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实的一步——廣毅的私塾教育体系

作者：罗辉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三月二十日辛卯

          耶稣2019年4月24日

一百多年前，平面化肤浅化庸俗化机械化的外来文化因以顺应人性的弱点的优势，借助野蛮的军事武装，趁着为满清专制政府主宰中国大地走向腐败衰落之际，轻而易举地驶入进中国。在其来势汹汹当中，又天然地结合着中国固有的以商韩无道法家为主体的传统糟粕，似乎就要将这块土地上原有的以儒家为主体的文明完全替代。

然此过程的惨烈招致的是天怒人怨！穷则思变，天意民意穷尽之际，天心民心复现，天道终于复返，儒家迎来了一阳来复之生机，中国迎来了文化复兴的时刻。然而毕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自任此道者廣毅君以自己十余年来的学儒弘儒经验和体会，集结为本书《曙光——开启读经新时代》一书，以证其于我儒用心之汲汲焉。

在这场文化复兴运动之中，传统儒家教育的复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二十多年前，以台湾季谦先生为代表，包括盘山先生在内的诸多仁人志士的鼎力推动下，儿童读经教育发展迅速，并从仅仅作为体制教育补充的身份发展到跳出体制窠臼，另起炉灶创办全日制私塾的模式，使得儒教经典可以从儿童开始全天候的读诵。而廣毅也早在2006年就加入此儿童读经教育当中，现成为山东崇儒学堂堂主已有年，故其学儒弘儒经验和体会亦即本书主体内容，当然也主要就是阐述他自己对私塾教育相关看法、理念和实践。

台湾季谦先生在大力推广儿童读经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独特的读经理论体系，即“老实大量读经”。即要抓住儿童在十三岁之前记忆力旺盛的时机，大量背诵经典，做好储备工夫。季谦先生认为，“教育的全程规划是，从胎儿到十三岁，依照人类这个时候的主要能力──吸收的能力，我们就一直给他吸收，吸收越高明的越好，越多越好，越熟悉越好。十三岁以上，人类的理解力开始正式运作了，也就是说，学问如果还没有打下根基，已经难有机会打根基了，因为他要表现了，他要思考了，他要讨论了，他要综合了，他要批判了，他要创造了。”“先储藏满肚子的经典，再做解经，进而掌握人类学问系统，要从十三岁到二十三岁从早到晚做十年工夫，这叫书院的教育。”（王财贵《读经教育的全程规划》）至于读经的内容和数量，则包括儒释道西，要达到三十万字的样子。“让孩子到私塾去上学，从三岁到十三岁，全天候读经十年，基本上可以熟背三十万字──中文二十万，外文十万──不管是英文德文法文，或是日文，总计外文十万──他的各种能力的根基大体奠定了，就可以用‘书院教育’的方法来成就了。当然，如果太慢开始读经的孩子，譬如十二岁才开始读，可能要读到十六岁才有三十万字的经典存量，那也只好十六岁才进书院。”“三十万字中，有中文二十万字，包括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易经，诗经，老子，庄子，古文，唐诗，宋词”；外文的，则包括莎士比亚、柏拉图、圣经之类。（王财贵《读经教育的全程规划》）以此作为基础，为将来上书院（如上季谦先生创办的文礼书院）作准备，以期成为大才。

此读经理论依据一般是说，儿童在十三岁之前是记忆力旺盛而理解力缺失阶段，故以此阶段集中大量记忆人类文明成果——经典，之后进入书院再来加以消化。诚然，在传统文化断层后人们不知道经典为何物的当今，季谦先生重新来推广儿童读经，并以此简易可行之法——所谓“阿猫阿狗都可以教读经”，莫不是方便行权之好法门，亦为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作出重大贡献。廣毅君在本书中引蒋庆先生评曰：“王财贵先生殚精竭虑推广少儿读经二十余载，使得以经典为主之教学内容日渐为众所认可，从而使民间私塾之模式日渐为大众所接受。其于打破应试体制一统，发掘民间办学资源，使得儒教之传承复兴扎根民间，独立发展，厥功甚伟。”而且，季谦先生倡导的读经，“仅此从内容上的回归，已足以一洗百年陋习，一正百年教统。”

