庶民百姓，其宗旨，就是要“养成”一个文明的天下。孔子以他的道义担当，在古老中国演绎为一种文化形态，并成为这个文化形态的逻辑起点。有了这个起点，古老中国就有了“文明古国”的可能性，华夏民族就有了“文明民族”的可能性。

孔子“公道－仁德”一体的思想含有“富裕而又文明”的主题。这是应该为今人注意到的。所有那些认为孔子主张贫穷，主张愚民的说法，都是有问题的。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