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哲学与政治

——以张之洞、王国维关于经学科大学及其课程设置的分歧为中心

作者：王 进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阳明学刊》第七辑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六月十五日丁未

           耶稣2015年7月30日

【作者注】拙文原刊于张新民教授主编的《阳明学刊》（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主办）第七辑（2015年，巴蜀书社）。论文原稿一万八千多字，为方便阅读及尊重知识产权计，兹予以大幅删削（现稿八千余字），仅仅保留核心主干部分，诸多细节、材料、注释及详细论证一概从略。如欲详览全文，敬请移步中国知网下载或向《阳明学刊》编辑部索取该刊。敬请谅解、赐教为谢。

【内容摘要】哲学作为追求智慧的纯粹知性活动，对于任何政治社会都必然是危险的、颠覆性的。经学是中国这一特殊政治共同体得以形成和存在的根基。哲学在摧毁经学的同时，也摧毁了中国这一特殊政治共同体存在的根基。张之洞作为政治家，从秩序存立根基的角度反对哲学；王国维则以哲学家的眼光，基于启蒙哲学的立场弘扬哲学。他们的分歧是哲学与政治的分歧，而不是过去所认为的中西之争。今天要弘扬经学（国学），必须首先摆脱现代的视野，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才能真正恢复经学（国学），也才能使中国摆脱所面临的现代性问题。

【关键词】经学； 哲学； 政治； 古典政治哲学；王国维；张之洞

今天，传统国学教育异军突起，不仅社会和学校兴起读经讲经的热潮，众多大学也纷纷设立类似“国学院”等传统学术教学科研机构，对此，赞成欢呼者有之，反对谩骂者已然不少。后者之中，来自哲学界尤其是主张启蒙哲学的观点最为引人注目。在他们看来，无论是读经还是其他形式的国学教育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一种历史的倒退等等。无独有偶，晚清之时，王国维就曾经基于启蒙哲学立场对张之洞的经学教育提出过严厉的批评。回顾这一段哲学与经学之争的历史，或许对于深入认识目前的争论有所助益。

光绪三十年月（西历1903年），晚清政府颁布由张之洞审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在该《章程》之《大学堂附通儒院章程》（以下简称《章程》）之《立学总义章第一》中，规定“大学堂内设分科大学堂”，具体分为八科，此即近代教育史上之“八科分学”（ 按《章程》自有之先后顺序，“八科”分别为：1、经学科；2、政法科；3、文学科；4、医科；5、格致科；6、农科；7、工科；8、商科。）《章程》随后第二章具体规定了各分科大学的专业（门）和科目设置。在张之洞设计的这个新学制之中，“经学”被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不仅单独开辟了“经学科大学”，而且设置了十一个门类（分别为：1、周易学门，2、尚书学门，3、毛诗学门，4、春秋左传学门，5、春秋三传学门，6、周礼学门，7、仪礼学门，8、礼记学门，9、论语学门，10、孟子学门，11、理学门。）以具体强化经学。值得关注的是，这个学制根本没有“哲学”。

在《章程》公布之后二年（光绪三十二年，西历1906年），王国维发表题为《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一文，直接批评该《章程》。在王国维看来，该《章程》“根本之误”“在缺哲学一科而已”。对于这样的缺失，王国维可谓义愤填膺，他言辞激烈地说到：“若不改此根本之谬误，则他日此二科中所养成之人才，其优于咕哔帖括之学者几何？而我国之经学、文学，不至坠于地不已，此余所为不能默尔能息者也。”“除此根本谬误外”，王国维也列出了“其枝叶之谬论”，最后概括出他的主张：“合经学科大学于文学科大学中，而定文学科大学之各科目为五：一经学科，二理学科，三史学科，四国文学科，五外国文学科。”并且列出了各科之科目。与前述张之洞《章程》“缺哲学一科”之“根本之误”相呼应，王国维将哲学科目（“哲学概论”）作为各科之基本或核心课程——除史学科以外，“哲学概论”课程皆被列为各科课程科目之首位。