季谦先生的《读经教育的全程规划》，虽然看起来比较振奋人心。然而以儒家教育理念观之，其教育规划则难符常道常理也。其依据说要抓住儿童十三前记忆吸收阶段，也是不很恰当的。儿童时期固然记忆力很好，但在与外界接触当中也是智识渐开，理解力也是逐渐增长。而随人的年岁增长，如一个人不能保持心地纯洁，反而越长大越世俗、庸俗、卑鄙，则其人理解经典的能力也是越来越衰弱，以至越长大越不相信经典。所以，随着人的年岁的增长，对经典的理解力并不一定会跟着增长。而当年夫子杏坛设教，乃是有教无类，乃是因材施教，乃是循循善诱……，一以循以人之本性及个体人之殊分，何尝有如是必期之设置？夫子之后之儒者，遵循夫子之教，千百年来形成了一个教育的次第，即《三字经》上讲的：“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经既明，方读子。”“经子通，读诸史。”在此教育次第之下，安排有蒙学以及经史子集技艺等学问阶梯。此次第看似笨拙，实际则是循序渐进步步为营，每每学到一个步骤，则有此步骤之所得。而观季谦先生之教育规划，前面的私塾阶段，只是教儿童背诵经典，而不讲解其意，明显是将教育打成两截。如果儿童不能完成预期的背诵量而不能进入象文礼书院这样的学校的话，那岂不是背诵了一大堆文字符号而已？这与教育岂不是相背离？且季谦先生安排的经典内容为儒释道西，虽曰宏博，实则杂糅。要知儒释道西各家三观都不相同，如一同进入儿童青少年的头脑当中，难免将会导致人的三观错乱，导致人的精神上的混乱而不清明。再，即使纯以儒家经典为主体修学内容，也要有个“家法”、“师法”，方为私塾教育之正途。否则，仍然易让学人无所适从。

廣毅君一开始就进入季谦先生倡导的儿童读经教育活动中之后，参与了季谦先生形成“老实大量读经”读经理论的全过程，耳闻目睹了“老实大量读经”理论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缺陷，故而毅然脱离此种读经教育模式，走自己的路。从而自己摸索发明了现代私塾教育模式，即崇儒私塾教育体系。此体系纯以儒家四书六经为学习的主体内容，分以儒童、儒生、儒士、儒师四阶梯层层深造，每层有不同的主体课程，以养成通经致用的士君子为目标。教学方法为：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目标管理、读解并行、经史合参。

纯以儒家四书六经为学习的主体内容，这不是保守，而是为了纯正。因为儒家三观与中国百家和西方诸子都不同，儒学内可以成就圣德，外可以建设王道，就是因为儒家三观特别中正。“私塾乃古小学阶段的主要施教之所，所教所学，无非洒扫应对进退之节，诗书礼乐之文。现代私塾，既然是对古代延续两千五百余年私塾教育的回归，也当谨遵此家法而不可离也。”“不以六经四书为教学核心内容的便算不得儒家私塾，圣人之徒，不教导学生读圣人之书，习圣人之道者，亦算不得的好私塾先生。”故现代私塾以儒家经典为教育的主体内容，以教养学人树立儒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是体现课程设置的正确性。

廣毅君将私塾阶段教育分以儒童、儒生、儒士、儒师四阶梯可谓一大发明，按其安排的教学内容也合古人的常规教学次第。对四书六经的学习安排想必人们一般没有什么异议，但对儒童安排有《百家姓》《重订增广贤文》之类的蒙学内容，开始我是有些疑惑的，以为之中太世故。然仔细思量则不然，人在其一生当中，诸多常识诸多世情不能不知，有个学习预备，不能说没有必要。儒童教学安排还有其它蒙学，《弟子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千家诗》等，且廣毅认为此蒙学是之后经学学习的基础，不能躐等，我深以为然。许多高明之人做事包括做私塾教育不肯循序渐进按常规之法来做，我想原因或许有二：一是不屑，一是我固。究其原因，我想无非是老实得不够，至诚度不够。

关于解经系统，廣毅也是承接古代解经系统，以汉儒的《十三经古注》为教材，以《十三经注疏》为正统的经典解释系统，边读边解，直接走在正确的经典学习之路上。

除开学习儒典之外，当然还有其他相应课程，如数学、中医、健身、雅乐等，亦有次第安排。值得注意的是，崇儒私塾教育体系还注意了男生和女生基于性别差异的教育，这都是传统私塾教学的回归。

