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儒学当然是文明的提升

——与刘泽华教授商榷

作者：罗辉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六月廿七日己未

           耶稣2015年8月11日

日前刘泽华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7月16日）发表有一文曰《复兴儒学是文明的提升吗？》， 适时进行了转载。综观刘泽华教授全文所言，教授是比较否定儒学是有益于现代社会的。就其原因，全篇文章说来说去就是因为儒学曾经作为了历史上“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儒学”，是“封建帝王的工具”。就这么一点似是而非的原因，刘泽华教授就将儒学加以否定，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首先我们还不谈历史上的“封建帝王”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凭刘教授如此下结论，就让我想起“文革”时期的小将们说的一些话：“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宁愿要无产阶级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在这里请刘教授原谅我说话比较地直白，我想按照您文章中的逻辑，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呢？也许您不是这样认为，但您文章的字里行间确实体现的就是这么个意思，体现了刘教授您还没有走出“五四”迷思和“文革”意识。

当然刘教授的这种观念也没有什么奇怪，很多人并且还都是知识分子也都存在着这么些意识。因为我们的教育就是这样教的。一百多年来，知识分子们不断地抹黑儒学抹黑历史，以西方现代文明中的某些优点来和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缺点来进行荒唐对比，来得出丑化儒学、丑化中国历史的结论。可是历史老人他是不会说话的，而儒家呢？尤其是在1949年之后的三十年，要么是被扼住了喉咙，要么是连肉体也被消灭了。于是我们的一些知识分子及国人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尽情地展现其无知和无畏。

所幸苍天有眼，列祖列宗历代先贤默佑我中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对意识形态采取的是“不争论”的悬置态度，儒学以其首先能够安定人们迷失心灵的功用迎来一线生机，通过近二十余年的“国学热“已有”一阳来复”之势。

刘泽华教授虽然是历史教授，而且研究方方向倾向于先秦和政治思想史，然而笔者还是以为，刘教授昧于历史研究之目的从而昧于历史，更昧于儒学，也不知道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为什么要选择儒学作为其“意识形态”。为正视听，笔者有意在此试对刘泽华教授在《复兴儒学是文明的提升吗？》一文中的诸多疑问或责问略作回应。

一、为什么说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文化

在时下的“国学热”中，人们往往把刘泽华教授认为的“国学、儒学与中华文明、中华文化、文化复兴、传统文化、传统优秀文化、中华复兴等概念和说法搅和在一起、互相推导、互相包含、互相置换的现象。”这个在笔者看来并不奇怪，为什么呢？在我们一般老百姓的“粗糙”概念里，这本来是不言自明的问题。相对于西学来讲，国学、儒学即就是指中华文明、中华文化、传统文化、传统优秀文化，文化复兴、中华复兴就是指的儒学的复兴，这好象对一般老百姓来说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当然，可能也有不少人对复兴儒学之心比较热切，说了一些或许推崇儒学过头的话，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这类话对人们真实地去了解儒学并产生不了什么影响，也不会对任何人有什么危害。但既然刘教授提出了这个问题，笔者在此还搜集点资料来回答。

当世大儒蒋庆先生《中华文化的危机及其解决之道——中国文化的自性、歧出与回归》一文中作了比较综合性的回答。以下是笔者对这问答不客气的全盘引用：

“什么是中国文化？按理说，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讲中国文化是不需要对中国文化概念进行专门解释的，但是，一百多年来我们的文化的冲击已经面临衰亡的境地，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文化了，这才需要专门解释。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文化中有儒家、法家、墨家、道家等许多学派，就如同西方文化中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等不同学派一样。实则不然，儒家文化不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学派，而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或者说中国文化的集中体现，也就是说，儒家文化集中代表了中国文化。我们知道，法家、道家、墨家等学派都按照其创始人的思想和见解个人独创出来的，而儒家文化则孔子对其以前四千年中国文化的整理、传承和总结。孔子修《诗》《书》，订《礼》《乐》，赞《周易》，继承了源自上古以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传的中国文化，即继承了源自上古以来五帝时代与三王时代的文化。也就是说，道家由老子、庄子创立，法家由商鞅、韩非创立，墨家由墨子创立，而孔子述而不作，只是对他之前四千年来的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国文明进行了重新解释；而所谓重新解释，就是在继承前代文化的基础上重新发掘前代文化的价值而形成自觉的儒教文化（即儒教文明，儒教文明就是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所以，我们说由孔子建立的儒家学派或儒学代表了中国文化，从这个意义上儒家文化就是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文化。另外，按照马一浮先生的说法，诸子源于“六艺”，四部源于“六艺”，中国的一切学术都源于”六艺”。”六艺”就是“六经”，即儒家的六部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经典都 是经过孔子重新整理、解释的古代中国文化经典，就算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借鲁国历史而作。这六部经典奠定了中国今后的学术基础与文化历史，如道家出于《易》面有所失，法家出于《礼》而有所失，墨家出于《礼》与《乐》而有所失，或者说“史”出于《春秋》，集出于《诗》等 。这个道理很复杂，这里不能详说。总之，儒家的”六经 ”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所以，我们说儒家儒家文化代表了中国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文化就是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文化。