从中可以看到，张之洞与王国维分歧的焦点在于经学与哲学之关系。前者惟经学是举，根本排斥了哲学；后者则针锋相对，将经学降格为文学科大学之下属科目，将哲学置为至关重要之地位。哲学与经学，缘何如此势不两立、水火难容？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应当怎样看待两者之关系？这激发起我们思考哲学与经学之间关系的思考。让我们先来看看王国维的批评。

一、王国维设立哲学之理由

王国维反对设置经学而主张哲学，与其时的他沉浸于哲学密切相关，但最为重要、最为关键的是：其时他所信服的哲学思想决定了他的基本态度。

就前者来说，其时的王国维正沉浸于对哲学的研究和崇尚之中。王国维一生学术方向和领域多有转变。大致是从1898年入东文学社开始，此后一直到1907年，这个时期是王国维专攻哲学的时期。其中一个显著的标志是：在此阶段的1906年，王国维在他主编的《教育世界》杂志第129期上刊登了一张自己的半身照片，题为“哲学专论者社员王国维君”。从此题词上不仅可以知道王国维其时不仅正处于研究哲学时期，同时也表明了他对哲学的崇拜和向往。王国维发表批评张之洞的言论正值此年。王国维所沉浸和信服的哲学是什么哲学呢？严格来说，是西方近代的启蒙哲学。考察王国维哲学思想的范围，其上限大致不出17世纪。尽管他对古代希腊哲学有所涉及，但是其眼光和视角也是启蒙哲学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批评张之洞的言论中看到。

王国维在指出《章程》“缺哲学一科”这一“根本之误”后，续以“质南皮尚书之所以废此学科之理由”，认为不外三者：“（一）必以哲学为有害之学也。”（二）必以哲学为无用之学也。”“（三）必以外国之哲学与中国古来之学术不相容也。”[①]张之洞以此之故排斥外国哲学。王国维遂以学术研究应该自由之理由反对之。同时认为只有放开对外国哲学的学习和研究，才能够“完全知此土之哲学”，有望“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由于启蒙哲学的普及，这些思想在今天都已经成为众所周知之常识，不复赘述。

总而言之，在王国维看来，“尚书所以废哲学科之理由，当不外此三者，此恐不独尚书一人之意见为然，吾国士大夫之大半当无不怀此疑虑者也；而其不足疑虑也，既如上所述，则尚书之废此科，虽欲不谓之无理由不可得也。”综合王国维的意见，可以其所翻译之《哲学概论》所言“哲学之精神”概括之：一、“尊自由”。要求宗教和政治不得压制哲学。二、“哲学虽崇尚自由，然对科学不可不守谦德。”三、“哲学又不可不独立。”

梳理王国维对于“哲学”的理解和看法，可以看出，他的哲学观正是启蒙哲学的思想和主张。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他在同样针对张之洞学制改革而撰写的《哲学辨惑》中看出。考该书之内容和趋向，可以说，这样的哲学定义完全是西方近代哲学对“哲学”的理解和规定，更具体来说，主要是康德的思想。总而言之，考王国维哲学之所宗，也就是西方近代启蒙哲学。明白这一点至关重要，它会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他对张之洞的批评。王国维对于张之洞的排斥哲学及其原因表示极端的藐视和愤怒，不惜讽之以“杞人忧天”，甚至挖苦道“尚书之知与杞人等也”。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难道堂堂尚书之知果真与杞人相等？

现在来看看张之洞的理由。

二、张之洞不设哲学之理由

张之洞反对设立哲学的原因到底何在？是他不知道、不懂得哲学还是其他原因？这一点最好来看看张之洞自己的解释。早在癸卯学制颁布之去年（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初一日（西历1902年10月31日），张之洞就在《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谈到他对哲学的看法，并且说明了哲学不可列入学制之理由。不仅如此，他还将哲学列入“计筹办学堂要指八条”之“防流弊”中，换言之，在他看来，如果要开办学堂，那么就必须防止哲学这样的“流弊”。由此来看，张之洞并不是不知道哲学，而是对哲学的见解和看法影响和决定了他对哲学的排斥，从而遭到王国维的激烈批评。让我们来看看张之洞对“哲学”的看法：