廣毅认为，根据人的成长阶段，可以把人一生应接受的教育概括为“三生”教育：“一、生活常识的教育；二、生命意义的教育、三、生存技能的教育。三方面教育虽然在不同阶段侧重点不同，然又是相互参照相辅相成。比如人在十岁之前当侧重于生活常识的教育，十岁到十八岁则侧重于生命意义的教育，十八岁后则侧重于生存技能的教育。”而私塾教育作为基础教育，“则其所教所学不宜直接指向任何特定的专业领域，不然便是故步自封，画地为牢，不知生命之多样，世界之精彩。”故私塾阶段的教育重点在此三个方面：“一，自主学习能力之养成；二，是非判断能力之养成；三，日常礼节之养成。”廣毅的崇儒私塾教育体系正是这样做的。

廣毅君所重新发明的崇儒私塾教育体系既是基于传统私塾研究的结果，也是其自身实践的成果。有意思的是，廣毅还和他的同事们研究讨论了清末胡适之、齐如山、老舍、丰子恺、茅盾、鲁迅、丁玲、梁实秋、梁漱溟、冯友兰、萧乾、周一良、季羡林等十三位先生的私塾学习情况，发现他们之中大多人在私塾学习时多是一味地追求背诵上的数量，也是相当于“老实大量读经”，“包本”，读而不解。结果“这些学者受清朝朴学风气影响，在否定了汉、宋的解经系统后，意图以考据、文字、音韵、训诂等方式重新解释经典，最后导致几千年沉淀下来的圣贤经典所承载的精神义理被完全抽空，只剩下了支离破碎的考据文字音韵训诂与历代注释大杂汇，”根本未能让自己建立起对儒家文化的坚定信仰。结果是太多学者们在西学面前，丧失了自身固有的文化立场，走向了全盘西化道路。

如果说季谦先生的推广儿童读经是使基础教育回归人本教育回归人性教育的一个突破，那么廣毅的崇儒私塾教育体系则是使基础教育回归人本教育回归人性教育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实现。

廣毅对中华文化的复兴的热忱并不仅仅停留在私塾教育的研究思考和实践上，还延伸到了社会公众领域和社会治理层面。《教育咨询——儒教复兴新思路》、《曲阜儒化方案设想大纲》两文，就是他以儒家精神义理应对和解决当下的社会问题，为儒家宪政的实现寻找可行之道。曲阜儒化方案设想在目前看来或许有点遥远，毕竟目前儒教复兴力量还是比较微弱，但焉知不久的来日不会有“特区”的实验和设置？！

中西问题如何处置？有说中体西用，有说中西汇通，但事实的结果给我们看到的却是以西解中，全盘西化或严重西化。廣毅以为：“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如科学、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必定要以西方文化制度为基础。而在中体西用的表述下，中西其实为平等关系。中体开中用，西体开西用，而今却并列二者，只会有三种结果，要么中西对立，要么有中无西，要么有西无中。”“既然中体西用论有问题，到底该如何才是正确？作为洋务派思想家的冯桂芬先生早先提出的的中主西辅论，既确立了两者的主从关系，又避免了相互间的吞噬，免去了很多不必要的枝蔓，在今日依然可作为面对西方文化的主导思想。”我以为，这样的处理是恰当的。由于西学的西体是神创论或智测的形而上学（此智测的形而上学其实也是神创论，可称泛神教。），并不是真实的对天道的认识，故其在政教合一时代，开出的政治必定是窒息人性的；而当“人”的价值被得到肯定和认识、不真实的神创论被挑战之时，人本主义之学说也就首出。但作为“用”的人本学说又不能没有一个“体”来作为“源泉”，故在西学当中，“神创论”的一神教只好退居第二线，形成西方所谓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的社会治理模式，即民主自由的社会治理模式。而中学是体用一如的学问，故当君子圣贤在位，建立的社会治理模式则是王道政治；君子圣贤不在位时，则形成君主制，也即君王与士大夫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而西学中的自由主义（人本主义）学说作为西学仅是“用”的部分来到中国，由于它本身不相信“体”、不相信“天道”，它就必定要消灭中国儒家的道统，而儒家道统是天道地道人道的合一，自由主义要消灭儒家和道统也必然要消灭儒家的地道和人道，这都是犯天地间之大忌。所以在中国，无体的自由主义要首出掌权就极易变质而走向极权专制主义，此乃天道易理使然，历史证明也是如此。

《曙光——开启读经新时代》是一个儒者的践行，也包括一些思考，里面没有豪言，也没有壮语，也没有豪雄的气派，但儒者的那份浩然之气却流行于平实的文字之中了。能够仔细阅读她的读者一定能够为著者的至诚之心和扎实学问所触动，从而坚定着自己前进的步伐。

罗辉

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己亥三月十九日庚寅

西元2019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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