“在汉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逐渐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并存的文化格局，释是外来文化，自不用说；道源于“六艺”，出于儒家经典而有所失，不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不能正面代表中国文化，而儒家文化本身就是中国文化之源，是中国文化的正弦。所以，儒家文化代表了中国文化，儒家文化就是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文化。”⑴

当代著名历史学者李学勤也说：“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绕不过儒学，研究儒学绕不过孔子。研究孔子是永远做不完的。孟子对孔子做了一个很高的也是很经典的评价，就是孔子是金声玉振，是集大成者。集大成者，就意味着孔子以前就有广博的文化存在，孔子集中了夏商周三代以来的学术成就、文化传统、历史经验、治国理政经验等，而且继续有所发展。所以对于后世，研究孔子，不管对治学还是治国理政都会起到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多民族、多地区共同构建的文化，民族、地区文化各有不同，但从学术的高度来说，这其中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就是儒学。儒学是核心存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存在于中华民族的大集体里。这不是一个价值判断，不是说儒学一定怎么好，而是事实上就是这样，它就是主流。为什么儒学成为我们整个文化的主流呢？因为儒学是我们在政治、道德、伦理方面一些根本的观点的结合，是自古以来就跟国计民生密切结合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它贯穿这一点，不管我们怎么评价它，这都是客观事实。” ⑵

此外，蒋庆先生还对中国文化即儒家文化的特质进行了综合。蒋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特质包括两个方面。“一在精神方面：中国文化体现的是伏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 、孟子等一脉相随的古圣人之道，我国历史上称‘尧舜之道’、‘周孔之道’、‘孔孟之道’。其核心内容讲的是‘开道性理’，用今天的话来讲的是超越神圣的普遍价值。这种普遍价值除表现为古人所说的伦常日用之道外，更表现为超越神圣的、‘天道’、‘天理’、‘天德’、‘天命’。二在形式方面：中国文化表现为以礼乐刑为特征的大一统政孝礼法制度，即古人所说的‘圣人之制’、‘王制’。梁漱冥先生说中国文化是‘礼乐文化’就是这个意思。具体来说，中国文化的物质在精神方面就是‘尧舜之道’、‘周孔之道’、‘孔孟之道’，在形式方面就是以儒教典章为核心内容的政治礼法制度。以上中国文化特质的两个方面是中国文化区别于世界其他文化最独特最重要的地方，也是中国文化最有价值最值得继承和发扬光大的地方，违背了这两个方面，即违背了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质与礼乐形式，也就背离了中国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歧出与变质。”⑶

我想蒋庆先生以上的总结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儒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代表，故人们从一般概念上来说，一提到国学或中华文化就以儒学概之也是没有什么大错的。儒学的基本义理蕴藏于“四书五经”，其发展则是与时偕行，故历史上的发展有著名的程朱理学、阳明心学，现当代有新儒家。上面提到的“四部”指的是“经、史、子、集”。