三曰不可讲泰西哲学。中国之衰，正由儒者多空言而不究实用。西国哲学流派颇多，大略与战国之名家相近，而又出入于佛家经纶之间，大率皆推论天人消息之原，人情、物理、爱恶之故。盖西学密实已甚，故其聪明好胜之士，别出一途，探赜钩深，课虚骛远。究其实，世俗所推为精辟之理，中国经传已多有之。近来士气浮嚣，于其精意不加研求，专取其便于己意者，昌言无忌，以为煽惑人心之助，词锋所及，伦理、国政任意抨弹。假使仅尚空谈，不过无用；若偏宕不返，则大患不可胜言矣。中国圣经贤传，无理不包，学堂之中，岂可舍四千年之实理而骛数万里外之空谈哉？（湖广总督张之洞：《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初一日【西历1902年10月31日】）

张之洞排斥的是“泰西哲学”，也就是今日所谓之“西方哲学”。张之洞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来概括泰西哲学。在形式的逻辑方面，认为它“大略与战国之名家相近”，注重形式逻辑的推演和严密。在内容的根本目的和关切方面，认为它“又出入于佛家经纶之间，大率皆推论天人消息之原，人情、物理、爱恶之故。”

泰西哲学无论就内容还是形式，“中国经传已多有之”。至此，又一个问题显现出来：既然泰西哲学所讲述的东西“中国经传已多有之”，那么为什么又“不可讲泰西哲学”呢？按照常理，之所以反对外来的哲学思想，一般是因为它讲了我们所没有的思想，这些思想犹如洪水猛兽，讲了势必会摧毁自有之思想。既然泰西哲学的东西“中国经传已多有之”，那又有什么害怕的呢？按照常理，讲讲不但不怕，相反还可以发明己之所有呢。

——这样的简单的道理和常识难道作为尚书的张之洞还不懂？这迫使我们必须认真仔细地体会张之洞。

综合来看，张之洞不仅排斥泰西哲学，而且排斥佛家及诸子多家。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张之洞排斥的并非仅仅是西方哲学，而是整个哲学。这一点让我们颇费思量，为什么他从政治的角度就坚决排斥哲学呢？难道哲学与政治水火不容？这点我们留待后文再述。但我们至少明白一个事实：张之洞对哲学的排斥，并不在于从所谓“中西学之争”的角度排斥西方哲学和思想[②]，而是对包括中国哲学自身在内的整体上对哲学的排斥。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则在于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哲学的结果。正是如此，张之洞强调经学，反对哲学。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哲学会破坏政治？而经学则否？

三、经学与政治

关于经学与国家、社会的关系或者说经学的效用，近人李源潮（1909—1958）的说法可谓的见：

经学者，统一吾国思想之学问，未有经学以前，吾国未有统一之思想。经学得汉武帝之表彰，经学与汉武帝之大一统政治同时而起，吾国既有经学以后，经学遂为吾国人之大宪章。经学可以规定私人与天下国家之理想，圣君贤相经营天下，以经学为模范，私人生活以经学为楷式，故评论政治得失，衡量人物优劣，皆以经学为权衡，无论国家与私人之设施，皆须于经学上有其根据，经学与时王之律令有同等效用，而经学可以产生律令，修正律令。在吾国人心目中，国家之法律不过一时之规定，而经学则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万古长存，董生言‘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也。……历史之于人生，言其意义，充其量不过知往察来、惩恶劝善而止耳，而经学则有为人生规律之意义。哲学者，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而已，而经学虽非宗教，而有宗教之尊严。（李源澄：《经学通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经学形成、维护了吾国这一特殊政治共同体。就大的方面而言，经学为吾国之政治组织架构提供了基础；就个体之私人而言，经学俨然宗教为之提供信仰关切。吾国政治社会制度之建立与伦理道德规范之确立，无不端赖经学。由此可知，经学与政治互为里表。这样的认识可谓通识，但是，自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痛感于家国之危亡，将家国之危亡归之于旧有之政治，而旧有政治得以建立之理论根基即在于经学。于是在要求打倒旧制度的同时，也要求将经学连根拔掉。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彻底”解决中国之问题。此情此理在现代思想看来可谓当然，但是，如果我们以古典政治哲学的眼光来看，则值得反思。

