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抑或德性

——古典视野中《论语》“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章研究兼论经典解释问题

作者：王进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七月十六日丁丑

           耶稣2015年8月29日

【作者注】拙文原刊于《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为方便和适应网路阅读，特删掉了部分内容、注释和引文出处，同时进行了部分改写，但根本意旨未做任何改变。兹奉献于此，请教于诸博雅通识君子焉。

【内容提要】以自由平等的“男女平等”为前提对《论语》“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章的研究，出现断章取义、违背逻辑等诸多问题。对于古典作品，只有跳出现代自由平等观念，以古典的眼光悉心体会，才能真正发现该章之关切和主题。对人类自然性别差异、性情德性高下的洞察和尊重，才是此章的重大关切和深度主题。现代研究者无视古今差别，以现代自由代替古典德性解释经典，导致对古典的深度误读，也遮蔽了古典作品的本来面目和伟大价值。对经典的解释必须杜绝现代眼光的评估裁量，而是必须回复到古人之视野，以古人的眼光来看待古人，才能真正揭示出经典之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章  自由  德性  经典解释

诚如廖名春先生所言：“《论语》一书中，孔子最为现代人所攻击的恐怕当属《阳货》篇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章”，其原因在于，在现代人看来，该章反映出孔子“轻视妇女”。而恰好在现代人看来，男女平等等现代思想实乃天然正确之真理，所以孔子这句“轻视妇女”的话，当然给热爱孔子及儒家的人——反对孔子的人自不需论——带来了解释的困难。如何化解这一困难呢？考之以往，大概不过两途：一是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认为圣人也受具体时空之限制，对之大可不必求全责备，“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足也，而此章就属“糟粕”之一；二是认为孔子既然是圣人，就不可能违背现代、流行而又正确之观念，其思想当然应该超越有限之时空而具亘古之价值，所以极力要证明孔子并不轻视妇女——也就是说，二千多年前的孔子与我们一样，主张男女平等。[①]不过，在笔者看来，此种努力之结果不仅尚属勉强，而且可能遮蔽了此章之深意。

本文拟先指出“男女平等”思想指导下的研究中的一些较为普遍问题，再提出笔者对该章的疏解，以就教于诸博雅君子。

一、 “断章取义”现象

在反对该章“轻视妇女”的研究中，一个最为突出和普遍的现象是对该章进行断章取义，也就是，大多仅仅侧重于该章之前半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而几乎完全忽略了后半句（“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甚至是最后干脆只讨论前半句。[②]所以，其研究的重点大多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外在社会方面考察其时女子、孔子之状况；二是分析“女子”与“小人”各自的本义及其相互关系；三是对该句的句法、逻辑关系进行解释等等，要之，目的都在于证明孔子并不轻视妇女，而是孔子也象今人一样主张男女平等。

我们知道，部分依存于整体，对整体中某一部分的了解和认识，端赖于对整体的了解和认识。没有对整体的正确的认识和了解，也就不会有对部分的正确的认识和了解。由此，断章取义地只研究“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一句而忽略该章之整体，无论研究是多么的深入和细致，其结果可能都是徒劳。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该章整体：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论语·阳货》）

该章的意思非常的明确：只有女子和小人是难养的，（因为她们）“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从逻辑关系来看，前半句是一个结论判断，后半句则说明原因，果在前，因在后，其因果关系非常显豁。对于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关系，无论是反对还是赞成该章“轻视妇女”的人，目前看来都没有什么反对意见。既然这是一个因果关系，那么如果我们要推翻结论，就必须首先推翻原因。但是有趣的是，反对该章“轻视妇女”的人就偏偏要忽视这个基本的常识，根本不看原因而仅仅偏执于对结果的关注，就急匆匆地以现代思想对之进行“现代诠释”，使之符合现代思想或者证明现代思想之合理，甚至证明先人早已有此现代思想。话说回来，如何才能确证原因是否事实呢？按照历史主义的做派，我们需要回复到孔子的时代，对那个时代妇女的特性进行详细的考察和研究，但仅仅做到这一点恐怕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对孔子有交往、有关系的女子进行考察和研究，搞清楚是什么样的女子使孔子得出这样激烈的结论。只有做到了这一些，我们才能判断出那个时代的“女子”“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是否事实。要做到这一点，相当困难。这个办法行不通，那么我们可以就今天的女子特性进行判断。今天的女子是否还是“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呢？要证实这是否正确，我们就必须考察人类全体女子之特性，我们必须就普天之下之女子进行考察和研究，不能遗漏任何一个种族、民族、群体、阶层之女子。——我们不但需要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而且需要跨文化的比较研究等等。常识会告诉我们，这也相当困难，至少在目前和短时间之内相当困难。