二、关于社会历史进程中是否有不同阶段（或形态）及历史研究的目的

从刘教授的文章中我们可知，刘教授对“把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观解释为五种生产方式或五种社会形态的发展图式”来简单粗暴地理解中国历史持保留意见，这是刘教授的开明和进步之处，但刘教授似乎对此问题还有不死心。对这个问题，笔者在《史论还是戏论？——从张分田教授<专制与等差是孔孟之道的核心>一文说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笔者比较坚持传统史学认为的“老一套”。中国的传统社会，从传统史籍上记载，尧、舜、禹时代一般称之“禅让制”，诸侯或方国与“中央”之间关系很松散，故有学者称之为“邦联制”；夏、商、周为“分封制”，“天子”为“宗主国”是大宗，所分封的诸侯为小宗，关系较之前为紧密，有学者称之为“联邦制”。秦朝灭亡，汉朝建立以后，中国则为大一统的郡县制君主政治，就专制情况而言，其中汉唐宋专制程度相对较低，进入明清以后，专制程度加深，尤其是清王朝还增加了民族主义色彩。更何况，其专制情况，尤其是文化方面的专制如文字狱，多体现的则是在对儒家的反抗皇权思想上。由此可知，中华五千年历史，先秦之前明显与专制政治联系不上，汉唐至明清，虽说是郡县制帝国，各个朝代的专制情况也是不一样的。对于中国君主制制度运作情况，蒋庆先生研究认为:“中国的君主制是一种受到儒家义理以及政治制度约束的君主制。我认为：中国的君主制确实是一种受到儒教的‘天统’、‘道统’、‘学统’以及三公制度、廷议制度、宰相制度、太傅制度、规谏制度、郊祀制度、宗庙制度、谥法制度、经筵制度等约束的君主制，而不是如‘五四’知识份子妖魔化的无法无天不受任何约束的‘绝对君主制’。所谓‘道统高于政统’，‘学统高于治统’即是此义。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的常识，本不須申明。但现代的中国人仍受到‘五四’知识份子妖魔化中国政治传统的影响，仍不加分析地在‘政治现代性’的意识形态有色眼镜下完全否认中国的政治传统，说中国的政治传统就是吃人、骗人、杀人、束缚人。这是现代中国知识份子潜意识中已经固化了的认知状态，是一种不尊重历史不讲道理的政治意识形态，这显然与他们鼓吹的启蒙理性与宽容精神背道而驰。我们不能闭眼不看历史事实而一概将中国政治传统妖魔化，因为历史中的复杂问题只靠简单的意识形态态度是解决不了的，必须以实事求是的史学精神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才能解決问题。其实近代以来的西方政治也存在着许多问题，现在的民主制度也未必就能解决政治中的所有问题。”⑷由此也可知，古代中国君主制统治中的君主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如何如何地专制，他也是要受到许多制度方面的约束的。

另外，刘教授既然认为儒学是“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儒学”和“儒家思想是封建帝王的工具”，所以我响应刘教授的观念，在考察中国历史上各个时代或阶段是否文明、开明、清明，更赞同余东海先生对历史上各朝代以“中华度”概念表示其儒化（即中华化和文明化）程度。“中华文明以政治文明为核心，辅以物质文明和科技文明。我以‘中华度’这个概念表示文明指数。论中华度，尧舜禹时代最高，百分之九十以上；夏商周次之，百分之八十以上；汉唐宋又次之，百分之七十以上；元明清最低，但也及格了。”⑸

关于历史研究的目的和功用。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视历史的国家，历来非常重视中国的“国家历史延续性”，也是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还在于历史能为国家兴衰治乱提供依据和借鉴。是故孔子作《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司马迁赞之“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⑹而司马迁自己则承顺其父司马谈的教诲，作《史记》一书，“余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⑺壶遂氏比之于《春秋》,司马迁自己也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谬矣。”⑻司马迁言说之际很是自谦，但其“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也正是夫子的“述而不作”精神。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评论《史记》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⑼

我们再来看北宋名臣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即《奉书表》时说道，他因为考虑到当时没有一部比较简明完整的通史，使学习历史的人感到很困难；同时也是为了给治理国政者提供历史借鉴。于是，他便“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 ⑽，编出了一部名垂千古的史书，并确定此书的宗旨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⑾司马光在上表时还借此机会希望宋神宗藉以改进政治，安定国家人民。

由此可知，我国历代史家并不是盲目为了迎合某种思想观念来编写对中国政治、社会意义非常重大的史书的，而是在充分考虑历史的真实性的情况下，选择能够说明其历史意义和价值的材料，来编纂对后世人们有启迪、教化、借鉴、告诫、褒贬、臧否、黜陟、退讨等具有经世大用的历史史书。中国的史书“寓褒贬，别善恶”，让人们尤其是为政者“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也让人们从中学会为人处事，治家为官之道。也是因为如此，我国古代的史书才有看头，有无数让人触动的地方。而反观现当代我们的史书呢，自1949年以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强行将把中国历史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说”来划分：夏朝之前定为原始社会，夏、商、西周、春秋和战国中期为奴隶社会，战国晚期至清朝中期为封建社会，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为社会主义社会。从中学到大学的历史学习，全面灌输的除了阶级斗争，就是所谓的生产力的发展，看不到也闻不到一丝丝人的气息。甚至把暴君赢政、杨广、逆乱洪杨之流抬上前台加以称颂，把奸雄曹操之流加以溢美，乱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真不知其可也。

如此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学习历史既不能明史，也没有智慧。而学历史的学生就算是大学毕业，出来找个工作都困难，你说去中学教书嘛，学校里随便哪个政治老师或语文老师都可以替代着。对大家来说，历史不就是五种社会形态与中国上古到历朝历代对应下来而已。结果学习历史的学生，学的只不过是学了些邪知邪见，不但是“学而无用”，也是 “学而无术”。而校园里的历史研究者，甚至包括比较优秀的学者，许多人也只不过多数沉溺于或不得不沉溺于一种智力游戏的研究中去，于个人身心，于家国社会不见得有多大的价值。