在古典政治哲学看来，每一个政治共同体必然是一个封闭的特殊社会，所谓的“开放社会”（波普尔）完全只是理论的假设。“政治社会过去一直是并在可见的未来也仍将是特殊的社会、有边界的社会，是一个关注自身改善的封闭社会。”这样的社会犹如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洞穴”。“洞穴乃是与知识相对的意见的世界。就其本质而言，意见是可变的。如若不是由社会的法令来使意见稳定下来的话，人类就无法生活，也就是说，他们无法在一起生活。意见就这样成为了权威性的意见，或者说共同的教条，也可以说是世界观（Weltanschauung）。”这样的“洞穴”（社会），要求哲学家不是将真理的光芒引进入洞穴之中，或者是将洞穴中的人引领出洞穴，而是要求哲学家克制住自己的哲学本性，轮流下降到洞穴去值班，“在下降到洞穴时，哲学家得承认，那本然地或者说出于自然就是最高尚的东西，并非是人类最迫切需要的，人类本质上乃是一种‘介于其间’（in-between）的存在物——介于禽兽和众神之间。”所以，在古典政治哲学看来，下降到洞穴（人间社会）履行治国安邦职责的哲学家——也即政治家——的职责在于为人民寻找到一个正确的“意见”，而不是高举真理的火把将洞穴照亮如白昼或者将人们引出洞穴。但是现代哲人恰好忘记了这样的古典教诲，他们要么是要将真理的光芒照耀大地，要么就是要让人人都成为怀疑一切的哲学家。这样的想法纯粹出于美好的幻想，因为他们忘记了人的现实性社会性和有限性及人与人之间的心性上的自然的差异：人不是神，人是有限的存在而神则是无限的；每一个人的心性也不一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像启蒙哲学的杰出典范康德那样——虽然不信神但依然可以做到有道德地生活的。

在张之洞看来，中国是一个特殊的不同于西方的政治共同体。对于这一政治共同体，经学所含载的儒家思想就是“权威性的意见，或者说共同的教条，也可以说是世界观”。要维护中国社会的稳定，就必须维护经学。这并非单纯出于“落后”、“腐朽”的保守观点，而是一种高明的智慧。这一点我们可与西方基督教比较而论。就西方来说，维持整个社会伦理道德的是基督教。中国虽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但就其伦理道德的指导思想来说，则是儒家思想。就思想之社会效用来说，两者则并无二致。“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张之洞等《学务纲要·中小学宜注重读经义存圣教》），“经学虽非宗教，而有宗教之尊严”。我们可以想象，当基督教被连根拔掉之后，西方伦理、政治等秩序存在的根基何在？当一个社会长期形成的“权威意见”被连根拔掉的同时，其实是连根拔掉了国家、社会和个人存在的根基，将国家和个人置于一片虚无之中。“白茫茫大地一片”诚然“干净”，但是在干净的同时也令人炫目不知所向。就中国来说，当这一自有的根基被连根拔掉之后，国家制度的建设和私人之生活必然茫然而无所归，最后只有引颈向西——向西方“学习”。但是，如果仅限于此，那不过只是“中西之争”的问题。——虽然国家和个人都引颈西向，但至少还说明有一个最终的东西存在，只不过说明它在西方而不在中国。在古典政治哲学看来，当根基被连根拔掉之后，毁灭的并不仅仅是制度意义上之传统，而是一切制度得以存在的根基。苏格拉底认为“无视人们关于事物本性的意见，就等于是抛弃了我们所拥有的通向实在的最为重要的渠道，或者是抛弃了我们力所能及的最为重要的真理的足迹。他表示说，对于一切意见的‘普遍怀疑’所要引领我们到达的，不是真理的核心，而是一片虚空。”经学与中国这一具体特殊的政治共同体的关系不可分离，那么，是什么原因是近代以来的学人根本罔顾这一事实呢？这就迫使我们追问政治与哲学的关系。