既然要做到上述两方面都相当困难，甚至连其中一点都做不到，[③]那么我们凭据什么就说孔子对女子“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性情判断是错误的呢？我们是否过于武断了？——难道武断是现代 的特征？面对此窘境，我们或许应该做的不是执着，而是反思我们自己的思想前提，也就是说，基于现代的自由平等所导致的男女平等观念是否出了问题？我们是否应该另外想想？相比之下，倒是认为该章“轻视妇女”的人比较尊重这个常识。在他们看来，女子和小人“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不是事实[④]，所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个结论就不对。——是什么原因使我们的现代学者在诠释古典作品的时候如此断章取义呢？此点留待后文讨论。

如果说这种断章取义的现象仅仅存在于今天的中国学人、并且仅仅存在于对此章的讨论之中，那不符合事实。西方某位现代学者在诠释古希腊作品时也曾出现此种问题，对此，美籍德国古典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尖锐地批评道：他们“即使不是被迫面对残缺不全的古代文本，他自己也会制造出一些残章断简。”[⑤] 也就是说，即使在客观上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完整的文本，但是因为某种主观上的原因，他们也会将此完整文本肢解破裂。由此看来，这个问题的原因比较深，范围比较普遍。看来，这个现象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二、鲁迅说法之不足为理据

另外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引用鲁迅“女子与小人归在一类里，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亲”[⑥]这句话，以反驳此章“轻视妇女”之观点。不过，在笔者看来，鲁迅此言并不足以为合理之根据。

首先，鲁迅的说法偷换了概念。“唯女子与小人唯难养也”讨论的是“女子”的性情、德性问题，但在鲁迅的说法里，却将“女子”偷换成“母亲”。随着概念的偷换，论题也发生了改变，即问题就暗中转换成“母亲与小人唯难养也”的问题。“女子”属于自然的性别概念，而“母亲”则属于价值的伦理概念。这样的偷换导致对问题的探讨无以继续，此点下面再一并说明。

其次，从辩论问题之形式逻辑基本要求来说，辩论问题切忌涉及人身，也就是说，讨论的双方不得涉及到对方之个人情况，只能就事论事，从形式逻辑之角度讨论问题。毫无疑问，鲁迅此言并不符合此要求。我们可以想象这一场景：当两个人在讨论女性与小人之关系问题时，突然其中一人说到，你既然主张女子与小人同类，那你妈妈呢？稍懂逻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样的发问已经逸出了所讨论的问题本身了，因为它将个人之情感掺杂到了纯粹的理论问题之中，而形式逻辑恰好是杜绝个人之情感而只问问题本身是否符合思维逻辑之要求的。

按照鲁迅的逻辑，我们是否就不能开口讨论任何女性负面方面的问题？因为凡人皆有身为女性之母亲。扩而论之，我们还不能讨论男子与小人的关系问题，因为我们的父亲都是男子啊。话说回来，就算我们承认“包括了他的母亲”，那么这也无损我们对母亲的尊重和孝敬。我们应该知道，对某一群体或者类别性情特性方面做出任何负面的评论，并不等于我们就对属于这个群体和类别之中的某一具体个体的歧视与疏远。作为一个具体的个体，我们生活在一个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与我们“血肉”相连的也只是具体之个体。尽管在很多时候，该个体在价值上带有一定的负面性，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就随之斩断与我们的“血肉”关联。此乃人情之常识问题。儒家尊重这样的人情常识。比如《礼记·内则》说：“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如，起敬起孝，说则复谏。不说，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孰谏。父母怒，不说而撘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礼记·曲礼下》也说：“子之事亲也，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父母身陷不义，已属于“小人”之范围，我们该当如何？从价值上来说，我们应该与之断绝关系，但是，当涉及到具体的关联——作为我们的父母——我们又不能如此，无论从个体值情感还是社会之职责，我们断不能如此。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尽管我们内心充满痛苦，但是我们不能因此丧失情感和社会关联，我们只有“号泣而随之”、“起敬起孝”，期待父母某一天幡然醒悟，归正于道。这是人情社会之常识，儒家尊重之。在此背后，也显示出儒家之智慧。在有的研究者看来，孔子言孝之对象，既然包括了母亲在内，那么孔子就不可能“轻视妇女”。这样的推论之荒谬，道理也与上同。简言之，根据儒家伦理，孝敬母亲与母亲是否属于“难养”之“小人”并无必然关系，就算母亲在品性上属于“小人”范围，子女也应当孝敬。