三、“文明”、“文化”、“价值”没有阶级性

刘泽华教授在文中似乎认为“文明”、“文化”、“价值”是有阶级性的，我不知道刘教授讲的“文明”、“文化”、“价值”等是不是有特指？如果没有，我则回答：“文明”、“文化”、“价值”没有阶级性！比如说西方文明的主要价值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它有阶级性吗？如果有，那它是哪个阶级的？如果说是“资产阶级”的，那意谓着西方“无产阶级”就不要讲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了？那是什么逻辑？我想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是绝对不答应的。比如说支撑美利坚民族的民族精神是基督新教文化及其思想学说，那他们的基督新教文化及其思想学说是哪个阶级的？如果说是美国的“资产阶级”的，我想美国的“无产阶级”和平民是坚决不会答应的。支撑俄罗斯民族的民族精神是东正教文化及其思想学说，那他们的东正教文化及其思想学说又是哪个阶级的？如果说是俄罗斯的“资产阶级”的，我想俄罗斯的“无产阶级”和平民同样是坚决不会答应的。其他国家的文化、文明亦应作如是观。而支撑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是源自于儒教（家）文化，儒学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国人的“身心性命之学”与“安身立命之学”，从其修身成德成圣来讲，修身条目有：仁、义、礼、智、信、忠、孝、恕、悌、慈、温、良、恭、俭、让、诚、勇、宽、敏、惠等等；按照《大学》上说，则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三纲领八条目，“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难道这些都是有阶级性的？难道这些常理常道只有让“统治阶级”、“地主阶级”去修？只有“统治阶级”、“地主阶级”有成君子成贤人成圣成德的机会？而平民百姓就不需要讲这些，不需要遵循这些常理常道来生活？我想不要说平民百姓不答应，就是“统治阶级”、“地主阶级”也是不答应的。就拿到当今的任何社会，这些常理常道又难道不是需要我们去学习和遵循吗？如果我们违犯了这些道德，轻则为人所不耻，重则会走上违法犯罪道理，必受法律制裁！

刘教授说自己仍坚持阶级分析方法，更关注阶层、等级、身份的划分。撇开毛泽东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恐怖历史不谈，诚然这个研究对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要知道，所谓“阶层、等级、身份”是社会存在的自然现象，只要有人类，就永远存在“阶层、等级、身份”这种现象，就是到了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种现象也是存在的。总不可能说有一个这样的社会：人人都是一模一样，长得一模一样，年龄高矮大小一模一样，工作工种一模一样，吃穿住行一模一样，道德才能一模一样……人与人之间一定是有差别的，有差别就有“阶层、等级、身份”等等表面的不平等。正如天地自然万物等差不一、各类有别一样，除非在天地宇宙未开、太初鸿濛一片之时。但是这种自然的不平等之下产生的社会不公平、不公正根本原因在于人们道德观念的异化，社会没有道德教育，国家割断自己的历史，“官”没有“官德”，“民免而无耻”地逃避法律裁，求富不义为富不仁，破坏自然贪婪无度……正因为儒家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儒家注重辨君子与小人之别，有“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等智慧认识。如何来对治这一差别？故儒家针对人们的生命个体，以修身齐家、五伦、五常、八德等条目安顿人心；针对社会治理，以德主刑辅、礼乐教化，正德利用厚生来安顿社会，目的是要“各正性命，保和太和”。

当然，如果刘教授一定要说“文明”、“文化”、“价值”是有阶级性的，我想那可能只有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热衷讲这一套了。那根据这种阶级性的观点来看，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要不要成为统治者？如果要，那么被统治的阶级是谁呢？那只有是原来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和没有进入统治者阶层的无产阶级、农民。“原来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变成为无产阶级和平民后和“没有进入统治者阶层的无产阶级、农民”就成为了同一个阶级了，按照阶级分析法分析，他们是不是要来革成为“统治者的无产阶级”的命？我想这就是毛泽东在共产党成为中国的执政党之后要不断搞阶级斗争、以至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不断革命的逻辑吧。

四、历史上的“统治阶级”选择儒学作为其“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政治智慧

儒学作为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历史，如果从伏羲画卦开始算起，则至少有六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从伏羲画卦，经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传，直至孔子集其大成以及后代先贤的发展，是无数先圣先贤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集体创造的成果。儒学是一种原生性的文化，不象其他宗教、文化或学说是创生性，存在着创造者本身一定的知见。世界上其他宗教、文化或学说都能在儒学中找到他们的影子，但儒学与他们都不尽相同，儒学是“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道之学。余东海先生是这样将儒家的高明中道的性质充分地表达出来的：“儒家是关于道德的最高学说。儒家道德兼具政治性、社会性、科学性、宗教性（超验性）、时代性等特征，是道与器、天与人、体与用、经与权、义与利、超越性与内在性、现实性与理想性，利己性与利他性、自由性与约束性、忧患性与快乐性、先进性与保守性、有序性与无限性等的圆满统一。”⑿ “儒家之道德，具有各种似矛盾实不矛盾的特性，例如世俗与性宗教性，科学性与神秘性，平等性与等级性、原则性和灵活性，道义性和功利性，现实性和理想性，利己性与利他性、自由性与约束性、忧患性与快乐性、先进性和保守性，超越性与内在性、超验性与经验性、有序性和无限性等等，这些“两性关系”都是矛盾统一的。学儒者对此应好好领会。”⒀