四、政治与哲学

在古典政治哲学看来，政治哲学的“首要和中心问题就是要检讨哲学与政治社会的关系”。它与现代政治哲学大相歧异。现代政治哲学“大概是用某种哲学的方法来谈某些政治的问题，而比较更雄心勃勃的政治哲学则大概企图用某种系统的哲学方法来构造一个政治的系统。”但是，现代政治哲学“没有首先严肃地追问，政治和哲学到底是什么关系”，也从未首先追问哲学和政治各自性质。古典政治哲学则不同，它首先对这些前提进行追问，具体来说，它首先对哲学和政治的各自性质进行分别思考。“政治”在此意为秩序法度和伦理规范等，它针对的是具体的现实世界，在这个世界之内，君臣父子等伦常秩序不可或缺；而哲学则“作为追求智慧的纯粹知性活动，必然要求无法无天的绝对自由，必须要求不受任何道德习俗所制约，不受任何法律宗教所控制，因此哲学就其本性而言是与政治社会不相容的：哲学为了维护自己的绝对自由，必然嘲笑一切道德习俗、必然要怀疑和亵渎一切宗教和神圣，因此‘哲学’作为一种纯粹的知性追求对于任何政治社会都必然是危险的、颠覆性的。”因此，在古典政治哲学看来，哲学只是一种个人的生活方式，切忌轻易以之作为根据去改变现实政治。

王国维坚决反对政治革命与哲学具有直接关系。他认为之所以人们认为哲学有害于政治，只是因为未能“博稽众说而唯真理之从”。在古典政治哲学看来，这样的愿望只能是一厢情愿，因为他未能觉察哲学对政治的根本否定性质。

“本来，哲学乃是人类对于永恒秩序的追求，并且因此它就是人类灵感和激情的一个纯粹的源泉。自十七世纪以来，哲学变成了一个武器，也就是变成了一个工具。”也就是哲学政治化了，变成了对政治（秩序）的否定和批判。“哲学的出现极大地影响了人们一般而言对政治事务、特殊而言对法律的态度，因为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于这些事物的理解。原先，最好的权威是祖传的，或者说一切权威的起源都是祖传的。经由自然的发现，基于祖传而要求权利的路数被连根拔起。哲学由诉诸祖传的转而诉诸好的——那本质上就是好的，那由其本性﹝自然﹞就是好的。”十七世纪以来的现代哲学所弘扬的就是“作为某一事物或某类事物的本质特征”的“自然”，并且它以之所确立的“自然权利”来改造社会，由此“哲学变成了一个武器，也就是变成了一个工具”，变成了否定秩序、传统的武器和工具。以近代政治革命的先驱之一的法国革命来说，“法国革命是第一场‘哲学革命’。它是第一场有文人、哲学家、‘纯种的玄学家们’所发动的革命，他们‘不是叛乱的附属工具和鼓吹者，而是主要的策划者和经营者’。它是‘雄心勃勃的精神与思辨的精神相互联系起来的’第一场革命。”当启蒙哲学以一个绝对抽象的、“超历史、超社会、超道德和超宗教”的“自然”及“自然权利”来改造社会的时候，其实质是彻底抽调了秩序、法度、伦理、道德得以建立的根基，自此，秩序法度、伦理道德不复存在。经学作为中国传统政治得以成立的核心时，当然也就难逃衰亡之命运。这样的悲剧恰好是对古典政治哲学精神和原理的遗忘所导致的结果，“当人们试图掌管城邦时，他们预先就知道，为了对城邦有用或有益，就必须淡化对于智慧的追求。如果这些要求就等于自然权利，那么，自然权利或自然法就必须淡化，以与城邦的要求相匹配。城邦要求将智慧与同意相调和。……公民生活要求以纯然的习俗性权利来淡化自然权利。自然权利会成为公民社会的火药桶。”王国维所接受的“哲学”观，正是现代意义上的，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他对经学的反对和对哲学的尊崇了。而王国维后来放弃哲学的研究，转而从事史学等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其间的意味更加值得我们深思，因篇题所限，此不作赘述。