三、性别与德性：“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章之管见

以男女平等等现代眼光为前提的研究导致如上所示之诸多问题。[⑦]这提醒我们：是否应该对我们的前提进行一下反思？——“古典哲学的现代学人都是现代人，因而几乎不可避免地都是从一种现代视角来着手古典哲学。研究古典哲学，只有同时对现代原则进行坚决而无情的反思，并由此从对这些原则的幼稚认同中解放出来，现代人才有望能充分理解古典哲学。”[⑧]

实际上，“男女平等”就西方自身来说，本就是一个相当晚出的思想：“西方的‘男女平等’口号最早是由一些女权主义者提出, 它的思想根植于启蒙运动时期‘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理念, 也是西方女性觉醒的产物。”[⑨]“妇女解放的宣言奏响于18世纪末叶的法国大革命之中，妇女解放的浪潮勃发在19、20世纪之中”[⑩]；中国“男女平等”思想开始在社会得到大规模宣传则是在西学东渐之后的晚清民国时期。与晚出的“男女平等”的思想相对的是西方古典思想对此观念的排斥。[11]这提醒我们思考：为什么数千年以来，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头脑就偏偏执着于对之的思考，而不轻易提出“男女平等”的观念？难道他们都是肤浅之辈、浅薄之徒？难道他们都是“女性的敌人”？但是“我们所见比古人多；可是我们的眼力也许不及古人：古人所见比我们少；但是他们的眼力（尤其对于阅读）也许远比我们锐利——恐怕，对古人（Ancients）和现代人（Moderns）的整体比较必须以此为出发点。”[12]这迫使我们必须跳出现代人的视野，回复到古人的视野。

让我们再来看看此章之全体：“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此章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性别，二是德性。“女子”属于前者，“小人”属于后者。前者是一个事实判断，后者则为价值判断；前者是对自然性差异（男女性别）的反映，后者则为社会性差异（德性高下）的反映。这两种差异想来应该是一个人间常识问题，不容否决。孔子将两者等同起来，那意思是说：“小人”这样一种在价值上属于缺陷性的德性，在女子方面较为突出和普遍，甚至完全可以这样说，它是女子德性的通性和共性。那么是否由此就可以说男子就没有呢？就此章来说，并未显明此意。为什么呢？否定了此，就未必肯定了彼——说女子具有小人的德性，并不等于就说男子没有。就指向之范围上来说，“小人”这样一种道德缺陷针对的是人类全体，并未具体指向某一具体性别。简言之，男子当中有君子，有小人；女子亦然。[13]既然如此，那么孔子为何唯独指向女子呢？其答案可能还是：在孔子看来，它是女子德性的通性和共性。孔子为何如此执着、顽固？这个问题很复杂，让我们先回到“男女平等”的观点。

细考“男女平等”之起源，完全属于政治之范围，它与德性之关系尚属其次。[14]随着现代思想的发展演进，现代思想进而主张：只要有了政治上的自由，就会带来德性上的高贵。这迫使我们思考，在政治上的自由与德性上的高贵之间，孔子到底关注的是什么？让我们回到“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章。