先秦的五帝三王时代虽无儒家之名但有儒家之实，他们以儒家学说治理天下，孟子称之曰：“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⒁历史进入汉代，至汉武帝“独尊儒术”，既有政治的博弈，也是历史的选择，更是汉代对中国对古圣先王道统的继承。汉武帝及以后各个王朝的开国君主选择儒家学说作为其治理天下国家的主体学说，正是体现了他们的政治智慧，他们深深懂得中国儒家学说的中庸高明之处，深深懂得一个政权要具有合法性必须要遵循中国的道统、历史文化和民心意愿这“三重合法性”。

的确，儒学确实有传统君主制中君主用来专制成为其意识形态的部分，中国从汉朝至清朝二千余年来，历史上的王朝利用了儒家，儒家的一部份学说成了专制君主的统治工具。这其中有儒家内部自身的问题，更有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问题。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儒家也利用了历史上的王朝宣扬了儒家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教化了上至“天子”下至“庶人”，使中华文明得以传承；严了“华夷之辩”，使中国不至于夷狄化、禽兽化；维持了社会的长治久安，创造了世界上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灿烂文明。

历史自然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当历史进入君主制度统治的时期，而儒家学说又天然是中国人的立身之本和立国之本，我们能够要求历史上的儒生们怎样？是要求他们按照儒家道德义理忠君爱国保民，还是要求他们抛弃儒家道德义理做乱臣贼子，造反暴乱搞得民不聊生？表面看来“儒生大量涌入仕途，依附于王权，升官发财，成为官僚地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刘泽华语），这确实是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因为确实有不少读圣贤书的人不一定就是圣贤君子，而是为了升官发财的伪君子。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在历朝历代，儒家造就了一大批又一大批为国为民焦心劳苦殚尽竭虑的正人君子、英雄豪杰、乃至圣贤，这是在古今中外其他国家和地区从来没有看到的。试问，在古今中外有哪个国家或地区、哪种学说培养了如此众多的象中国历史上儒家哪种具有非常圆满人格的圣贤君子？刘教授是学历史的，翻开古今中外的历史，我们中国历史上随便哪个朝代，是不是儒家造就了大量的君子贤人、忠臣烈士（注意：中国历史上的烈士是德智双高的烈士，不同于现代人讲的烈士。）？！而其他哪个国家、哪种学说能培养出如此众多的贤人君子呢？

儒家虽然在历史上被君主制作为其统治的意识形态，但历史上的每朝每代都有大量儒生为国为民谏诤呐喊，必要时历史上的儒生们一样参加或领导“顺天应人“的革命行列中去，这也是刘教授很清楚的，笔者在此就不必多说。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刘教授为什么特别苛求古人。反观当代我们许多知识分子，沦落为权贵资本家走狗，堕落为为名为利为权色的货色还少吗？甚至在社会道德最后一道防线的庄严崇高的象牙塔里，也比较困难地让人们看到那么一丁点儿的清高了，这可是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状况！

说儒学不好，那搞阶级斗争是政治智慧吗？许多人以为毛泽东的文治武功卓越，然而平心评论，不尽其然。抗战期间，共产党的军队虽然牵制了一大批日军，但八路军在延安养精蓄锐是史实，在延安期间彭德怀挨批就是因为他发动“百团大战”过早地暴露了八路军的实力，这是现在早已公开了的历史。抗战结束，国民党军队早已疲惫异常，从平民百姓、各团体党派到国民党军队上下，根本不想内战。可是蒋介石不明形势，执意一党专政，重庆谈判被毛泽东反将一军。故而内战一起，国民党军队节节失败，“三大战役”解放军势如破竹，渡江作战国军更是不战而逃。我们从国共两党1947-1949年这几年的作战情形来看，这种武功即便算是武功，也是中华民族的劫难，是根本不值得庆祝的悲剧！1949年建国后，本应该反思战争，吊死抚生，休养生息；富民教民，强本固末；内修政理，外结友好。结果呢？反其道而行之，除了在军工业、重工作上发展方向是正确之外，其他大多方向性有所失误。尤其是不断发动各种运动，一次次地大搞阶级斗争，不是“治大国如烹小鲜”，而是“治大国如蛋炒饭”（余东海先生语），几乎将中华民族推入全面彻底崩溃的边缘。当然，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也不仅仅有毛泽东们一意孤行、刚愎处用的罪恶，当然也有中国近代以来苦难太深太重导致中国的知识精英阶层们病急乱投医，不能慎思明辩地应对和处理当时各种理论学说、救国方略的缘故。在当时国难当头，中国未能有大圣大贤应劫而出，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不能与时俱进地全面阐说儒家义理来应对当时艰难而复杂形势，并力挽狂潮领导中国知识精英阶层应对劫难，这不能不说是儒家和中华民族的宿命！