王国维的主张最后得到普遍认同。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之后，蔡元培出任民国政府首任教育总长，规定大学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等七科，其中文科分为哲学、文学、历史、地理学四门。这样的设置明显受到日本学制的影响。对于日本学制，早在1903年《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张之洞就曾经有所表述，值得我们反思。张之洞说：“日本国大学止文、法、医、格致、农、工六门……今中国特立经学一门，又特立商科一门，故为八门……（日本高等师范学堂讲授参考者亦参用经解，陆军中央幼年学校以《资治通鉴》为参考之书；近日妄人乃谓中国经学史学为陈腐不必讲者繆也）。”笔者感兴趣、也想提起学界思考的是：对于凡惟日本、西方是瞻的同时，我们是否应该反思：我们效仿的对象是否具有类似吾国之悠久之古典文明？质言之，对于日本这样不具经学传统的国家，不单独设立相应之专门教学研究大学，诚然可以理解，但是对于吾国这样具有悠久古典文明之伟大国度，也不设专门机构，这是否有自我矮化之嫌……更进一步言之，过去数千年，由经学所奠定之中华文明对世界之影响至深至巨，如果我们完全弃绝经学，在未来，我们何以继续贡献、影响于世界？完全效仿日人之学制，这无异于挥舞倭刀切割自家血脉、断送自家前途……

自此，“哲学”作为一个学科，正式进入了中国的教育体制，北京大学哲学门于1912年成立，而经学则不在新的教育分科之内。至此，经学全面退出中国学制，直至今日也尚未得到恢复。其间虽经张之洞通过兴办存古学堂以力图挽救，但大势难逆，终未能行。与哲学成为独立学科的同时——1912年——王国维开始真正告别哲学。是年，他再次东渡日本，但是此次王国维做出了一个极端的行为：烧毁了早年自编的《静庵文集》。为何他要专门烧毁此书呢？这与此书的内容密切相关。该书为王国维早年自编文集，收其原载《教育世界》之有关哲学、美学、教育学论文凡十二篇。初版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可以说，此书正是他沉浸和崇尚哲学的标志，他之所以烧毁此书，正是以此明志：告别哲学。自此以后，王国维全面转入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范围。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王国维出任该院导师，正式进入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最高殿堂……

近年来，经学（国学）的研究有着复兴之迹象，也有学人针对中国目前之社会问题从当年取消科举角度进行反思。回顾近代以来经学——广泛来说“国学”——的兴衰演变，可以这样说，伴随着经学衰退的正是哲学的不断兴起。也就是说，在哲学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同时，经学则不断衰退。在一定程度可以这样说，正是哲学的兴起导致了经学的衰退。反思这样的情况，对于我们思考当前国学（经学）的普及、教育和研究不无意义。

【注释】

[①] 早在《章程》颁布之前一年（光绪二十九年，西历1903年），王国维捍卫哲学在学制改革中的重要地位的思想就已经表露出来。是年7月，王国维发表《哲学辨惑》一文，针对张之洞、张百熙《学务奏折》所造成的“海内之士颇有以哲学为诟病”的情况，愤然而起为哲学正名：一、哲学非有害之学；二、哲学非无益之学；三、中国现时研究哲学之必要；四、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五、研究西洋哲学之必要。所以，王国维此次之批评是其一贯思想之延续。

[②] 在桑兵先生看来，包括王国维与张之洞关于经学设置在内的“晚清历经半个世纪的科举与西学之争以及中西学校（堂）之争，说到底都是中西学问之争，所争即新旧学问的优劣消长。”参见桑兵：《科举、学校到学堂与中西学之争》，《学术研究》2012年第3期。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