如上文所言，此章显示出性别自然和性情德性两个差异。就前者而言，人间始终存在男女之别，这是自然差异；就后者来说，1）、人的德性品性有高有低，也就是有“小人”和“君子”之别。这是就整个人群而言。2）、男女德性品性有差异，相对于男子来说，女子更加近于“小人”。对于这两个差异，我们今天要问的是：今天它们还存在吗？在古人看来，这是不可忽视的人间常识：“圣人察于人情之际亦微矣，上而宦官宫妾，下而家人臧获，皆是物也，远之不可，近之不可，则亦难乎。其为养也，不求诸家而求诸身，得其所以养矣。”[15]“此章言女子与小人皆无正性，难蓄养。所以难养者，以其亲近之则多不孙顺，疏远之则好生怨恨。此言女子，据其大率耳。若其秉性贤明，若文母之类，则非所论也。”[16]如果我们认可这是一个仍然存在的人间常识，那么，问题就是，为什么今日之现代学人对此视而不见、完全拒绝思考呢？道理很简单，因为现代的自由平等观念已经完全遮蔽了这两个问题。不过，遮蔽了问题并不等于就消解了问题。现代学人对此不加研究与思考倒不要紧，但无论如何，在未加考察和研究以前，任何否决都是武断和回避，都不是严肃的学术研究——学术研究是拒绝政治性的表态的。其次，我们需要思考的是，现代学人为何拒绝思考上述两个问题？究竟上述两个问题之实际来说，是关于性别和德性的差异问题，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拒绝思考、正视这两个问题，表面上是基于男女平等之美好意愿，但其实质是拒绝思考人的性别和德性问题，也就是说不再关注人的性别和德性而只关注人的自由平等问题，更进一步说，只要自由不要德性。由此我们会问：难道孔子会叫我们不要德性，而只叫我们关注“男女平等”等自由问题？[17]……如果真的如此，那我们就要思考，只有自由平等而没有性别德性存在的社会，是否真正的美好社会，是否就是伟大的孔子及其儒家的理想社会？对于现代思想所导致的结果来说，这两个差异已经不存在或者不再是首要问题了。君不见，今日同性恋之合法化难道不是忽视性别差异的表现？价值判断的逐渐淡出大众生活和学术研究难道不是忽视德性差异的表现？但在古人看来，性别的自然差异（男女）不可忽视混淆，也就是先秦思想所强调的“男女有别”。其次就儒家来说，“君子”与“小人”的区分贯穿始终，不可忽略，只是到了现代以来，出于所谓平等权利的需要，儒家这一传统才日渐式微，但是，式微不等于错误。相反，圣人孔子尊重这样的人间基本常识，或许在他看来，它们是人间社会之基础，离开这一基础，人伦秩序、社会架构将无法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首先是承认和尊重这一区别和状态，然后再以之进行设计和建构。反观现代社会，是否尊重这一基本事实？是否像古人那样视之为首要的根本性的问题？再进一步，忽视此问题将会导致何种结果？思考这些问题，进入古人之关切，毫无疑问，我们将会对现代社会进行全面的反思而不是毫不质疑地随声附和、盲目随从。最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反思不再是基于现代的视野，而是回复到社会、人情之根本地位的反思。

如此来看，男女平等等政治问题相较德性性别差异来说，属于次一级的问题。今天以男女平等来讨论此章，实际上是降低了此章的高度关切，是将古人的深邃眼光暗中转换成今人的鼠目寸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古典经典看来，由于人性的软弱或者依赖性，普遍的幸福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不曾梦想历史的一个完成。他们用他们的心灵之眼看到这样一个幸福的社会，一个人性在其中有最高可能的社会。……而现代人则不满足于这一乌托邦，他们试图确保实现最好的社会秩序。为了成功，或毋宁说为了使自己相信能够成功，他必须降低人的目标：以普遍的承认来代替道德德性，以从普遍的承认获得的满足来替代幸福。”[18] 以男女平等的观点来研究“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章，就是以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普遍的承认——来代替对道德德性的关注。

古典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在谈到阅读古典作品色诺芬的《希耶罗或论僭政》时说：“《希耶罗》的特征是不可能通过草率阅读发现的。而且，如果不改变思维方向，即使再努力，读十遍也不能发现其中的特殊意义。而这一定向的改变对于十八世纪的读者来说要比我们世纪的读者来说容易得多，因为，我们世纪的读者是在近代以来的一种粗野和情绪化的文献中成长起来的。为了使我们的眼睛熟悉古典经典高贵的自持和安静的辉煌，我们需要一种再教育。”[19]现代学人是在“近代以来的一种粗野和情绪化的文献中成长起来的”，对于古人的关切已经相当陌生甚而不以为然，如果此种情况不加反思和改变，那么，所谓的“古典研究”就只不过是用古传经典来确证现代观念之正确，或者用现代观念对古传经典进行所谓的“现代诠释”而已。由此不仅实际上扼杀了经典，而且也失去了经典中所蕴含的目前或许尚不为我们所知晓的深刻智慧。