五、略微指出刘教授文中对儒学经典语言的几个错误理解

许多人根本不了解儒家，甚至连儒家的经典从来都没有接触过，也来对儒家论是非；有许多人对历史的了解则主要来自电影、电视，或当代莫名其妙的教科书，或完全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也来对儒家进行指责或谩骂，都是徒然造作一大堆恶业，这于儒家何伤？受伤的只是人们自己，枉然地毁弃了自己的慧命，刘泽华教授应该与这些人的情况不太一样。但刘教授作为著名高校的历史学者之所以仍对儒学误解和反感，笔者以为这实在是刘教授所知障重故和对儒学不假思索地生吞活剥理解故。关于刘教授的世智辩聪和所知障，我想世上没有人能拿刘教授怎么办，只有等待刘教授自己降心虚怀，重新认识儒家文化。

笔者于此说刘教授实在是不懂儒学，是因为刘教授文中就有对儒学经典中“孝道” 的生吞活剥的理解。刘教授说“我们也大力提倡‘孝’，孔子说‘无违’是孝的最高境界，孝的规范首先是‘顺’，父辞世后‘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等等。现在这些还适用吗？”从这些话中地我们可能看出，刘泽华教授理解“孝道”来源于《论语》。要知道，《论语》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形式记录的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论”是讨论编纂义；“语”是话语、谈说义，如国语、家语、新语等等。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⒂因此可知，《论语》一书记录的是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然而要知道孔子及其弟子对话、讨论、论道是有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场景的。比如针对孟懿子问孝，夫子回答“无违”，针对樊迟问孝夫子回答“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针对孟武伯问孝夫子说“父母唯其疾之忧。”针对子游问孝夫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於犬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別乎。”等等。对同一问题针对不同弟子或不同情况，孔子往往会给予不同的回答，在《论语》中这样的情况很多，读过《论语》的人应该都知道，此正反映夫子自由运用因材施教、机会施教或方便施教等各种不同教学方法。而刘泽华教授针对孔子回答孟懿子问孝说“无违”理解成孔子说“无违”是“孝道”的最高境界，不知道从何说起？说道“孝道”的最高境界，应该说《孝经》上才作了回答是真。《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终于立身。” ⒃为了防止有人生吞活剥地理解，针对现代社会，笔者只好试译如下：“人的身体是父母赐与的，不要随意地伤害，要爱护自己的身体，这是行孝道的开始。人在世上应遵循仁义道德立身处世，应对社会、国家有所贡献，显扬美好名声于当代后世，从而使父母也感到无上光荣，这是行孝的终极目标。所谓孝，最初是从侍奉好父母开始，然后为社会为国家服务，最终建功立业，功成名就。”

再说孝的规范首先是“顺”，这也没错，孝顺孝顺，对父母当然要“顺”，但也不是刘教授理解的片面一味地盲目地“顺”。《弟子规》都说过“亲有过，谏使更”，这刘教授不会不知道吧！至于说“父辞世后‘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刘教授也还是在生吞活剥地理解儒家经典。不但《弟子规》讲过了“亲有过，谏使更”；《孝经·谏诤章第十五》更是非常清楚地说清了这个问题，曾子曰：“……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 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⒄父亲如有过错，他在的时候就应该好好劝谏和阻止，哪里要等到父过逝后还延续不改？“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关键在这个‘道’字。父之道如果是正道大道，应该终身不改，岂止三年而已？如果非其道，是邪道，改得越快越好，何待三年之久？因此这里父之道，应该是指那种非原则性而有一定合理性的规矩、方针、做法和作风，可以进一步改进，但三年不改也没什么问题，不改也不违反原则。”⒅

六、复兴儒学当然是文明的提升

我们先来说什么是“文明”？文明，以我个人的浅见也可以称之为文化，是相对野蛮而言。关于文明的定义，可能很多，我也是说不清楚的，但我知道有一个分野，即无论针对一个什么问题、一件什么事情，无论哪种学说，讲道理、讲道德就是文明，不讲道理、不讲道德就不文明；而于个体道德而言，自甘堕落、自我放纵、对自已不负责任也是不文明（比如同性恋者），反之能够“修德、好学、徙义、迁善”则为文明。对于文明的判定，我记得蔡礼旭先生在讲《弟子规》时向小朋友考了一个问题，有一段这样的对话：