【注释】

[①] 此种观点指导下的最新研究成果是廖名春先生从文献学角度进行的。廖先生虽然没有明文主张其思想的前提是“男女平等”，但是从文章整体来看，我们还是可以清晰地看到此前提和预设。

[②] 这一点可从最新的研究之中反映出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疏证及新解”这个标题本身就已经反映出：最新的研究已经完全放弃对该章整体的研究。参看廖名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疏证及新解》，《人文杂志》2012年第6期。

[③]实际上，我们很少也有人这样做。即使部分学者对此有所涉及，不过细察其研究，也只是考察女子之社会地位等外部的社会的方面，根本没有触及到“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所归属的女子德性问题。

[④] 为什么不是事实呢？细考其论，也没有详细的论证和研究，李泽厚也只是含糊地说：“应说它是心理学的某种事实”。（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参见：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09页。笔者只能估计是：在他们看来，此点不符合“男女平等”之现代原则。

[⑤] 【美】列奥·施特劳斯：《古今自由主义》，马志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5页。

[⑥] 鲁迅：《关于妇女的解放》，《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94页。

[⑦] 这样的研究结论引起儒学界激烈反响的是于丹的解释：“小人”是指“小孩子”。而于丹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其根源也在于对现代流行观念毫无条件的拥护和赞成，究其实，她与反对她的人属于同一个阵营。就此来看，对于丹的任何反对甚至讽刺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⑧] 列奥·施特劳斯：《论柏拉图政治哲学新说之一种》（彭磊译），见氏著《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彭磊等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204页。

[⑨] 汪玲萍：《中西方男女平等之路述评》，《江苏工业学院学报》第7卷第2期。

[⑩] 郑也夫：《男女平等的社会学思考》，《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2期。

[11] 刘小枫曾对国朝学界盲视西方学术传统的古今分裂与对峙有一针见血的说法：“对西方学术传统所隐含的古今分裂或古今之争，我国学界迄今未予重视。中国学术传统不绝若线，‘国学’与包含古今分裂的‘西学’实不可对举，但‘国学’与‘西学’对举，已经成为我们的习惯——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培育起来的现代学术习性：凭据西方现代学术讨伐中国学术传统，无异于挥舞西学断剑切割自家血脉。”参见刘小枫为华夏出版社所出之“古今丛编”所撰写之“出版说明”。可参见【英】安德森《第二代智术师》，罗卫平译，2011年，“出版说明”。

[12] 莱辛：《关于古代事物的通讯》，转引自列奥·施特劳斯《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郭振华等译，华夏出版社，2011，第127页脚注。

[13]由此来看，蔡尚思的“既认女子全是小人，就可想见男子全是君子”、“孔丘的主观片面，竟到了如此地步”的说法就近于对孔子的诬陷了。见氏著；《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第83-84页。

[14] “启蒙运动不仅是——甚至可以说主要不是——一项科学运动，而是一项政治计划。……这项运动是一个阴谋，达朗贝尔在启蒙运动的重要文献——《百科全书》的前言中如是说。”【美】艾伦·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战旭英译 冯克利校，译林出版社，2007，第212页。

[15]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四书类《石鼓论语答问》卷下。

[16]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四书类《论语注疏》卷十七。

[17]“古典派反对民主制是因为他们认为，人类生活的目的不是自由而是德性。自由作为目标是含混的，因为它既是作恶的自由也是行善的自由。”参加列奥·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李世祥等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27页。

[18] 施特劳斯 科耶夫：《论僭政——色诺芬的〈希耶罗〉义疏》，何地译，华夏出版社，2006，第227页。

[19] 施特劳斯 科耶夫：《论僭政——色诺芬的〈希耶罗〉义疏》，何地译，华夏出版社，2006，第201页。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