问：小朋友，大学毕业有没有文化？

答：有文化。

问：不孝敬父母有没有文化？

答：没有文化。

问：大学毕业不孝敬父母有没有文化？

答：？？？

小朋友虽然回答不出来，但也由此可知，就是幼儿园、小学的朋友也是知道大学毕业并不代表有文化。其实这个问题在《论语》中早就回答了，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再比如现代人讲民主，民主当然很好，但违背道德的民主就不好了，同样讲自由，如果是有违道德的自由也是不好的，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讲道德怎能称之为仁义之师？然而我们现在有不少知识分子，知识越多越偏离了人之本心，真是人生识字糊涂始了，越来越背离了常识、背离了根本，背离了常道。

现在中国道德失序，道德沦丧，这是事实；往日的道德相对于近现代至现当代非常美好，这也是事实。刘泽华教授在文中说道：“进入现代化社会必然产生相应的道德转型期，转型涉及的问题多得不可胜数，起伏跌宕令人眼花缭乱，但主流是从臣民观念向公民观念的转变，由崇圣向自主意识的转变。”说这样的话的人如果作为是一个受西化影响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者或一般平民百姓，那是无可厚非，完全可以这样说。因为只要他不违犯宪法法律（指符合道德的良制度良法），当然就有其的自由。但作为在位的为政者、有学养的教授专家学者，说这样者话就是没有责任意识、没有道德意识、没有教化意识的表现了。

刘泽华教授在这段话中谈到两个观念是要在此说明的。一是所谓臣民观念。诚然臣民观念是传统君主制时代的观念，但问题是儒家学说从来是与时俱进的，只是儒家的根本义理才是永恒不变，这个道理作为教授级别的学者不应该不知道吧。现代社会虽然没有臣民关系，但也是有领导与被领导、上下级等关系吧？不会说到了公民观念就没有了吧？我看现代许多人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处理上连主仆关系都不如，这里面的龌龊我就不多说了，我想许多人涉事比我深得多，比我更清楚，有一句俗语很能反映之：“为单位做一百件好事，不如同领导去干一件坏事。”

二是关于崇圣意识。儒家文明确实有崇敬圣贤意识，可是我们的社会难道不要崇敬圣贤吗？圣是圣人，什么是圣人？ 圣人是彻底证悟宇宙间的良知奥秘，从而上达天德，与天为一。《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圣人的存在“已超越了历史文化而为一纯粹道体，可以从容中道随心所欲不逾矩，可以在伦常日用中见道证真既高明又道中庸。”⒆

比如说孔老夫子、孟老夫子就是这样的圣人，这样的圣人难道不要让我们大力倡导、大力尊崇？我们尊崇圣人，就是尊崇道德，就是以圣贤之人为师，就是学作圣贤，希圣希贤！然而刘教授说反对崇圣意识而推崇自主意识。我看反掉了崇圣意识的人未必作得了主。一个人不崇圣了，他自然不自然地就会去崇别的什么东西，比如说崇权、崇名、崇钱、崇色、崇邪说、祟异端、崇暴力等等等等，世人为了这些堕落的太多太多了，尤其是当代为甚，其中身败名裂者数不胜数，这是谁都知道的事情。就算有些人不去崇这些东西，而去崇一些所谓高雅一点的如事业、艺术、学问等，我想如果没有崇圣崇德的思想作底子，也是非常地危险，这样的例子也是举不胜举。所谓“为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个人不懂得什么是道德，不懂得坚守道德底线、守死善道，不懂得去如何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最终都会有所堕落的，总不可能说我站在一个固定的道德水平位子上不进也不退吧！

儒家文明确实是为“人之为人”而设计的！刘泽华教授固然对这种说法很反感的。然而我们只要来对世界上各种主要文明略作分析，不难体会到儒们广大精微、高明中庸。世界主要的文明除儒家文明外有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民主自由主义、唯物主义等，佛教主空寂，追求不生不灭的涅槃境地，有反生活倾向；道家主虚静，求长生成地仙或天仙，有反智倾向；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以神为本，将人视为神的奴仆，不注重人的权利；民主自由主义不讲道德仁义，易导致多数人专政甚至法西斯专政，因为利益至上又曾在历史上大肆侵害他国人民利益、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于个人也因缺乏道德约束易导致个人道德堕落；唯物主义哲学理论以物为本实际就是拜物主义，结果也只能是导致人物化堕落，再说唯物主义哲学根本学说即物质和意识关系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于此笔者有《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物质和意识关系问题的批判》予以论述，此处不赘。综上的所说，以上各种文明、或称宗教、哲学、学说的最终目的和走向可以说不是完全以做人为目的，因此也可以这些个文明在不同程度上或存在反人性、反人生的倾向。

而对儒家文明的理解，余东海先生是这样说的，儒家文明“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唯心主义，不是集体主义也不是个人主义，不是利他主义也不是利己主义，不是平等主义也不是等级主义，不是科学主义也不是宗教主义，不是复古主义也不是现代主义，不是君主主义也不是民主主义，不是无神论也不是神本论……若于此处参得透，方解中道真实义。”儒家文明是神性和人性的统一，道德和自由统一，精神和物质的统一，理想和现实的统一，完完全全是“人之为人”的文化。

当然笔者在这里如此来褒扬儒家文明并非是要排斥其他文明，事实上儒家文明与其他各种文明在做人做事的基础上都有很大很大部分的交集，笔者前面也说过：世界上其他宗教、文化或学说都能在儒学中找到他们的影子，但儒学与他们都不尽相同，儒学是“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道之学。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儒家对其他各种宗教、文化或学说的态度是“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来看中国几千年来的文明，也确实如此。儒家在历史上会对各种其他文明进行学理上的辩异、争鸣和批评，而不从来没有出现过用政治打压的现象。

儒学能够提升人类的文明，这本是不言而喻的，我国这二十多年来的“国学热”和传统文化热对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大有提高就是明证。因为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义理不是用来说的，而是用来做的，所谓“学而时习之”。面对当前中国和全世界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正在形成中的大陆新儒家儒生正在对儒家义理作出与时俱进诠释的同时并对这各种的问题和困局作出越来越圆满的应对。

为什么我们称为中国？因为我们的国家是行中庸之道的中道之国，故称之为中国。为什么中国人称为中华人？中国自古以来就讲就“华夷之辩”，“华”字古代与“花”是同一个字，“华人”也即是“花人”，意思是儒家接受儒家教化是能够成为有道德有修养有文化之人，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比如在《春秋》经中有记载，中原之外文明还没有开化而其他地方的人，则一般称之为“荆”、“楚”、“狄”、“夷”等，如果他们向中华看齐并学习，则开始称之为“荆人”、“楚人”、“狄人”、“夷人”等。

这些都意谓着中国是儒家文明之国。除此之外，我想不起还有什么文明、还有什么文化可以或能够永远取代儒家文化在中国地位，当然，如果有，那中国也就不是中国了，中国人也就不是中华人了，中国就算彻底没有了。可能吗？我的回答是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虚云法师在文革期间就佛门遭难时曾经说过，只要还有一个头陀存在，佛法就一定能够复兴。如今佛法已经全面复兴了。同样，于儒们也是如此，只要还有一个儒生在，儒学就一定会复兴，如今中国已经形成了大陆新儒家了，一阳已经来复，复兴也是指日可待了。

最后有一点是，刘泽华教授在文章末尾提到有谁有资格“用纳税人的钱”？于此，笔者又忍不住要说两句以结束本文。如果是作为“领导干部”，他是“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用现在话说是他是德才兼备的好领导，处处为人民谋福利；他是群众的好亲人，处处关心爱护群众；他是百姓的好老师，处处教化百姓知耻知义；那么天下百姓自然衷心拥护他们、爱戴他们，当然愿意把国家交给他们管理。如果作为老师，如果他不是在“传道授业解惑”，不是教给学生立身处事的正道，不是教给学生以正知正见；而是甚或有的人把学校当作贩买知识的场所，甚或有的人以盲导盲传播学生以歪门邪道、邪知邪见，那可是罪过无边了！

【注释】

⑴⑶《中华文化的危机及其解决之道——中国文化的自性、歧出与回归》，蒋庆《广论政治儒学》，东方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

⑵《“聆听大家”系列访谈——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民心是政治的根本”》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http://www.ccdi.gov.cn/yw/201504/t20150430_55641.html

⑷《儒教宪政与历史合法性——“议会三院制”中的“国体院”、“太学”监国兴君主制》，蒋庆 《再论政治儒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

⑸《【 专访之三】习近平终结了持续百年的“去中国化运动”》， 余东海， ，//m.katywinge.com/article/id/4444/。

⑹⑺⑻《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⑼《汉书·司马迁传赞》

⑽⑾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⑿《东海微言集（15）之儒家道德》，余东海著，儒者余东海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0a591d0102dtqo.html

⒀《东海随笔：胡适的高明和肤浅·似矛盾实不矛盾》，余东海著，儒者余东海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0a591d01017qly.html

⒁《孟子·告子下》。

⒂《汉书·艺文志》。

⒃《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

⒄《孝经·谏诤章第十五》。

⒅《论语点睛》，余东海著，电子版未出版。

⒆《公羊学引论——儒家的政治智慧与历史信仰》（修订本）第13页，蒋庆著，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版。

罗   辉

时间：乙未年六月廿六日

西历2015年8月10日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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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